蒋介石——失败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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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让我们先从蒋介石先生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说起吧。我们转统的说法是蒋在上海做投机生意失败,不得不转投到孙中山的麾下,企图以此来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事实是这样吗? 说这句话的人忽视了一点,蒋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的会员。其时应为1908年,蒋在日本振武士官学堂学习时就已经加入了同盟会投身革命。当时蒋也只是18岁的热血青年,又有谁能在事隔近100年之后凭自己的主观印象就断定一个100年前的20来岁的青年的行为是“投机革命”呢?当时与蒋一起投身革命的

让我们先从蒋介石先生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说起吧。我们转统的说法是蒋在上海做投机生意失败,不得不转投到孙中山的麾下,企图以此来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事实是这样吗?


说这句话的人忽视了一点,蒋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的会员。其时应为1908年,蒋在日本振武士官学堂学习时就已经加入了同盟会投身革命。当时蒋也只是18岁的热血青年,又有谁能在事隔近100年之后凭自己的主观印象就断定一个100年前的20来岁的青年的行为是“投机革命”呢?当时与蒋一起投身革命的还有与蒋年岁相仿的汪精卫等人,汪也是同盟会会员,出于尽快的推进革命进程的目的,汪潜入北京欲刺杀清政府的摄政王。事情败露后汪被捕,在狱中汪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绝命诗。准备以死报国,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捡回一条命,难道这也是“投机革命”?有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来“投机”的吗?人是复杂的,会变化的,不要把历史人物当作京剧中的角色而脸谱化了!


辛亥革命前夕,蒋秘密潜回上海准备起义,后随革命党人陈其美在上海建立革命政权。辛亥革命失败后蒋流亡日本。蒋也被袁世凯下令通缉。其间他曾受孙中山派遣到东北考察,准备起义,因条件不具备而作罢。又受命担任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的党务部次长,直到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国运动”蒋听从孙中山的命令到陈炯明的粤军中任职,因无法忍受陈的军阀作风旋即去职。他还数度作为许崇智的副手参与指挥“北伐”。1921年6月16日陈炯明悍然发动兵变,炮轰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蒋介石闻讯由上海南下,陪孙中山在“永丰”号(即后来的“中山”号)军舰上一起度过了最危险、最困难的56天。这56天是在敌人的炮口下度过的,随时有生命危险。这就是后来大陆的历史书上常提到的蒋介石最大的一次“投机革命”。我不懂说这话的人是什么心态,同在一条船上,孙中山是“蒙难”,蒋介石却成了“投机”!我看如果不请说这些话的家伙到炮口下也去“投机”一回,他们是学不会也搞不懂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不正应了一句中国的老话“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再不客气一点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任命他最信任的蒋介石任校长。蒋公鞠躬尽瘁,身体力行,严格要求。他亲自参加每天的出操。为激励学员为国效力,在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役中他带领黄埔学生军浴血奋战,他始终战斗在最前沿。在他的努力下,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军事人才。这些人在后来的北伐推翻北洋军阀以及八年抗战驱逐日寇中起到了骨干和主力军的作用。这是蒋公为中华民族做出的突出贡献。后来他又担任由北伐军黄埔学生军扩编成的北伐军,从革命基地广东一直打到北平,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降服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奉系军阀。初步结束了北洋时期军阀割据一方,拥兵自重,连年混战的局面。在接下来的20世纪30年代(准确说是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黄金时期,虽然这时期外有日本军国主义的虎视眈眈,内有中共的武装割据,一些地方实力派对国民政府也是阳奉阴违。但即使是在如此的内外环境下,国民政府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一些产业如棉纺织业初步具备了国际竞争能力。一些现在国内外知名的大学如南京大学(旧称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等都在此时创办。许多著名学者也在这时步入他们学术生涯的黄金期,比如鲁迅、胡适、郭沫若等等。就连后来中共建国后“两弹一星”的元勋也是在此时接受的大学教育,可以说是国民政府为后来的中共储备了最优秀的人才。而中共自己在建国后的整整30年的时间里一直忙于政治运动,荒废了教育,禁锢了学术,许多优秀的专家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入牛绷,甚至被迫害致死。


