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末路:杨靖宇的最后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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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日军和叛徒的重重围剿之下,杨靖宇与敌人多番激战。“放下武器,保留生命,还能富贵”!叛徒们的喊叫,迎来的是杨靖宇手枪里的子弹。 本刊记者 杜兴 1939年的冬天,对杨靖宇以及他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来说,格外寒冷。 这一年,日伪当局把“大讨伐”的重点转移至通化、吉林、间岛省等东南满地区,直指抗联第一路军。 1933年,杨靖宇担任政委的南满抗日游击队仅30余人。几场硬仗打下来,他以自己的威望,以及“豺狼入室、一致对外”的统战原则,逐渐“赤化”了多支零散的抗日山林队。4年之后,抗联第

在日军和叛徒的重重围剿之下,杨靖宇与敌人多番激战。“放下武器,保留生命,还能富贵”!叛徒们的喊叫,迎来的是杨靖宇手枪里的子弹。


本刊记者 杜兴


1939年的冬天,对杨靖宇以及他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来说,格外寒冷。


这一年,日伪当局把“大讨伐”的重点转移至通化、吉林、间岛省等东南满地区,直指抗联第一路军。


1933年,杨靖宇担任政委的南满抗日游击队仅30余人。几场硬仗打下来,他以自己的威望,以及“豺狼入室、一致对外”的统战原则,逐渐“赤化”了多支零散的抗日山林队。4年之后,抗联第一路军成立,队伍已有六千余人。杨靖宇率领司令部及属下三个方面军分散游击,“据有山丘密林之地面为所欲为,不仅对部落、矿山、警备机关进行袭击,掠夺,且胆敢迎击移动中之日本军部队。”仅1936年,南满日伪军就遭到抗联袭击12280次。


作为“最顽固”之“匪首”,杨靖宇及第一路军司令部,自然成了“大讨伐”的重中之重。


1939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年度《治安肃正计划要纲》中特别强调,“对于捕杀匪首杨靖宇等须全力以赴”。伪满洲国治安部《治安肃正要纲》所附悬赏规定里,杨靖宇名列第一。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三浦随即命令,“以杨匪首为目标,坚持追击,捕捉歼灭,行动地区不受限制,神速灵活行动,努力利用夜间进行急袭和奇袭,进行搜捕。”


在此严酷的形势下,抗联中有人提议,把部队暂时转移到苏联“避一避”。“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你跑到苏联去还叫什么抗日联军?抗联是打鬼子的,就得坚持战斗。”杨靖宇坚决否定了这个建议。还有人提出把司令部藏到长白山深山里去,其他部队在外面牵制敌人以保卫司令部。“抗日抗日,你走了还叫什么抗日,你到长白山里猫起来,这叫什么抗日!”杨靖宇激动地喊道。司令部特卫排长张秀峰回忆,“他的声音非常大,嗷嗷的。”


9月,“吉林、通化、间岛三省日满军警联合作战司令部”成立,关东军吉林长春地区守备队司令官、陆军少将野副昌德为总司令官,统一指挥三省军警联合作战。这大批兵力,包括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5个大队,满军7个旅,三省警察队和热河、奉天、滨江、锦州四省增援队,以及叛徒程斌、崔胄峰、唐振东为头目的“挺进队”,总数约2.5万人。此外,还配有一个飞行队。其作战原则是:同时遇上“土匪”(抗日山林队)和抗联,专打抗联;同时遇见杨靖宇部队和其它抗联部队,专打杨靖宇。


一张空陆交织的大网,正向杨靖宇撒来。


9月30日,桦甸县头道溜河口一个废弃的满军兵舍里,杨靖宇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第一路军主要负责人会议,为粉碎敌人“聚而歼之”的图谋,决定“化整为零”,将抗联第一路军编成若干小股部队同敌人周旋,而他居中指挥协同作战。


