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崇祯皇帝—开眼看世界第一位中國國家领导人zt

2野劲旅 收藏 11 826
导读: 在大明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有很多闪光点,比如他始终支持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支持士人们修习西方数理知识,支持新的科技(比如西式火器和西式水利)用于国家建设。   陈美东先生的一篇关于晚明科技的总结性文章认为[1],当时“Z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更是锦上添花”,当时Z国科技的特点是“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写,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Z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徐光启是明末科技融合中西、走向近代的关键性人物。1934年竺可桢先生撰文

在大明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有很多闪光点,比如他始终支持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支持士人们修习西方数理知识,支持新的科技(比如西式火器和西式水利)用于国家建设。


陈美东先生的一篇关于晚明科技的总结性文章认为[1],当时“Z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更是锦上添花”,当时Z国科技的特点是“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写,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Z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徐光启是明末科技融合中西、走向近代的关键性人物。1934年竺可桢先生撰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将徐光启和同时期的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朗西斯.培根相比,他们均是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又是科学研究的实践者。但徐光启在重视实验科学之外,对于公理演绎法也特别强调,这是Z国固有文化所没有的,也超过了培根只强调经验的科学归纳法。徐光启是Z国近代科学启蒙的最重要人物,但他的影响似乎只及于明末。


崇祯帝重视科技,应该和当时的时局有关。当时的明王朝屡经天灾人祸,已经是风雨飘摇中。崇祯帝的能力值得怀疑,但他励精图治的意念极强,“科技兴国” 是这种意念中的一环,由他一直大力支持火器研究可看出。崇祯帝一继位,就重用西学的领袖徐光启,而重用徐

光启又引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修订“大明崇祯历书”。


大明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大明崇祯历书》。


《明史》载:“大明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奏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


《大明崇祯历书》卷帙浩繁,共一百三十七卷,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采用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其参考的书籍,大部分已可明确考证出来,比如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 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在当时而言都是很新的成果。


1634年《大明崇祯历书》修成,但过了近十年崇祯帝才下诏通行天下,一方面是因为时局动荡,一方面是因为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魏文魁。魏是一位土产天文学家,他坚持认为Z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度要高于西法,写了《历元》、《历测》两部书,攻击徐光启的西法。魏文魁以布衣身份上书崇祯帝,作为外行,崇祯帝自然无法判断,他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和魏的辩论,徐光启记载在了《学历小辩》一书中,其标题是“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


《明史.历一》:“时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测又独验。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大明崇祯历书》的雕版,并献给了后来的满清政F。且当时满清政F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于是汤若望对《大明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癌性XX.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大明崇祯历书》终于得以另一个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这是他所不能预测的了。


2、Z国的科学革M?


明清鼎革,其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掩盖了很多我们本应该早就注意的Z国近代化转型期的表现。《大明崇祯历书》的意义及其影响,便是被掩盖在明清鼎革的历史悲歌中。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认为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被引进Z国,事实上是Z国的科学革M[2]: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Z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M。假如我们始终冥思苦想于Z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科学革M这个问题,那么,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Z国开始于明朝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后在欧洲那些容许人们接触新知识的地方就变得过时了。一些明朝学者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并开始重新规定在Z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他们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怎样着手去把握天体运行的意念。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概念、工具和方法应居于首要地位地见识,从而使几何学和三角学大量取代了传统地计算方法和代数方程式。行星自转的绝对方向和它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这类问题,破天荒变得重要起来。Z国的天文学家逐渐相信:数学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天象。这些变化等于是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地革M。』


但这场Z国“自己的科学革M”,并非始于“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Z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数的传入,至少应该追溯到 1583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是欧洲天文学早期传入Z国的代表著。大明天启六年(1626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在天文学上的新发现,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1629年徐光启督修《大明崇祯历书》,上疏 “急用仪象”第十项是请求装修天文望远镜三架,这是Z国官方仿制天文望远镜的开始,距1609年伽利略创制望远镜观察天文现象,仅隔了20年。大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王英明著的《历体略》,大明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的《日月星晷式》,则已经很好的融合了Z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传入的数学和天文学。


晚明对西学的迅速吸纳,和当时的文化氛围有关。晚明是一段很怪异的时期,在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失策中,又有着文化科技上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末世中忽然绽放出的绚烂的花朵。


席泽宗院士曾列出晚明67年(1578~1644)产生了9部世界水平的科技著作[3]:《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这9部都是传统科技范畴的著作,如果考虑西学的传入,这个单子还应该加上一些著作。