蒋公对全面抗战其实早有统筹决策,他并不是一个只被局势牵着鼻子走的人。他在9.18后之所以默认张学良的不抵抗,下野复出后也只对日本采取一连交涉、一边抵抗的政策,并不是因为他生来惧日,而是他鉴于国家实力与国际局势,不轻易作玉碎的慎重之举。当时老毛子放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际社会只作口头同情外别无实际表示,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孤身抗敌难有胜利的希望,更何况内部不一,军阀割据一方,对中央有时公然反抗;红军则公然建国,有时还抄掠抗战军队的后方。所以如果当时即与日本决战,除了义和团式的自取其辱外,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对于像蒋这样一个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待的人来说,不可能选择这样策略;更何况当必败的命运到来时,他本人将蒙受更大的耻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与敌作最后决战,他在1934年的一次对军官演说中明白表示,中国将来不仅要收回东北,而且连朝鲜、台湾也要收回。他在1932年至1937年的抗战准备阶段,他事实上采取的是“安内先于攘外”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对外来侵略不抵抗,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三次大的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不是有他的嫡系精锐参战就是有他亲自指导,这些事实完全可以戳穿他对外不抵抗的谎言。


至于他的安内策略,则主要是借“剿共”来稳住对日关系,并借“剿共”来收伏各路军阀,为全面抗战争取大后方。他在1933年8月17日日记云:“大 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 ,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 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二只日记充分体现了他的安内思路。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他的安内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载“......1931年2月,(蒋)所拟订的对日作战全盘计划,特别重视大后方的经营。鄂、豫、皖剿共军事结束,即命他的基本部队胡宗南师移驻甘肃,赶筑公路,准备于开战时将中央政府迁往西北。第五次围剿胜利完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饬行政,推进建设,旋去成都,设行营于重庆,督导西南军政,中央的权力遂及于西南三省。此为近二十年来未有之事,改定四川为将来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四月,复莅成都、昆明、贵阳,设中央军官学校成都分校,认为四川为天然的根据地。


后来的事实说明蒋公确有先见之明,正是由于蒋公的未雨绸缪,使中国能在日本军国主义空前的军事侵略面前站稳脚跟。特别是在国家经济基础还非常薄弱的情况下修筑滇缅公路更是彰显出蒋公的高明之处。全面抗战爆发后它成为中国在丧失全部海岸线后唯一的对外交通线,成为中国八年抗战中的生命线。更为重要的是,在外敌面前蒋公停止了对夙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讨伐,尽管先前他与共产党方面有过十年的军事上的交锋。有人会说这是由于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蒋公只是在“西安事变”中顺应了形势而已。事实是这样的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时共产党方面为什么不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时国民政府军队正在凇沪抗战前线与日寇浴血奋战,为什么这时不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呢?而偏偏要等到4年之后的陕北“瓦窑堡会议”?答案很简单1931年红军正处于军事上的极盛期,当时军事上接连打败了国民政府4次“围剿”,风头正劲,政治上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又怎么肯向夙敌低头认小呢?至于守土御外,那是你政府的天职,与我等何干?那时手握数十万雄兵的共产党是决不甘心在所谓的“统一战线”中当个配角的!其目的就是要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可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红军被国民政府军队追的慌不择路,区区3万人马局促于陕北贫瘠的黄土高原,朝不保夕。没有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本钱,只能祭出“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以图自保。


蒋公深知日寇虽然能猖獗于一时,但它终究是个小国,中国只要战略战术得当,就不怕它,所以日寇必然不可能统治我泱泱中华。但共产党不同,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传统的“杀富济贫”思维之上加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装,对中国的下层民众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对政府构成极大的威胁。而且在对中国最广大的下层农民的争夺中,国民政府几乎是处于天然的劣势。其实国民党早在孙中山时期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这种政策与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有着很大的区别,就是它主张在政府财力允许时由政府出钱赎买地主多余的土地。这种做法最大的好处是能既解决困扰中国农村发展的土地问题,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它的全面实现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国家政局稳定,经济许可。


但可惜的是从1927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一直到1949年大陆沦陷,一直没有这样的条件。而共产党就不同了,它搞的是急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用共产党自己的话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很简单的把地主的土地拿过来分给农民就行了。这种做法不要求有多高的国内外条件,只要手里有武装就可以了。你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国民政府还怎么同共产党争夺农民呢?


