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末世沉疴 zt

晚明的末世沉疴


□谈潜



大概是由于医术和生活质量的原因,古人大多寿短病多。本来帝王们无论生活素质和医疗条件都优于同时代的黎民百姓,但大多数也不能逃脱短命的命运。除意外死亡外,大凡其开国之君及二代三代往往能逾花甲越越古稀,拓疆土于海内,开一世之新风,之后无论是天年寿命还是文治武功大多是呈递减和退化的趋势,一代不如一代。

有明一朝,惟有开国之君朱元璋活到了七十一岁,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活到了六十五岁,在朱棣之后有7个皇帝没有活到五十岁,有好几个甚至只有三十岁出头就匆匆魂归天国。到了明世宗朱厚熜似乎有点起色,他活了六十岁,但他的儿子穆宗朱载垕却在三十六岁死去。接下来是神宗,他虽然活了五十八岁,在位时间也最长,早期曾有些励精图治的架势,但身体一直很不好。后面还有几个皇帝更是如世间匆匆过客。神宗的儿子光宗朱常洛三十九岁即位,却只昙花一现地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便一命呜呼。光宗的儿子熹宗朱由校十六岁接班,当了七年的傀儡皇帝,死的时候才二十三岁。至于苦命的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这里就不多说了。

史家论晚明史通常是从神宗朱翊钧万历朝算起,原因大致是晚明的末世乱象是在万历一朝肇始积聚,《明史》中说的“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在万历朝初期张居正主政期间,祛除弊政,厉行改革,使得万历朝的几十年成为明朝经济上最富裕的时期,出现了朝纲中兴的气象。只是随着张居正的故去和神宗的亲政,好光景一去不返。神宗亲政后不但没有继续推进和深化张居正的改革路线,还反过来对他曾经言听计从的“元辅”、“太师”进行清算,于是乎张居正一手推动的万历新政也人亡政息。神宗十岁登基,二十岁亲政,他的病灶从二十四岁就开始显现,并且随着年岁地递增逐步恶化。偏偏神宗在位时间极长,四十八年的皇帝生涯,超过了有明一代所有的前辈和后来者。也正因为他在位时间长,加上他的恹恹病躯,使得他后来临朝日趋稀少,以致于最后静摄于深宫,外臣不得见者竟达二三十年之久。

公元1572年(隆庆六年)5月26日,穆宗朱载垕以三十六虚岁崩于乾清宫。之前一天,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等受穆宗顾命之托辅佐年仅十岁的神宗。后事处理停当后,神宗受群臣的再三劝进,于当年六月初三正式登基,改明年年号为万历。此后的十年间,神宗全力支持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他首先配合张居正和太监冯保驱逐当时作为内阁首辅的高拱,升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奠定了其推行新政的权力基础。这个阶段的神宗似乎是个很好皇帝,他非常尊敬张居正,待之以师臣之礼,口口声声称“先生”或“张先生”,在下御札时,从不直呼其名,只称“先生”和“元辅”;在传旨批奏时,也不提他的名字,只写“谕元辅”。神宗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基本没有一条不同意,史书上看不到他反对张居正施政措施的记载;而对于朝廷内外对新政的反对声音,他也是毫不犹豫地予以打击,给予张居正以最大的支持。张居正和内廷太监冯保也关系融洽,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皇权的大力支持下,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推行“考成法”,其一是整顿吏治,杜绝官吏们的崇尚虚华,奔竞攀附,庸溃颓靡之风;其二是革新政治,培养人才,另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公田私田的丈量。这一系列的改革,使全国上下吏治之风焕然一新,经济也出现了好转。朝廷从嘉靖七年到隆庆五年,连年亏损白银百万两以上,最高时年亏损达三百五十万两。而经过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后,财政收入有了显著增长。嘉靖和隆庆年间年年的财政收入很少超过三百万两白银,一般是两百万两左右,有些年甚至只有一百万两。而改革后的万历五年,年度财政收入就突破了四百万两大关,这是明代任何一朝都没有达到的高度。因此,就吏治的革新到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来讲,万历朝初期是整个明王朝的鼎兴时代是非常恰如其分的,而此时的明王朝已经走过了二百一十个春秋。