其思想根源,应该追溯到王阳明的心学。王学的流行,导致了个人自我的JF和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王学流行,士大夫们空谈心性,崇尚玄虚之类的弊病日渐严重。颜元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联为王氏心学的最高境界定谳,是对王学谈心性的辛辣讥讽。晚明国事日非,在这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士大夫们开始认识到空谈心性无补于世事,于是有了晚明的实学思潮。徐光启早期接受的也是王阳明的心学,但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似乎是正面的,孙尚扬认为[4]:“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并未使他走上逃禅出世之路,这种影响大概只限于使他的思想具有基于善疑的开放性,从而使他既不拘于正统权威之说,亦不拘于自己已接受并较为偏受的理论(王学)。”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桐城方氏以程朱理学传家,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接受王阳明心学,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与李万庆、罗汝才等义军八战八捷而闻名天下,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明末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士大夫的阶层。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一书曾论述明末长江下游地区闺阁中的女子,多有研习天文学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习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人士们大多只是对政经文史感兴趣相比,这更令人惊讶。


1634年,Z国用国家的力量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而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编撰《崇祯历书》的领导者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生活的年代几乎相同,虽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无法和伽利略相比,但他们的科学思想很接近,都试图使科学数学化。伽利略在凄凉中死去,但他的科学数学化的思想事实上标志着近代科学革M时代的到来。徐光启晚年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他的科学思想给他的时代带来了很多变化,甚至有席文所说的Z国自己的科学革M,但最终如昙花一现。


或许,这也是一种有趣的中西对比。


附 明末利玛窦与其他教士


开创第三期Z国***事工的,当然要算到利玛窦,在他以前许多冒险而努力的人,都不过是他的开路先锋。前人种,后人收,前人之功固不可没,而利氏苦心孤诣,亦足以耋万世而不朽。其生平事迹,见之于一般记述者甚多,兹且据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略述如次:


利玛窦,字西泰,(明代天主教士,依照Z国习惯,往往于姓名之外,特题字号。)生于一五五二年意大利马知拉打(Macerata)地方。这一年便是沙勿略去世的一年,他的父亲,曾经做过高官,也希望他的儿子能步其后尘,所以叫他到罗马京城去肄习法政。但在他年十九的时候,有志修道,不愿婚娶,屏除名利,入耶稣会,有传道四方之志。他把这意思写信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极端反对,欲亲往罗马去劝阻他,正欲动身,忽然得病,病愈欲行,又病而回,这样有三次,乃翻然觉悟,以为这或是天主的意思,便写了一封回信给他,慰勉一番。他便在研究习文理科学识之外,进圣安德修道院研究神学,在院立志传道印度,于一五七七年附舟历数国辗转至印度。一五八○年受司铎之职,次年得范礼安之召,乃至澳门。这时澳门已经Z国政F允许作葡萄牙人居留地,耶稣会士创立了会所一座,并且成立为主教区。


利氏到了澳门之后,范礼安便命他学习华语,因为范氏鉴于前此诸教士工作的未获成效,乃由于不懂华语之故,于是命罗明坚利玛窦等努力学习。后来,因为他们能操华语之故,获得总督嘉许,使耶稣会得由广州而入肇庆,立定了传道的基础。先是广东总督名叫陈瑞,起初到任的时候,便借口调查澳门葡侨之名,乃传令召澳门首领门多萨(Airoz Gonjaloj de Mendoja)及新近登岸的萨阿主教(Don Leonardo de Saa)到肇庆总督府质问,其实他别有用意。这消息传到澳门之后,一般侨商,成为不安,恐怕有什么不幸的来临。不得已选派两个能说华语的人员,代替前往,于是令检查官巴乃拉(Panela)代替门多萨,罗明坚代替萨主教,来到肇庆,向总督从容陈辞,并呈献所带布疋、丝绒、水晶镜等约值二千余元银两之物,总督遂变其傲慢态度,款待礼遇,留居府内十五天之久,又以罗明坚酷好文学,赠给他们许多Z国书籍。罗明坚见时机可乘,便向总督请求驻所,以便留此学习Z国文字,虽然未得允许,却彼此十分投契。此后罗明坚得几次谒见总督,在肇庆建立了根基。