虽然蒋公深知共产党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虽然共产党暂时由于实力不济而低头认小,但一旦实力稍有恢复必然会故态复萌,绝不会甘心久居人下。且共产党的“人民革命”效仿的是苏俄,目的是在中国建成俄式的高度集权,压制的政体。而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效仿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目的是在中国建成民主、自由、分权的政体。道不同不相于谋。虽然蒋公深知这些。但他在外敌猖獗之际,毅然决然的捐弃了与共产党的政治分歧,共赴国难。在八年抗战的漫长过程中,虽然双方不断有摩擦,但蒋公都审时度势,维护了共同抗战的大局。并且国府方面还一直给共产党发军饷,给被服。


而共产党呢?钻到敌人后方,避开敌人的主力,不断的发展壮大自己。虽然其时共产党的军队表面上被国府收编,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的招牌,但实际上根本不听国府的军事调遣。如果地方军阀对国民政府阳奉阴违,但政府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制约和调遣的话。对共产党根本就毫无办法,共产党完全就是独立王国。在它的控制区域内完全就听不到中央政府的消息,共产党一面拿着国民政府的粮饷和补给,一面继续在它的势力范围内对国民政府和其领导人蒋介石肆无忌惮的大加污蔑。其兵力也飞快地从抗战之初的3万人发展到1938年的20万人,1939年的50万人,到抗战结束时更是达到正规军120万,地方部队和民兵200多万。与国府兵力已相差无几,对这些蒋公看在眼里,忍在心上。唉,在任何一个统治者眼里都是养虎为患啊!为了民族大局,蒋公和国民政府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也为日后国民政府的败走台湾埋下了伏笔。


在抗战之初,蒋公就在庐山发表演说,要求“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极大的鼓舞了人心,激励了士气。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蒋公不避敌人的优胜兵力兵器四处巡视。哪里战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有一次他飞到桂林亲临一线视察战况,结果被日本人知道了,日本人出动飞机轰炸他的住处,蒋公险些被炸。还有一次,在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期间,他亲临缅甸视察部队,慰问将士,鼓舞士气。在途中突遇敌机,多亏飞行员的临机处置及时有力才化险为夷。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整个抗战期间,蒋公就是这样不顾自己的安危,在他身上凝聚着全国的民心士气。


在抗战最危险的1942年,蒋公向全国的有志青年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广大青年踊跃参军,蒋公以这些青年为基础,为他们配备从“驼峰航线”运来的最先进的美械装备。组建了著名的国军“五大主力”。——第五军、十八军、七十四军、新一军、新六军。这些部队成为国军最具战斗力的部队。在与日寇的战斗中真正发挥了蒋公所期望的主力作用。在整个抗战期间,蒋公所领导的国军始终是抗战中绝对的主力,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最可靠的顶梁柱。


有人习惯拿抗战中正面战场国军的大退却来说事,企图以此证明国军的所谓“消极抵抗”。说这话的人没有一点的军事和政治头脑,在优势的敌人面前,退却有时是最好的防御,中国在抗战中一再的退却是不得已的选择,中国只能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才能在战场上拖垮敌人。其实蒋公的“以空间换时间”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本来就是一个意思,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可为什么有人在评价这一段历史会厚此薄彼呢?再说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都曾有过大退却,难道他们都在“消极抗战”吗?如果不是蒋公始志不虞的意志,坚强用力的领导,正确合理的战略。我们说不定早了被日本人牢牢的统治住了,现在正在学日语,穿和服,向天皇像鞠躬,向膏药旗敬礼呢!蒋公是使我们避免了这一宿命的民族英雄。抗战期间流行在大后方的一首民谣很能说明当时的普通民众对蒋公的感恩心理。


这首民谣是这么说的:

打起螺号敲起鼓,

咱们的蒋委员长调队伍,

人强马壮真威武,

要打败日本鬼子收国土。

桃呀桃子花,

李呀李子花,

抗日的领袖人人都爱他!

… …


这就是人心,这就是历史,你或许可以蒙蔽少数人,但绝不可能蒙蔽所有人;你也许能欺骗历史于一时,但绝不可以永远编造篡改历史!绝不会!