11月22日,杨靖宇率领司令部直属部队400余人在蒙江那尔轰设伏袭击,“毙敌三十余人,伤敌无数”。此后,他便率部消失在茫茫密林之中。


持续减员


12月7日,杨靖宇与日军有马部队在龙泉镇北方角杆顶一带激战,毙伤敌军10余人。两天后,于蒙江西北小孤顶子与日军渡边部队激战数小时,而后甩掉敌人,穿越抚松公路南下。


起初,部队行进比较顺利,打了若干次胜仗,而且有一段时间,“讨伐队”几乎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杨靖宇率部先后在蒙江翁圈与李兴绍、曹亚范部,在蒙江珠河与韩仁和所率少年铁血队,在临江西南岔与二方面军参谋林宇诚部汇合,并在大四方顶子修整了十余天。


但另外一个问题越来越突出,那就是给养。


“那时我们抗联缴获了不少钱,每次战斗下来,都要奖励立功人员,所以战士手里也有钱,但是有钱买不到东西,”抗联战士沈凤山回忆。


为了隔断抗联与当地百姓的联系,日伪当局采用“归大屯”、建“集团部落”等方式,将居民集中起来,并在森林中开汽车道以减缩游击队的活动地域。抗联的物资来源变得越来少,只能依赖密林深处的营地储存的食物。而在这次“大讨伐”中,由抗联叛徒组成的“挺进队”,专门寻找秘密营地,破坏粮仓。


严重缺粮的时候,抗联战士只能铲开积雪刨草根,或者扒下树皮,先把老皮刮掉,把里面泛绿的嫩皮一片片削下来,放在锅里煮成糊糊吃。


为了解决给养问题,杨靖宇率警卫旅与李兴绍、曹亚范部奔赴临江,计划主动攻袭林子头、白水泉子和八道江铁路工程现场。


12月24日,部队行至临江县大板石沟附近,遭日军渡边部队满军步兵三团堵截,杨靖宇指挥部队激战一天之后退回森林里。两天之后,部队转移到临江三岔子北方15公里处,又与满军步兵七团激战,抗联伤亡惨重。


这一仗明显地暴露了行踪,杨靖宇决定取消攻袭铁道工地计划,并再次分兵。


12月末,在蒙江头道老岭地方,杨靖宇将司令部周围的部队分散开,命令曹亚范率一方面军袭击蒙江西部的龙泉镇,李兴绍参谋率部分队伍转移,在头道花园又与二方面军林宇诚部队分离。而他自己率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战士,准备绕道蒙江东南赴蒙江北部一带与敌周旋。


而在蒙江县公署,1940年1月6日至8日,伪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主持召开了“讨伐”杨靖宇讨论会,与伪吉林省“讨伐队”本部之野田茂等人共商“讨伐”事宜,决定加大力度,采取“狗蝇子”战术,“盯死”杨靖宇。


9日,杨靖宇率领300人,先在蒙江县错草子与小滨、渡边部队交战,又与日军小滨部队,以及叛徒程斌、崔胄峰率领的“挺进队”在蒙江青江岗北方西岗激战数小时,然后向北撤走,但依然没有摆脱追兵。


11日,杨靖宇决定再一次分兵。警卫旅政委韩仁和警卫旅一团政委黄海峰率警卫排60人,从西岗分头转移北上,而他自己则率机枪连一排、特卫排、警卫旅一团四连和少年铁血队共200人继续留在西岗活动。


一次次分兵,让其他指挥员率领属下战士离开司令部所在地方,其目的,一方面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则是让其他战士能够安全脱险。但他的分兵并没有起到意想的效果,“讨伐队”依然像“狗蝇子”一样盯着他。


“敌人先是白天追,晚上宿营。”沈凤山回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能休息,后来就不行了。他们白天一伙,晚上一伙,换着班追,我们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