二年以后,罗明坚乃带了利玛窦(一五八三年)到肇庆谒见新任总督郭公。肇庆是当时广东省的省城,风景非常美丽。他们到了那里,首先谒见知府王公,按照Z国习俗,行跪拜礼。知府对于这几位外来的朋友,十分殷勤。他们向知府唯一的要求,希望得到一块远离市尘的空地,可以为建筑教堂及寓所之用。知府立即派人带他们到西门外江边观看地方,离这里不远正在建筑一九层高的八角塔,他们觉得这地方非常合宜,乃在附近择定一角。罗明坚便回澳门计划建筑经费,利玛窦一人留在肇庆。因为他学习Z国语还不过二年工夫,对于各种事务的处理,自感非常困难。官厅虽然允许他们建筑,而民众却异常反对,于是引起了骚动,谣言蜂起,几乎酿成大狱。幸亏那个知府加意保护,张贴告示,说明教士来华理由,经过六个月的口舌,风潮方始和缓。所建造的房屋,完全是欧式的,下层一共五间,中层暂作教堂的一间客厅,上层为教士们住室,前面有一个阳台,从远处看来,式样非常美观,而且与旁峙的九层高塔互相辉映。人民少见多怪,哄动全城。利氏因而常住肇庆。他本是长于数学及地理的研究,于是把一张世界地图,放大尺寸,改绘成Z国字的地图,将Z国本部十五省绘在中央,虽然与事实不符,但却投合Z国人自大的心理。他把这地图与浑天仪、天地球考、时晷、报时钟等物,赠于当道,他们都觉得非常新奇,并佩服他们的学问而得一般学者的尊敬。罗明坚既然跟着卸任的总督到绍兴去了,利玛窦便独当一面的进行着他的工作。他不但是用学问使人佩服,并且用道德去感召人,横逆之来,都能忍受。有一次,他的佣人捉住一个从后面墙上进来偷柴的人,他反而自己背了些柴送给他,说他是为了贫穷的缘故,不必和他计较,那个人觉得很惭愧。自然这样的事情便传布开来,他的名字,也一天天受人称赞,他们在肇庆,差不多有十年光景,苦心学习Z国语言,并且研究Z国文字,对于Z国的五经子史,都能明晓其意义,据此著书立说,发明教义。他欲实现保罗所说的:『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训,他要『在Z国成Z国人』,于是他也像罗明坚一样在饭食起居仪节生活上都完全Z国化,穿着和尚的服装,而改变欧洲的习惯。后来遇到瞿太素,才劝他改穿儒服,废除僧名。那时有因爱慕其学问,而来跟从他的,如钟铭但黄明沙等人。亦有因邪魔作祟而来请求祈祷的,于是在肇庆便有许多人信奉天主教了。



大明王朝的科学家


明末科学家是对Z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

总结了Z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有邢云路天文历算的《古今律历考》,茅元仪汇集武备和火器制作的《武备志》,赵士祯的《神器谱》。


计成的古典园林的《园治》,方以智涵盖天文地理和医学的《物理小识》。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时珍的集成Z国医学草药学大成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汇总农业科学成就的《农政全书》、徐弘祖伟大地理学著作《徐霞客游记》。宋应星反映Z国技术全貌的《天工开物》。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同时出现五位科学巨人。这在Z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这是古代生产技术发展推动科学前进的一个极好的历史见证。《朱载堉-明代科学和艺术巨星》。


这时科学思潮的涌起,是和明末“经世致用”实学的推动分不开的。另一原因是明中叶以来的思想JF运动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批判以理学为本的“名儒”讽刺其夸夸其谈,不切实际。


明末实用性的数学非常欢迎,比如《算法统宗》一版再版。


明末的科学思潮有如下四个特点


坚持经世致用方向,批判空疏学风和迷信观念,抨击脱离实际的科举制度。


不论是徐光启还是宋应星所有的著作都是抱着富国强兵的目的,改造社会的目的。徐光启说科举制度“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宋应星、李时珍都对科学制度辛辣的讽刺。


第二表现出突破思想禁锢,向往大自然的愉悦,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朱熹的理学看来:学问“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看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饮沙而欲其饭也。”把人牢牢禁锢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狭小范围。否认自然科学的社会价值。而明末科学家那里,关心的已经不是一草一木而是整个自然。突破理学束缚,以研究和探访自然为乐。以徐霞客最为典型。徐霞客显然不同于历史上儒家名士,不为了任何政治目的,宗教。就是纯粹以探访自然为乐,“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至废寝食,穷下上,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下而为鱼。”


