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力量—北狩蚀日 新版—第一卷:三八线 第一章:战争脚步(一)上

红色猎隼 收藏 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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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30日,上午8点15分,已经年过五十的李圭昌象往常就着太太从冰箱里取出的辣椒、泡菜在爱人关切的目光中,一如既往吃完了自己手中的那一碗米饭。这是韩国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无论再忙老一代韩国人还是习惯在自己的家中吃一份与中餐和晚餐并没有太大不同的“韩定食”。当然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也令韩国年轻人逐渐接受了例如泡菜饭团和三明治之类的快餐。

胡乱的问了几句关于家中三个孩子的情况,李圭昌便和每天一样准时从自己位于韩国汉城市城东区的家里出发,发动停在自己家楼下那辆被在韩国称为“国民车”的索纳塔,前往自己工作的地点—位于这个国家首都—汉城市江南区多谷洞的韩国国家国情院本部大楼。

事实在穿梭在汉城数以万计上班族之中的李圭昌所从事的职业有些特殊,他是一名隶属于韩国最高情报机构—情报院的特工,准确来说应该算是一名资深的特工,甚至就算是平民百姓口中的“特务头子”。不过虽然身为韩国国家情报院之中地位极其显著的对朝鲜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李圭昌身上却极少有情报工作者的冷峻和阴沉,常年在办公室的工作甚至让他的体型显得有些臃肿,脸上的皮肤也日渐松弛起来。

作为统管韩国全国各军政谍报的情报机构,韩国国家情报院早已形成了一个原与自己的国力不符的庞大间谍情报体系。它的特工队伍庞大,仅总部工作人员就有2万—3万人;而包括为它服务的各种人员在内的总人数多达30余万人;每年仅活动经费开支便有3亿—4亿美元,相当于韩国8个正规军的年军费开支。

20世纪60年代以前,韩国的情报工作主要由军队和警察负责。韩国情报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朝鲜战争爆发前的1948年10月。当时的韩国国防部第4局,就是一个专门负责向北方派遣间谍,并防止其情报人员向南方渗透的特殊机构。1949年,美军撤出朝鲜半岛时,韩国政府应美军要求撤销了第4局,成立了陆军情报局全面接管了情报站。

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韩国军队的兵败如山倒,所谓韩国军方情报与反间谍工作也自然陷入了瘫痪状态。美军远东部队下属的谍报部队KLO(韩国联络事务所)开始接手对朝谍报工作。KLO原本是1949年美军撤离时留在朝鲜半岛的一个联络机构,因此训练了很多韩国情报人员。KLO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网罗从北方叛逃过来的年轻人。这些青年在KLO接受严格的谍报训练,被秘密送往北方,进行间谍工作和特务破坏。虽然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使朝鲜半岛的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缓过气来的韩国政府也得以开始重建自己的情报部们—1950年10月,韩国陆军防谍队正式组建。从名称上便可看出,当时韩国的情报工作仍然毫无主动性可言。

1961年仿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组建了韩国中央情报部(KCIA)的正式成立。才令韩国第一次拥有了一个战略层次上的国家情报机构。以前,军事情报部队和警察情报人员的工作从未超出战术侦查或部门机构情报的使用范围,而中央情报部无论名称还是权限,都已经显示出国家情报机构的地位。组建伊始,搜集海外情报就是中央情报部的一项重要使命。以前,韩国情报机构的全部经验不过是陆军部队的战术侦查情报,通常由一般的侦查部队、特务部队甚至宪兵队来执行。而中央情报部则不同,他们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地从战略角度搜集海外,特别是针对朝鲜的情报。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影子深深地影响着韩国中央情报部,因此在组织和机构编制等方面完全照搬了美国的CIA样式。然而硬件照搬容易,软件模仿却是恨难做到的。在当时的韩国的中央情报部内,大批工作人员都是日军占领时的警察和军官,。因此,有人形象地戏称韩国中央情报部工作人员是“穿着美式制服,有着日式思维的韩国特工”。而为政治服务一直以来是日本情报部门的一大特点,因此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导致了韩国情报工作方向的偏差。韩国中央情报部对内一度成为了事实上的秘密警察,海外情报方面也是以对北方的颠覆和破坏为主。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迅速的扶植李承晚在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大韩民国。(也被韩国人附庸风雅的称为第一共和国),应该说第一共和国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总统李承晚本人甚至曾长年在美国学习生活,接受过美式民主的熏陶,但是美式的民主宪政体制被强行移植到韩国却难获成功。形式上的三权分立遏制不了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此后漫长的对峙,又另令韩国军队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可以说宪政体制的稳定性极度缺乏,而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推动修宪。而最终所谓的韩国第一共和国不得不又走回了集权主义的老路。

