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改革观的大讨论(读南方周末文章有感)(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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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两种改革观的大讨论(读南方周末文章有感) [韩强]2007-08-0821:43:23   2004年8月在网络上出现了国企改革大讨论,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某些人打着“改革”旗号贱卖国有资產的担心,同时许多网友对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家”鼓吹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吐谈论”进行严肃的批评。2005年又出现了对“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的大讨论。于是有些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宣称这些讨论是借“反思改革”否定“改革”。   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反思”是人们对理论和实

两种改革观的大讨论(读南方周末文章有感)


[韩强]2007-08-0821:43:23


2004年8月在网络上出现了国企改革大讨论,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某些人打着“改革”旗号贱卖国有资產的担心,同时许多网友对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家”鼓吹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吐谈论”进行严肃的批评。2005年又出现了对“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的大讨论。于是有些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宣称这些讨论是借“反思改革”否定“改革”。


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反思”是人们对理论和实践的总结,总结正确的,改正错的,进一步发展理论和实践。我们要成绩,争取更大的发展!


那么,经过“反思”,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应该说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改革观。一种是坚持馬列主义、毛澤东思想、鄧小平理论、叁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完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路线。一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补资本主义课)、取消共產党领导(军队国家化)、宣传全面私有化的路线。


我们说,在改革中存在着两条路线,有何根据呢?




(一)鄧小平论两种改革观,为我们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肆项基本原则.


“坚持肆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產阶级专政,坚持共產党的领导,坚持馬列主义、毛澤东思想,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是我们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客观要求,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我们国家的以坚持肆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政治职能,也只有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產力,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实现。


早在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鄧小平同志受中1央委托,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肆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极左思潮“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肆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1983年10月12,鄧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针对“精神污染”的泛滥,指出:“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也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要一抓到底。”并且强调:“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鄧小平文选》第3卷,第45-46、47页)


鄧小平同志在1989年9月16日是这样回答的:“坚持肆项基本原则,反对资產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鄧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页)


鄧小平同志讲:“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鄧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297页)可见,我们今天的争论并不是多余的,而恰恰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同主张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争论的继续。我们只有通过争论,才能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使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谈两种改革观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2004年在《人民日报》上多次强调坚持肆项基本原则,反对资產阶级自由化。他说:“肆项基本则须臾不可忽视”,“反对资產阶级自由化,必须持之以恒”。1989年****过后,资產阶级自由化的一般表现不是直接发动社会动乱,而是把主要功夫下在意识形态领域。……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產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人民日报》2004年8月27日第6版)此前,他还指出:“在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党中1央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那种把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当作教条的倾向,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而“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產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產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正在上升。”“假如我们忽视这种教条主义的危害,‘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逼近,改革的方向、共產党的执政地位、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将受到挑战,我们党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人民日报》2004年4月20日第9版)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右的倾向的“影响正在上升”,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己经成为“危害”、“威胁”党的事业的突出倾向,假如丧失警惕,“我们党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鄧小平同志讲:“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鄧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297页)可见,我们今天和该文的争论并不是多余的,而恰恰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同主张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争论的继续。我们只有通过争论,才能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使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叁)解放思想,澄清某些精英歪曲鄧小平理论,是当前理论战线的主要任务




近两年来,我们经常从看到不少学者经常引用鄧小平同志的一句话:“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其实在鄧小平著作中,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鄧小平文选》第叁卷第372—373页)


某学者断章取义的引用,在逻辑上混乱的,而且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因此,我们有必要重申:完整准确地理解鄧小平理论。


第一,从经济学家内部看,有位教授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坏的,“市场经济”是全称概念,“好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是特称概念。因此反对“坏的市场经济”并不等于反对“市场经济”。广大人民群众对虚高医疗费、教育费、房价的批评,是反对“坏的市场经济”,因为把医疗、教育等公益事业泛市场化,不符合当前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惯例,房地產的虚高价格,不但普通百姓难以承受,而且造成了大量长期贷款,影响了產业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这“叁高”影响了内需,造成了经济的瓶颈。