历史是诸多偶然事件的集合,而这诸多的偶然就导致了必然的结果。历史让作为经纬之才的张居正偶然地降临在万历时期,而恰恰此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垂髫少年,使得他能大权独揽,纵横捭阖。他虽然权倾朝野,却没有象嘉靖时期的严嵩胡作非为,这又是明王朝上下的一大幸事。纵观此前的历代王朝的更迭,二百一十年正是改朝换代的高危时期,而此时的明王朝却丝毫没有败象,反而大有枯木逢春,春秋鼎盛的迹象。这不由让人感叹,在皇权专制的人治政治条件下,个人的政治理想、执政能力和道德操守是多么地悠关王朝的兴衰。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和神宗的亲政,由张居正一手推动的****也嘎然而止。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身兼太师和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的张居正病逝,朝野震动,神宗也非常悲痛。对于张居正的死,神宗给予了最为崇高的待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同年十二月,亲操权柄的神宗立即对服侍他成长的“大伴”、张居正在内廷的亲密盟友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实施了驱逐。到了万历十二年,神宗听信谗言,将张居正和“荆州辽王案”穿凿附会地联系起来,查抄了张居正在湖北江陵的老家。官府兵丁围困张家老宅月余,致使张家上下饿死十数人,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张居正的第三子张懋修经不起严刑拷打,屈打成招,枉供张家曾向某地转移白银三十万两,后经查证乃是子虚乌有之事。

张居正及其家族的遭遇让人感慨系之,无论你有经天纬地的才能还是可昭日月的忠心,到头来还是免不了为人作嫁的命运。

对于神宗亲政后对昔日伴随其成长的玩伴冯保的驱逐,和对曾经全力支持其改革并万分尊敬,且对于朝政振兴居功至伟的张居正痛下狠手的原因,史界有多种说法。主流的看法是在张居正主政期间,张冯二人对神宗钳制太甚,小皇帝对于作为老师和元辅的张居正颇为忌惮。因此,一旦亲操大权,逆反心理就发生作用,便有了报复的举动。还有一点就是,张居正主政时期,事事决策果断,改革成绩斐然,朝野声望太高,因此在甫一亲政,神宗想借颠覆他的机会一泄自己多年的压抑憋闷,并以此树立权威。与此同时,神宗全面起用了在张居正主政时期,对其新政持有訾议自己亲自批示罢黜的官员。这样一来,由张居正主持推动,神宗给予强有力支持的万历新政就这样被始作俑者亲手扼杀了。对于罢黜官员的起用,以及后来关于册立朱常洛为太子等一些事件,直接导致了后来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群臣之间攻讦不休。并且由于神宗的尚气用事我行我素,最后搞得他与群臣们似同水火。虽然此后的十多年,新政带来的经济上的实惠依然让朝廷受益非浅,但当年万象更新,颇有起色的政治格局已经面目全非,一去不复返了。

神宗是一个酒色之徒,大婚以后沉湎于酒色,年纪轻轻身体就已经很虚空,这是他日后病魔缠身的根源。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十六日以后,第一次出现了因病连日免朝。二十六日又传旨免朝,到了三十日,他不得不向内阁解释自己的病情。他说:“朕前御门,已于卯初起矣。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已谕卿等暂免朝讲数日,以为静摄服药。近连服药饵,身体虚弱,头晕未止。”①此时的万历皇帝才二十四岁,本当是精力充沛,身体强壮的年华,他如此一说引起了官员们的注意。

有一个叫卢洪春的主管祭祀的官员,听说皇上因为头晕眼黑的毛病连太庙都不能去祭祀,便郑重其事地上疏要皇上“慎起居”,就是委婉地要求节制酒色。卢洪春倒是一片赤诚之心,但神宗却对此事极其敏感,因为他已经对外宣称他是骑马受伤,而不是什么酒色宫闱的原因。神宗看了奏疏大为震怒,立即传谕内阁,说卢洪春“悖忤狂妄”,要内阁拟旨重处。内阁无奈,拟了个革职处罚。但神宗不依不饶,认为处罚太轻,亲自写了道谕旨,轻描淡写地把自己的毛病说成是“动火”,责怪卢洪春“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悖忤狂妄”,硬是要锦衣卫将卢洪春拿到午门前打了六十大棍,革职为民,且永不叙用。对卢洪春的处置显然是过分了,这引起了众多言官的不满,他们上疏为卢洪春申辩。神宗哪里肯服输,不但没有收回对卢洪春的处罚,还下旨将这些为其辩护的言官为首的夺除俸禄一年,附和的各言官夺除俸禄八个月。②

到了万历十五年二月,神宗头晕目眩的毛病依然不见好转,再次传旨“暂免经筵”。所谓经筵,就是由内阁大臣主持,讲官主讲,皇上参与的关于四书五经,顺便议论些朝政的研讨会。这种活动每月逢二(即每月的二、十二和二十二日)开讲。神宗暂免的理由依然是“连日动火,时作晕眩”。时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深知这决不是什么“动火”的原因,连忙上疏劝皇上注意养生之道。过了几天,神宗又因病不上朝,申时行再次上疏奏请皇上“宜节慎起居”。看来这皇上身体的毛病就出在酒色二字上,生的是富贵病。