其实人民有那样的情绪一点也不奇怪,抗战之前,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国家毫无国际地位可言。可在抗战之中,蒋公领导中国人民奋起抗敌,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列强的尊敬。经过交涉,中国废除了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收回了全部“租借地”。蒋公代表中国出席“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丘吉尔平等协商。中国也成为联合国的四个主要创始国之一,并且,在《联合国宪章》中,中国的国名列在美、苏两大强国之后,英、法等老牌强国之前。中国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蒋公本人也被国际舆论列为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同列的二战盟国四大伟人之一。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人民在抗战结束时就“站起来了”!而根本用不着数年之后的那位军事上的侥幸胜利者跑到城楼去做什么“宣布”。他也没有资格去贪天之功,把属于别人的历史功业硬记在自己身上,这是标准的“欺世盗名”!


抗战结束以后,面临着统一国家的军队和行政,建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为此,国共两党在重庆展开谈判,会谈中,两党都同意要实现国家的民主化,实行多党制。但是共产党提出要单独占有北方数省,同时保有至少20个师的军队。国民政府方面认为这是武力割据,是国中之国。认为军队国家化和国家政令的统一是谈判的底线,否则必然会重蹈北洋时期军阀武力割据,各霸一方,中央政府无力制约的覆辙。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都不会容忍在自己的版图内出现武力割据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的中央政府都会毅然决然的做出同样的选择——诉之于武力,就向当年的林肯一样。我们今天反对台独分子的企图,并且,时刻准备使用武力。其实站在当年国民政府的角度上看问题,当年的共产党又何尝不是“分裂势力”呢?那么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而与割据势力开战有什么错呢?可为什么有人把重庆谈判破裂的责任单单记在国民政府头上呢?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吗?不是,这是典型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做了多少坏事,多少好事,他们只看你最后是否成功。其实,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所在。


国民政府的失败是命中注定的,中国具有最适合共产主义思潮滋生蔓延的土壤,而中国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力要拿下的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到中国成立的组织,曾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设支部而存在二十多年,(1935年长征中的中共发生内讧,毛泽东与张国淘争夺最高领导权,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手握重兵的张国淘不得不向毛表示臣服,由此可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上下级关系)一直到抗战结束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在组织上获得独立。即使到了那时,苏联仍然不愿意切实履行它对国民政府做出的承诺,在国民政府军队接受东北时使绊子,把东北的大片土地和原日本关东军的大批武器交给林彪率领的部队,使其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从10万人发展到100多万人,许多学者认为共产党方面获得当时中国唯一的重工业基地东北是它能在很短时间内战胜国民政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由此可见,国民政府的对手绝不仅仅是共产党,还包括站在它身后的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向中国输出革命的胜利。


1949年蒋公率部退居台湾嘬尔小岛,刚开始时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在那么险恶的国际环境中,蒋公发奋进取,把这个小岛建设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一块圣土。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红太阳”唯一照不到的中国领土——台湾成了中国发展最快最好的地区。蒋公还毫不留情的打击“台独”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在他晚年的日子里,他不愿意在小岛上称孤道寡,他为了给历史以交代,他派人与大陆方面秘密接触,经数度谈判达成一致意向。蒋公带领国民党回归大陆,向他的老对手——毛泽东承认国民党的失败,接受共产党方面的领导,这需要多么大的政治勇气和胆识啊!要知道当时的大陆正把他描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暴君,中国人民的头号公敌,大流氓、大汉奸”。


可惜,由于大陆方面爆发空前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些已经谈成的条件却未能变为现实。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蒋公仍然处处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1974年,中国大陆与南越当局为争夺西沙群岛的主权而爆发海上军事冲突。蒋公主动向大陆军舰开放了台湾海峡,交出了海峡的控制权。在大陆如火如荼的开展文革时,蒋公对民族文化的被破坏感到痛心疾首,他在台湾大力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使今日的台湾比大陆保留了更多的中华传统文化。今日的台湾人人讲普通话,写繁体字,报纸甚至还有用竖排版的,中秋、清明是法定假日,许多老年人仍习惯穿长袍马褂,等等!


不管人们怎么评价蒋公,如果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情绪,我们都会说,蒋公是伟人,一个失败了的伟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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