第二,梁小民说“姓资姓社”是一个伪问题,这是公开歪曲鄧小平理论,因为鄧小平同志只说过市场与计划都是手段,不是“姓资姓社”问题,对于改革的大方向,鄧小平同志一贯强调坚持“肆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叁个有利于”。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看一看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肆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叁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叁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叁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叁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產力,发展生產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鄧小平文选》第叁卷第372—373页)


第一,鄧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不要空泛的争论,要在实践中检验,特别强调“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第二、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肆分之一,这就是说,必须是公有制为主体,才是社会主义。


第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手段是操作方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產力,发展生產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由此可见,方向路线上确实有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具体方法要灵活,这正是馬克思主义坚定的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鄧小平同志并没有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而是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然都是手段,那么两种手段都可以用,可以同时用,所以才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另写文章分析,而且我们首先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计划性究竟是什么?表现在哪方面?因为早在在1891年,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就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向计划性发展了,后来列宁也多次指出这一点。这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不是对立的。但是,这里必须注意,“经济计划”(准确说应该是经济计划)与“行政命令经济”是有严格区别的,我的基本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主要是宏观调控和国家推行的產业政策,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企业进行科技创新,一系列的公共政策。


我们再看鄧小平同志的论述: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肆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產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產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鄧小平文选》第叁卷第379页)


这就更清楚了,鄧小平同志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肆项基本原则。鄧小平同志强调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并且精辟地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肆项基本原则。


2007年6月25日,中1共中1央总書記、国家主席、中1央军委主席胡錦涛在中1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鄧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胡錦涛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要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因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肆)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最后的牵挂




2007年2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了《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最后的牵挂》我们看到其中有些理论工作者已经在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这就是解放思想,澄清某些精英歪曲,恢复鄧小平理论的真意,实现鄧小平同志讲的:“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南方周末》记者:我们注意到,这次鄧小平改革与发展思想学术研讨会的一个热点话题是“共同富裕”,这跟当前公众所关心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有很多交叉点。请问,现在的贫富悬殊跟初期小平理论所强调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否有一定关系?


杨春贵(中1央党校原副校长):鄧小平所说的“先富后富”,指的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别,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捷径,而不是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两极分化,当时之所以强调先富后富,是针对当时“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


李占才(同济大学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主任):鄧小平文选叁卷翻下来,小平自己讲了很多注重效率的话,但没有说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话是一个中1央文件说的,那话在当时情况下也肯定是对的。鄧小平提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因此他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发展快一点的带动发展慢的,加快发展,是“共同富裕的捷径”。


记者:公众和学界思考的是,中国社会目前所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是怎么逐渐形成的?


杨春贵: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在第一次分配中,一些人靠非法致富;一些行业靠垄断致富;以及国家公务员在不同地区不规范分配,等等。这些都是违背鄧小平所主张的按劳分配和按经营好坏分配的原则的。还有就是在第二次分配中,税收制度不够健全,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公共投入不足,同时也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致使一部分群众未能同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些显然都不是鄧小平所主张的。相反,鄧小平主张,要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


记者: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时候注意到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问题的?


许新叁(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1985年和1986年他曾经有段时间集中讲过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但那时他对中国能否防止两极分化,既充满自信,又不无担忧。他告诫大家:“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资產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1992年时还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產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但是等到1993年,他的话里面就没有“如果”了,“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看得出,他的担忧在增加。


李占才:鄧小平对两极分化从始至终一直很警觉,但辩证地看,小平也是有个认识过程的。1986年9月接见美国记者华莱士时他还很自信地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但他晚年时就意识到了分配不公要出问题,1992年底时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等到1993年跟鄧肯谈话时,就意识到“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对此很担忧,“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应该说,这时候收入差距问题还不是很严峻,但鄧小平还是很敏锐。




(五)看看某些著名学者宣扬什么




鄧小平所说的“先富后富”,指的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别,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捷径,而不是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两极分化。但是某些经济学家只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讲共同富裕,甚至宣称贫富差距大,促进经济发展。报刊上出现贫富差距越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基尼系数时,他们有的说没有那么严重,有的说基尼系数有问题。天天喊“与国际接轨”的著名学者们,怎么又“不与国际接轨了”,这不是典型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吗?