气象资料显示,当时蒙江地区夜间最低温度,往往是零下42摄氏度。杨靖宇警卫员黄生发回忆,雪地行军,战士们的上衣全被树枝扯开花,白天黑夜都挂着厚厚的霜,而裤子总是湿的,寒风一吹便冻成甲,很难打弯儿,迈步都吃力。鞋子跑烂了,就把棉衣揪下一块包脚,割几根柔软的榆树条子绑上。


张成为是1939年冬天参加抗联的,当时杨靖宇的部队已经到了最艰苦的时候。据他回忆,战士们又累又饿又困。到最后,行军时一个牵着一个的衣襟走,边走边睡,听到枪声,扑棱一下往地上一趴就开战。走着走着有人倒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机枪连有个姓刘的山东小伙,一把大刀耍的精彩。这么一个好小伙,在行军中倒下了。当时杨司令还远远地在后边喊:快,快看看小刘,接一把,别让他倒下了!结果晚了一步,他就那么倒下去再没有站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战斗牺牲之外,许多战士冻死、饿死,部队持续减员。


但比饥饿和严寒更让杨靖宇痛心的是,在这次“大讨伐”中,抗联出现了不少“朝露”和“秋草”,带枪逃跑事件层出不穷。部分逃兵更是转而投降日军,加入“挺进队”,成了剿杀杨靖宇的先锋和主力。


叛徒,叛徒!


“当年敌人的宣传攻势很厉害!”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回忆,在山林里随时可以拣到敌人的传单,“有一张宣传原来杨司令的警卫员吴瘸子,印着他叛变后披红戴花,‘喜宴喝酒’、‘洞房之夜’等糜烂生活的照片。杨司令看后说,民族败类!”


抗联第一路军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在1940年写给中共驻苏联代表团的汇报信里,也提到日伪花样甚多的宣传战。除了炮制“东北抗联已经瓦解”等谎言外,日伪经常利用已投降的叛徒或者家属亲朋来说降,“甚至指派漂亮的妓女以性交作引诱,或者把男女性交的图片散布到抗联活动区域。”


1938年春天,与司令部失去联系一年多的抗联第一路军一师,处在日伪重重围剿之中。日军将师长程斌的母亲及哥哥扣押,随后,叛徒韩永好带着程斌的哥哥程恩来到一师驻地。程恩劈头就问,“你革命,你抗日,你还要妈么?”程斌说,“不革命不抗日也得要妈!”后来,程斌率部下115人集体投降,并成为日后“讨伐”杨靖宇的主力。


作为抗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程斌有“小杨靖宇”之称,可谓杨靖宇的臂膀,他的叛变,不但严重动摇了军心,而且使抗联的许多战术被日军掌握,给整个抗联部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1939年1月21日,警卫旅一团参谋丁守龙在蒙江县马架子被敌逮捕,他向敌人供述了杨靖宇“最近行动”、“南下之主因”、“青江岗北方西岗地区之行动”、“行动推测”、“杨匪主力行动之若干”、“杨今后蹯踞或逃避地点”、“抗联一路军编制”等各项军事秘密。


如果说,程斌的叛变使一路军经历了一次危机的话,那么这次丁守龙的叛变,就直接危害到杨靖宇及第一路军司令部的安全。


敌人从丁守龙的供述中掌握了杨靖宇的行动路线,据此调集了日军大原、有马、小滨、有政等部队,和伪满军第一旅步兵三团及程斌、崔胄峰的数支“挺进队”,由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指挥,在清江岗、北方西岗地区疯狂围剿。


在饥寒交迫、敌人不断追击的险恶形势下,杨靖宇决定继续向西突击以冲出险区。1月29日清晨,部队在四方顶子西坡——马屁股山陷入了敌人包围,伤亡70多人。两天后,又有一大股敌人寻踪围上来。当时,警卫旅一团、三团主力根据杨靖宇的命令已分头北上,在杨靖宇身边只有特卫排、少年铁血队、机枪连的60多个战士了。