然而神宗的身体始终不见起色,上朝议事也越来越稀少,引起朝臣们更加密切地关注。万历十七年六月,南京吏部右侍郎赵志皋上疏,说:“臣近岁以少詹事侍朝讲,恭睹天颜和粹,稍有不豫,一养旋复,何自冬沿至今也。得非衽席之爱不能割,曲蘖之好不能免乎?有一于此,足耗元气。皇上行之有节而不沉溺,则元气自充矣。”③所谓“衽席之爱”“ 曲蘖之好”说的依然是酒色二字。但得到的回答依然是“至今头尚眩晕眼黑,心满胁胀,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万历十七年八月初四,礼部尚书于慎行也上疏劝谏,这些劝谏用词谨慎,生怕触怒了皇上,自然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同年的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以极大的勇气写了一本谴责皇帝酒色财气的奏疏,直指神宗病根之所在。他说:“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他列举的大量事实,指责皇上的纵酒、好色、贪财、尚气。并针对神宗的病根,开出了“四勿之箴”的药方,即戒色、戒酒、戒财、戒气④。可怜天下老臣心,说的是在理,可是连这几样都一起戒了不是要皇上的命吗?神宗本打算将雒于仁处以廷杖和发配的,幸得阁臣的劝阻周旋才得以“从轻”发落——削职为民。

在明王朝的十几个皇帝里头,神宗除了和其他皇帝一样贪色外,他贪酒和贪财无人能出其右。而他的贪色更是有创造发明,在沉湎于女色的同时,他还玩所谓的“十俊”,即挑选十名俊秀的小太监服侍左右,还要“承恩与上同眠起”,估计就是类似同性恋的玩法。当年他父亲穆宗在位时,身边有一个深谙淫秽之术的太监冯保,他“平日造进诲淫之器,以荡圣心;私进邪燥之药,以损圣体。”⑤穆宗的早逝与此密切相关。神宗大婚后,有这样的玩伴伺奉左右,诲淫诲邪的玩意怕是少不了。明朝这个时期整个的上流社会淫欲之风盛行,皇帝的后宫生活更是糜烂荒淫,历代短命皇帝无不因淫而招病,因淫而损天年。

万历朝除了早期的张居正新政外,值得圈点的还有万历二十年的平定宁夏哱拜叛乱、万历二十一年二十五年两次出兵朝鲜“抗倭援朝”、二十八年平定播州(今贵州遵义及四川与之相邻的部分地区)杨应龙叛乱。也正因为有这样一系列的作为,才使得后人对神宗尚有些好的评价。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起,神宗身体是每况日下,已经极少临朝议事了。即便是上述三次大征讨,神宗也大多是深处宫闱,与内阁沟通军机大事也是通过奏疏的批转及太监传话。

神宗的权力欲极强,他亲政后紧握权柄,一方面由于大臣们有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终万历一朝,再也没有出现象张居正那样的权威阁臣了。即使在他晚年病魔缠身,他依然是大权在握,凡重大事务一律由他做出决断,而不是一概交由阁臣处理。关于他后期的几十年不出深宫,不少说法是他怠于临朝,这有些冤枉他。其实是非不为,是不能为也。有一次,内阁首辅申时行对神宗说,皇上有病需要静养,但也应该在一个月之内有二三次或三四次临朝,以处理重大政务。神宗解释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⑥看来病情属实,不象是刻意偷懒。万历二十年以后,除临朝议政更是日渐稀少外,包括祭祀太庙、郊外祭祀天地、经筵课讲,神宗往往都是派人代劳,极少亲自参加。万历二十四年,神宗嫡母(穆宗的皇后,非神宗生母)圣仁皇太后陈氏病逝,这样么重大的事按理神宗是必须参加的,但神宗仍然派使臣参加,理由是患病不能动弹。他一向以孝顺闻名,对圣仁皇太后是恭谨备至,却连丧礼都不能参加,这无论如何是假不了的,的确不是因为懒惰而是连动弹都不能,可见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正当辽东战事频仍的时期,神宗走入了他的最后岁月。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六月初六日,他对内阁首辅方从哲说:“朕入伏以来,着湿熏蒸,不时腹泻,头目眩晕,身体发软。今见服药未愈,临朝不便。”⑦而此时辽东战事不断,身染沉疴还要为战事操心,也真难为了他。此时的内阁仅有首辅方从哲一人,而他又偏偏不是一个勇于担当大任的股肱之臣。在这个多事之秋,想的是辞官一走了之。他躲在家里称病逍遥了几十天,堂堂的内阁大门白天门户紧闭,无人理事,朝廷已经陷入瘫痪,以致总督辽东边事的经略杨镐在辽东战场大败的消息传回京师,竟然一时间无人理会。由于多年的人才荒缺又没有及时增补,不少部门已经大量缺员,朝廷已无可用之人,对于方从哲的请辞,神宗只得勉强挽留。于是方从哲提出在文华殿召开会议,共商保辽保京师的大计,希望皇上能参加。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旨因病推辞。连这样事关社稷宗庙的大事的会议都不能参加,他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旨意里说了希望大臣们谅解的话。此后方从哲鉴于人力之不足,拟了两个增补内阁的名单,一连上了十几道疏,甚至到文华殿候旨六天仍然不见皇上的批复。过了两天,神宗向他解释确实是身体欠佳,批阅奏章都已经非常困难,等他病情稍愈就立即答复。方从哲拟报的这两个人,神宗实际已经做了朱批,但到死也没有批复到方从哲手中。