同济大学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主任李占才说:鄧小平文选叁卷翻下来,小平自己讲了很多注重效率的话,但没有说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话是一个中1央文件说的,那话在当时情况下也肯定是对的。他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发展快一点的带动发展慢的,加快发展,是“共同富裕的捷径”。鄧小平对两极分化从始至终一直很警觉,但辩证地看,小平也是有个认识过程的。


我们认为,李占才老师的说法是符合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检验是一个过程,作为领袖人物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而且鄧小平没有说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话是一个中1央文件说的,那话在当时情况下也肯定是对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实践的发展,我们的认为也应该发展。


我们注意到十六大以来党中1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改革成果全体人民共享。某些经济学家却依然断章取义地宣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谈共同富裕,对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耿耿于怀。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只是“改革”的同路人,当我们的改革进一步深入,从“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改革成果全体人民共享时,他们不愿意了。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甚至有的学者思想发生了倒退。


有著名经济学家说,经济改革的代价付出的比英国圈地运动要小。著名经济学樊钢说:“历史上最先出现当然是西欧、北美,工业革命工业化导致了圈地运动、农民进城,大量的吸收劳动力,劳动力充分供给,血汗工资,最近网上有人说仿着《英国工人的状况》写了一本《中国工人的状况》,那比我们的现状还严重,这个确实引起了社会的差距拉大,引起了思想界大量的讨论,18世纪、19世纪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那个环境產生的,大量的社会思潮的冲击,包括我们现在所谓舆论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在这个阶段很正常的现象。”《樊纲:国际国内经济合作与发展》2007年1月24日《新浪财经》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是资本原始积累!按照他们的比喻,我们可以说,他们要拿叁百年前的例子相比,竟然说“在这个阶段很正常的现象”,好象“血汗工资”是正常的。主流精英是最大的倒退主义者,开历史的倒车!


这位学者好像不懂社会主义,也不懂现代资本主义,他的思想还停留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


现代资本主义有一大转折,这就是美国罗斯福时代,朱大碌在《解放大众消费力是走向富民强国必由之路》(2007年01月10日09:34光明网)一文中说:


今天的所谓“发达国家”是来之不易的。当年美国总统罗斯富,为了强制资本家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在遇到资本家的强力抵抗时,动用了包括军队和法庭在内的全套国家机器强力压制,甚至不惜被资本家们指为“共產党”,这才为资本主义打开了富裕发达之门(“罗斯富新政”成为资本主义走向发达的分水岭)。


当年美国总统罗斯富,正是在美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股市崩盘、企业倒闭、工人大批失业、财政入不敷出),推出了保障劳工权益的新政(其中最著名的“瓦格纳法”,即“劳工关系法”,保障了劳工的权益,使工会获得与老板平起平坐的地位),“用馬克思的方法管理国家”,从而使工人阶级挺直腰杆,与资本家平起平坐,共创辉煌,开启了资本主义通向富裕发达的新时代。


实践已经说明,国家的富强和劳动者的地位和尊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没有强势的劳工组织,也没有一个劳工弱势的国家能够跨入富裕发达行列。


劳动大众是国家的基石,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财富”、“劳苦大众解放”、“劳动者共享财富”的宗旨,“放之肆海而皆准”,永远也不会过时。


迈向富强之路的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抛弃馬克思,一味寻求老板的欢心?


著名经济学家们没有一个敢把这个历史事实讲出来,而是一味强调压低中国工人工资,保护所谓的“竞争力”。这正是他们不懂现代市场经济的原因。


提高工人工资,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生產成本,促使產业更新,促进新技术革命,只有新技术才能降低人工成本,同时淘汰那些高成本低技术的企业。现代资本主义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用压低工人工资的方法经营,只能延缓產业的创新,只能停留在给国际资本打工,生產初级產品的阶段!


我很欣赏哲学家贺麟说过的话,他在美国、德国都留过学,他说过一句经典的话,“要想学习西方就要彻底地了解西方,决不能被动地学习,奴隶式的模仿”。


什么叫“彻底”,就是要全面、客观,不要裁剪事实,不要一知半解,片面宣传,什么叫“不能被动地学习,奴隶式的模仿”,就要一分为二,真正把好东西拿来,结合中国的实际。由此看来,那些用英国圈地运动来为所谓“改革代价”辩护的精英们,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转自: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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