而在此危机时刻,2月1日,司令部特卫排排长张秀峰携带枪支、机密文件、大量现金向五斤顶子森林警察队投降。张投敌之后,进一步暴露了第一路军司令部的行踪。敌人又从桦甸、安图等地调来大批日伪军,协助驻在通化、蒙江的“讨伐队”。


张秀峰的叛变,进一步把杨靖宇逼上了绝境。


孤悬敌后


2月2日清晨,包括叛徒程斌“讨伐队”在内的大批日伪军,在飞机配合下,向杨靖宇及司令部所在的那尔轰古石山发动进攻。此役过后,杨靖宇身边仅剩下30名战士。两天后,为解决给养,杨靖宇率部攻打新开河木场,可背粮的15名战士却被敌军冲散。此后,他身边只剩下15名战士了。


此时,抗联第二路军一名交通员携带着周保中致杨靖宇的信找到了杨靖宇。1937年以后,抗联第一、二路军的联系一度被阻断。为克服“我南北满军事联系与内部工作进行上发生的困难,对于全东北游击运动一致性之进展上的缺陷”,周保中派出交通员前往南满“接洽一切”,通报北满吉东地带“我抗日联军局部状况”,并盼望南满省委“派负责代表偕来吉东省委余处集议一切”。


不仅与抗联第二路军缺乏联系,1938年,曾在作战中相互支援的国民党王凤阁等友军也先后覆灭,抗联第一路军孤掌难撑。


而另一方面,“从满省时代至现在差不多二年多的长时间,……不能得到(中央)指示与领导,……这在工作上有了很大的损失。”1937年1月16日,杨靖宇在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的信里说,“……特别是军事干部,现在干部困难到现在的队伍数量的范围内维持现状的干部也不够,……望你们勿(无)论如何急速帮助几个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为要。”


针对这一情况,1940年4月,魏拯明在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里也称,“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我们很忧虑万一再度长期断绝了这种联络时,不知将来更要遭到怎样严重的后果呢?”


人越打越少,又没有队伍来援助,与组织长期缺乏联系,对杨靖宇来说,此中孤独自不堪言。


孤身战死


2月8日,杨靖宇患了重感冒。


为了轻装行军,部队的帐篷、火炉早就扔掉了。几名警卫员只好用斧子砍些树枝铺在地上,又找来一块木头当枕头,让杨靖宇在上面,并在他身边生了一堆火。不巧,火堆上蹦出的火星,将杨靖宇的棉裤烧了个大窟窿。


警卫员黄生发看到后,把自己棉袄上的下襟撕下一块,让杨靖宇补棉裤用。杨靖宇见此很不高兴,批评黄生发,你怎么撕棉袄?黄说,我棉袄缺一块,还有棉裤腰挡风。但杨靖宇的棉裤是黄的,补丁是白的,补完之后不好看。黄感觉很不好意思。“杨司令笑着用手摸了摸补丁,说:‘很好,很好,这是友谊的象征。’”


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撒下的传单称,如果投降,整个东边道归杨靖宇管辖。“我捡起来递给杨司令,他看了后轻蔑地笑了笑,团了几下丢进火堆。”仅剩下的十多个战士,围坐在火堆边,听杨靖宇讲他的革命经历。“我们随他的话激动着,仿佛跟着他出入监狱,跟着他闹土地革命,跟着他在白区做地下斗争……”


多年以后,黄生发还记得,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杨靖宇始终“坚毅、豪迈、沉静”,“谈笑风生”。曾担任抗联第一路军六师师长的金日成,多年后也回忆说,“这是困难时刻的相逢,……杨靖宇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眼就吸引了我。我一看杨靖宇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一个忠厚而热情的好汉。”