1960年韩国发生了“4.19”大规模运动运动,自诩为韩国国父的李承晚狼狈出逃,而继任的张勉所在在第二共和国政府在向民主******方面力度很大,但是却令政局变更加混乱和无序,甚至影响到社会秩序。一方面执政党派系分裂、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政府权能相对于民众间爆发的政治能量和参与要求无力控制。从“4.19”学生运动到1961年5月期间竟发生了1836次示威,有96万人参加,大学生甚至一度冲进并占领国会。刑事案件案发率也居高不下,“4.19”

后的4个月期间,发生了抢劫、盗窃案件8500多起,可以说在1960年整个韩国都处于崩溃的无政府状态。

从合法性角度看,以上事实表明张勉政府的民主化努力取向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但是对社会秩序、大众福利等公共物品供应不足,政府绩效不佳,反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民主政治失败的后果必然是军事独裁对国家的接管。1961年5月16日,少壮派军官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发动军事政变,全面的颠覆了所谓的民选政府。

和所有的通过军事独裁所建立的政权一样,韩国军政府也依靠强而有力的军队、警察和特务机关来镇压内部的异己。早发动政变的当天,韩国军政府便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紧急戒严令”,解散了国会、所有政党和社会团体,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而为了加强对韩国民众的全面控制,根据颁布的《国家复兴非常措施法》、《中央情报部法》、《特别犯罪处罚法》、《反共法》等严刑酷法,中央情报部侦骑四出,对韩国“反独裁”、“要民主”的斗争进行血腥镇压。迅速查封了南朝鲜1200多种报刊。仅在1961年5月中旬到9月中旬,被中央情报部逮捕、监禁和屠杀的韩国民众就达到10万人以上。

而在一段血腥的历史之中,有一位人物却是不能不提,他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韩国第三共和国实权人物—李厚洛,这位旧日本军队之中的宪兵,从中情部组建伊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直担任中央情报部的部长,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韩国中央情报部成为了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手遮的存在,为当局铲除政敌镇压异己,普通民众和其它部门对其闻之胆寒,因此又有“万能暴君”、“拷问机构”之称。甚至还将自己的魔爪伸向了海外,不仅在20世纪60年代曾在柏林无视国际法大肆进行间谍绑架活动,更在1973年出动9个特工小组,并动用了特工军舰“龙锦”号执行“KT作战”,在日本东京大皇宫饭店成功绑架反对党领导人—金大中。如果不是金大中名声太大,而韩国中央情报部的肆无忌惮又触及了日、美两国的颜面,恐怕也就没有后来的金大中总统了。

而与韩国中央情报部对内镇压的成功斐然相比,其对外的情报收集工作却只能说是惨不忍睹。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朝鲜半岛爆发了令全世界情报业界为之侧目,充满血腥的“武装谍报战”。根据韩国政府03年9月公开的资料显示,截止到1972年,韩国派往北方的秘密特工多达7726人,几乎相当一个步兵师的兵员,而其中大部分都几乎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就被消灭。代价巨大却收效甚微,韩国中央情报部高层喜欢蛮干的错误指导思想和不当的指挥显然是难辞其究的。

而随着1981年韩国中央情报部被更名为国家安全企划部。虽然编制体制和职责任务没有变化,但随着老一代领导层的逐渐退出,其中旧日本军队色彩的思维和残暴的运作方式终于开始逐渐褪色。而1999年1月12日更名为国家情报院以来,虽然依旧直属总统领导,显赫一时。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特别是朝鲜半岛形势的缓和,国家情报院在韩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地位也不断下降。甚至发生了被称为“冷战后韩国最大的一次泄密事件”的“合照门”事件,以及由于涉嫌广泛窃听韩国政界、商界以及传媒界重要人物的交谈内容而遭到汉城(汉城)中央地方检察厅大搜查的“窃听门”事件。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身为韩国国家情报院分管朝鲜事务的副院长,李圭昌可以强烈的感受到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不断激化,韩国国家情报院正重新被摆到了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位置之上。而昨天由他本身亲自策划的接应朝鲜人民军崔永春大将叛逃行动的“白莲”行动即将彻底改变朝韩两国的力量对比。“A组出事了……全组在中国境内被歼灭。”但是刚走进韩国国家情报院的办公大楼,他迎面便遭遇了自己那位一脸惊愕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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