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资本Z義萌芽来临之时迫切希望了解自然,研究社会的强烈愿望”《徐霞客游记前言》。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人们研究和探访自然多么相似。同时促进了人文Z義世界观的形成。


第三强调和重视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


Z国古代的科技,重理轻量,模糊而不重细节和数量关系,到明末的科学家开始纠正这个问题,朱载堉首创了十二平均律,提出了“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天工开物》具有“把数量关系详细记载下来”的特点。徐光启提出数学乃一切科学的基础。他竟然研究人口增长的问题,用数字得出三十年增加一倍人口。比马尔萨斯人口论还早二百年。《晚明思想文化史》。朱载堉提出“理由数出”。把数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这就彻底摆脱了理学的束缚。这种思想很容易和近代西方科学相结合。


第四提倡观察、试验方法和验证手段,突出科学的实证精神


朱载堉、徐光启等人亲自动手,制作天文观测仪器,以数据说话。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同样如此。


总之明末的科学受东林学派实学的影响,注入了一种资本Z義萌芽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理念。使明末科学思潮的性质和内涵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同西方近代化类似有早期近代化因素。


明末科学的局限:仍然束缚在道家的“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学说之中,极度不相信理性和逻辑的力量。西学的来到,正是这一伟大的转折关头。


一、引进泰西水法、火器火炮、物理机械等实用科学。二、《几何原本》的翻译,严密逻辑论证和演绎推理思维方法的介绍。三、超越地域限制的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破除了封闭落后的地理观念。四、宣扬以西洋历法修正Z国历法。传教士参与编纂《崇祯历法》,利玛窦请罗马教会派遣精通天文学的神父。这一切都掀起了学习西学的热潮。


明末泰西文明普遍地成为士大夫中间的时髦学问,大致有四个方面


笃信西儒之学与儒家学说相契合。


阁老叶向高《赠西国诸子》诗:“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第二推崇传教士于名利声色不染,志学有礼、乐善好施。以及各方面的才艺。


明末士人认为,不仅是西方天文历算,而且诸如水利、音韵、机械、乃至西洋画法都有可取之处。见《泰西水法序》。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赞扬了西洋绘画。


第三提出向西人学习的口号,郭子章在《山海地舆全图序》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个口号在明末士人中相当流行。方以智发展为:‘借远西为剡子,伸禹周之短积。‘


李之藻《同文算指》强调一切事物离不开数。“六艺而数居其一,数于艺犹土于五行,无处不寓,耳目所接,已然之迹,非数莫纪”数就是实学。对西学应该兼容并蓄


明末出现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士人,拥有世界人文Z義观念,相信整个世界可以产生不同的文化,逐渐走向融合交流。这人就是瞿太素。《职方外纪小言》批判旧的夷夏之辨。提出新人文Z義标准:“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说得好!)


把西人视为同类,可见明末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程度。满清能比吗?


冯西京主张引进《天主实义》说是病人就是Z国,这是回世之方。从西方的伦理、哲学、科技、文化去寻找救世良药。


杨廷筠认为西儒恢复自秦以来的隐没的儒家正统。“惟我西方天学乃始一切扫除,可与吾儒相辅而行耳”,二倡实学。用***修养和自省方法提高儒士道德。


徐光启提出的中西会通方针,第一是翻译,第二是融合,第三是超胜。这反应了Z国文化的包容性。比洋务运动,只引进洋人的实物不同,这时的西学要引进的是宗教、道德、哲学和科技。


利玛窦建立在先秦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传教路线,证明儒学有进行西化的能力,也就是现代化改造的能力。在论述***信条时,利玛窦用儒家思想和术语阐述。西学补充儒家天堂、地狱说。道德领域和***教义的互补,天堂地狱与现实圣人结合。


徐光启认为引入西方***义的必要性有三条:


第一东西方道理相通。西方学说和Z国圣贤如出一辙。《徐光启集》“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Z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而且在行王道、重实教即推己及人的问题上,东西方也是暗合的。


第二引入西学,返本求实,改掉儒家学风的浮躁习气。他说科举制如同爬了一辈子的烂路。耗尽士大夫的精神,而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


第三引入西学,批判佛学。易佛补儒。补充儒家的临终关怀和未来报应的漏洞。儒家的个人反省,道德修炼和***的神操结合。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Z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Z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1)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2)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3)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4)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5)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6)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7)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8)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9)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33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1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