次日下午,西北岗上突然响起了枪声,程斌的“挺进队”又追来了。杨靖宇果断地将15名战士分成两拨突围,跟随杨靖宇的仅剩7人。


2月12日,天刚蒙蒙亮,敌人一边打枪,一边叫喊:“快投降吧,投降了有梗米洋面吃……”此时,杨靖宇一行,只有黄生发背包里有一块苞谷干粮。


“现在情况很紧急,我们分开走。”杨靖宇说。大家都不同意,表示不能离开,“死,也要死在一块。”杨靖宇耐心地解释:“多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死在一块有什么好呢?”他当即决定,由黄生发带领三个受伤的战士往回走,并联络部队到七个顶子汇合。他自己率领朱文范、聂东华两名警卫员继续向前。


2月15日,程斌率“讨伐队”搜索杨靖宇等人的行踪时,在五斤顶子北方山坳的雪地上发现了一道足迹,急忙追去。


日伪资料《阵中日志》记载,“他(杨靖宇)已经饿了好几天肚子,但是跑的速度却很快。两手摆动得越过头顶,大腿的姿势,像鸵鸟跑的那样。”然而,杨靖宇毕竟几天没吃一顿饱饭,身上乏力,下午3时许,敌人终于追了上来。


杨靖宇在距敌300米的地方,利用地势连续射击。混乱之机,他再次甩掉紧追不舍的“讨伐队”,但其左臂中了一枪。敌人称他“完全像巨人那样跑着,最后终于逃进密林之中。”


从15日清晨起,“讨伐队”经过一次战斗,加之十几里山坡路的拼命追赶,被杨靖宇拖得疲惫不堪,陆续有人掉队。日军有关资料记载,“早晨出发队伍有600人,逐渐剩下300人、200人、100人,到16日凌晨两点钟,仅剩下50人。”


2月16日上午,杨靖宇逃出包围,派警卫员朱文范、聂东华去附近买食物。


在蒙江县城东南6公里的大东沟部落附近,朱、聂被敌人发现,二人牺牲。敌人在他们身上搜出杨靖宇的印章,认定杨靖宇就在附近,于是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并通告附近村民 “入山打柴绝对不准携带午饭”。


一个星期没吃东西的杨靖宇只好继续辗转。2月22日,他走到蒙江县城西南方6公里处三道崴子,在一个空窝棚里过夜。没人知道,这个夜晚他想些什么。或许,他想到多年未见的父母和妻儿。或许,想起了三个月前他签发的《为世界大乱群起救国告东北同胞书》,“为了锦绣中华、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之解放和人权自由,(我们)曾饱尝风雪、奋不顾身与日贼血战8年。”或许,他想的最多的,依然是未来那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


2月23日上午,杨靖宇在窝棚附近碰见4个上山打柴的农民,拿钱委托他们买些食物和一双棉鞋。其中有个农民后来回忆,“我们对他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杀头。”杨靖宇坚定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外国人投降的。”


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叫赵廷喜,在下山的路上遇见了特务李正新,便一起去保安村伪警察分驻所告密。消息迅速报给了伪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岸谷根据报告中描述的体貌特征,判断此人就是杨靖宇!


岸谷马上派警察本部的西谷,率领抗联叛徒张奚若、白万仁、王佐华等21人,组成第一批快速“挺进队”。下午4时左右,“挺进队”赶到杨靖宇约定的交接食物的地方,发现了登山的大脚印。循着脚印搜索,终于在三道崴子703高地发现了杨靖宇,他们一边向岩石缺口处的人影开枪,一边分左右两队包抄过去。


这是杨靖宇及他率领的司令部,自1939年11月22日以来与敌人的第55次交火,这一次虽然是孤身应战,但他强忍着饥饿和伤痛,双手持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依然巧妙地和敌人周旋。最后,他被逼到山谷中的老恶河旁,依傍着一颗槭树射击。


“放下武器,保留生命,还能富贵”!叛徒们的喊叫,迎来的是杨靖宇手枪里的子弹。4点半左右,西谷见杨靖宇“豪无答应的神色”,于是下令“干掉他”。机枪手张奚若扣动扳机,一个点射,击中杨靖宇的胸膛。


杨靖宇倒在雪地上。


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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