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初六,神宗的皇后王氏病逝。方从哲前往思善门哭临后,再到仁德门向神宗请安,要太监通报求见皇上。方从哲得到了神宗的召见,这是他进入内阁八年以来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上的龙颜。君臣间做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此时的神宗已经耳不聪目不明了,方从哲的话要通过身边的太监大声转述他才能听明白。本来方从哲有一肚子的话要对皇上讲,可是说着说着神宗渐渐闭目入睡,口里喃喃地说:“知道了,知道了……”⑧

七月的二十一日,神宗向内阁发出了最后一道谕旨,内容基本是交代后事,要求臣子们继续尽忠辅佐后来之君。也就在当天,他留下了遗旨,对自己的一生做出了深刻的反省。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针对他一手造成的种种积弊,他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撤消他自己设置的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的太监矿税使,及时增补内阁人选,起用此前因犯颜直谏而遭罢黜的旧吏,清理监狱内迟迟没有审判超期羁押的人犯,增补辽东官兵的军饷等。交代完毕,他结束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皇帝生涯,离开了这个暮气沉沉,阴暗抑郁的末世王朝,把混乱如麻的身后事交给了命短且命苦的儿子和孙子。

为什么史界会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说法呢?我认为这与神宗在位时间长和身染沉疴而不得脱有直接的关系。大婚前的神宗是一个飒爽英武的乖乖少年,在以张居正为首的耿介忠义之臣的辅佐和教诲下,他勤于读书习字,他的学问底子非常扎实,并且是一位能与宋徽宗媲美的书法家。他还有一位宽仁贤能识大体的母亲圣慈皇太后,这位太后曾在张居正一再上疏乞归时,明确对神宗说要张居正辅佐神宗到三十岁,可惜的是张居正在万历十年便死去。二十岁的神宗亲政后,年轻气盛尚气用事,急于扫除张居正的影响,树立自己的权威,不惜彻底颠覆已经进行了十年,颇有成效的改革。使得政治经济改革的大好局面昙花一现便消失于无形。加上后来派出太监在全国范围内开矿征税,导致矿税太监横行,民变突起,种下了末世之乱的祸根。但话说回来,上述这些问题历朝历代都出现过,如果能及时拨乱反正,或许能挽狂澜于即倒,然而神宗走的却是背道而驰的路。他沉湎酒色不能自拔,以致于一身病魔缠身而终其一生。这就象一辆浑身是毛病的汽车,坏了得不到修理,也不报废更新,还要长时间继续行使,到最后已经修无可修,车毁人亡就在劫难逃了。

后来的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不值一论。这位一直郁郁不得志的皇长子患的是他乃父同样的毛病,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还一夜幸临数位嫔妃,终于直接死于“邪燥之药”。而熹宗天启年间的魏忠贤阉人之祸更是雪上加霜,此时的明王朝内有奸佞外无贤能,如同一条没有舵手的破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放任自流。熹宗朱由校在二十三岁即死去,他把宝座交给了比他更为苦命的五弟朱由检。而此时的内忧外患已成气候,任他东挦西扯终究是捉襟见肘,盖因覆亡的恶因在其祖父时代就已经种下。

作为系王朝大统、黎民祸福于一身的皇帝,与其沉疴缠身半死不活,不如速死暴毙,免得积重难返而遗祸后世。病在肌理尚能医治,病在膏肓大不了死了换一个皇帝。而最大的最无法医治的病却在无形无状中。它如同阴云雾瘴,弥漫在权力之颠的皇城里的深宫大院,挥之不去,沁入骨髓,融进基因,成为千百年来邪恶的诅咒和沉重的梦魇。



注释:除以下文献外,本文主要参考文献还有樊树志教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的《晚明史》。

①《明神宗实录》卷179,万历十四年九月己未。

②同上书,万历十四年十月己卯。

③谈迁《国榷》卷75,万历十七年六月甲申。

④《明史》卷234《雒于仁传》。

⑤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卷43《病榻遗言•矛盾原由》

⑥申时行《召对录》。

⑦《明神宗实录》卷577,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庚午。

⑧同上书,卷593,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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