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历史的仲裁-从另一面看待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表现ZT

钩弋夫人 收藏 2 219
导读: 最近研究蒋介石的大事行止,发现他对付当日局面,只有轮廓概念,并无具体计划,即以抗战而言,军兴时无财政储备,无友邦支持,无反攻时的打算。他所作《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是八年抗战的基本文献,内中说及:“他们要占领我们18个省,至少要费18个月,这18个月时间,那国际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必不能占我们一个省呢?”以下则再未指示其他出路,这种办法,被史迪威称为“待得久的得胜”(winning by outlasting),也最为史所诟病。 但蒋介石是何等人物,他难道真的不知道自己本身的缺点?

最近研究蒋介石的大事行止,发现他对付当日局面,只有轮廓概念,并无具体计划,即以抗战而言,军兴时无财政储备,无友邦支持,无反攻时的打算。他所作《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是八年抗战的基本文献,内中说及:“他们要占领我们18个省,至少要费18个月,这18个月时间,那国际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必不能占我们一个省呢?”以下则再未指示其他出路,这种办法,被史迪威称为“待得久的得胜”(winning by outlasting),也最为史所诟病。

但蒋介石是何等人物,他难道真的不知道自己本身的缺点?

然而,中国要和20世纪的日本作战。抗战刚开始时胡适即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国家,以罗斯福对中国之同情,他也说中国尚逗留在18世纪,远在1934年蒋即以徐道邻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为《敌乎?友乎?》,承认他自己所标榜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实在是只足以表示当局的无办法”。蒋介石的抗战环境及国民公意逼成以“时时求生,处处求死”(也是出自《敌乎?友乎?》)为宗旨,也只有气势磅礴,却缺乏逻辑之完整。

战事刚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为抗日必须要动员兵力300万至500万,可是全军只有步枪100万支,兵工厂所生产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子弹4发。史迪威为驻华陆军武官时,曾亲见1938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王团,全团只有轻机枪4挺(应有100挺),每挺配子弹200发(可在十几分钟内射完)。但仍向日军攻击,激战五昼夜之后全团1500人只有400人余存,死伤之1100人内有600名阵亡。日本投降后,看日方文件,一般在列举他们自己伤亡人数外,动称国民党军队“遗弃尸体”在他们阵亡数20倍以上,使阅及的人至今心伤。日军的一个师团通常有12000人至14000人 ,特种兵团可能多至20000人,而我们一个师团通常只有6000人,并且行军时埋锅,造饭,煮水,挑柴全系农村习惯。我最近在图书馆查及当时可算较好的“军工基地”湖口,马当要塞失陷时的记录,上面有前检阅该区部队的德国顾问的报告,上面说国民党军队“机枪迫炮全系废铁,步枪堪用者不及半数。”李宗仁叙述他在徐州时,由他指挥的四川部队所用兵器全系土造。凇沪抗战历时10周,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明知整个防线暴露在敌海军射程内,仍舍命攻击,伤亡官兵33万余人,虽显愚拙,但也体现了决心。后日军3个师团出人预料在杭州湾登陆。使凇沪地区之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秩序紊乱,重兵器全部丧失。只一月南京又兵临城下,撤不及的官兵又造荼毒,直至几个月后各部队仍须在内地报纸上指示流亡官兵归队办法。蒋在军事会议上报告他未料及日军在杭州登陆始末时说“尤其我作为全军统帅第一个有罪。我们对不起已死的官兵和同胞。对不起国家,尤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徐州战役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的办法迟滞日军。是以虽有背民意,但也是实在无办法之举。1938年底失去广东及武汉,又引起汪精卫投降。林三郎所著《太平洋陆战外史》内称中国军队曾一度低至90万,但不久就又经过补充,到珍珠港事变前又恢复至300万。但装备人力资源更差。可这样一来,日军也陷入中国之泥淖。至战事于1945年结束时,日军在华兵力包括由中国受降之越南北部共36个师团又41个旅团。


蒋介石没有一个全面对日作战计划。其实以当时的国情而论,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计划。对日做战后不只18个月,而是53个月之后,国际变化才有珍珠港事变。起先我们都没有看的明白,总以为中国有500架左右的军用飞机和30个左右的现代化装备的步兵师即以具备了应战能力。殊不知一个国家之军备全靠社会组织在后侧支持。1930年间只要有现款数百万,不难购得飞机,可是与之配合的高射炮探照灯和几十个飞机场的装备飞机的保养保修能力,人员器材,及交通通讯设施无一可缺。战事即开之后,中国即感到航空汽油及润滑油亦待从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的窘迫,甚至一架飞机缺乏适合的轮胎即不能起飞。当日国民党军对所掌握的省区全年产钢,最高量不过13000吨,最近我国所产钢量早以超过每年亿吨。这也就是说:1944年的全年产量,现在可在几十分钟内制造。

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想动员300万至500万兵力,以全国为战场,在统一的军令之下和强敌做生死之战,实为中国5000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为洪荒所未有。可当日之军令,军政,军法,军需不是完备齐全,而是毫无着落。要不然何以日本军事领袖向他们的天皇报告,“中国之事只要在三个月就可以解决”。我想起“三国”,因为内中所说苦肉计和空城计,则当时国民党的处境也与之大同小异。


蒋介石如何支持这种局面?只有咬牙硬拼,他在军事会议的指示与训词,大体都保存完整。内中说及官病吃饭只要吃够,不要吃饱;子弹只剩100发,仍要将60发做实弹射击用,以期其他40发在作战时百发百中;炮兵无骡马时,只有官病自己用肩力臂力抬炮,自团长以下始。蒋熟悉各将领性格,作战时已电话亲自越级指挥,非经他核准不得撤退,否则军法从事。


很多人尚未看清:中国并非是构成一个现代国家才对日抗战,而是乘着国际战争组成一个现代国家。李宗仁之回忆录由唐得刚博士执笔,内中提及芦沟桥事变,蒋电邀李宗仁及白崇喜往南京筹划战事,立即有四川刘湘及云南之龙云劝阻。他们尚以为蒋以抗战为名,扣留李,白,进而夺取个人省属地盘。而且凇沪战事数旬之后,蒋向各省强人乞病,仍无从以统帅名义调遣,而仍须称兄道弟讲交情,而所派来的军队也仍是“八国联军”各有其本身之编制装备战法,士兵也当然无法忘记各自出身背景,操着不同的方言,甚难管制。

蒋介石督导大军不能不顾及以上条件,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军阀条件下,他必须有极高的协调能力,才能纵横捭阖。他虽称信赏必罚,但仍无从不顾及实际利害。他虽因韩复蕖之弃守山东而将之枪毙,但对余汉谋不战而失广州却又无可奈何。军阀旧部如李服膺,石友三,各被蒋处以极刑算是自有应得。可是酆悌因长沙大火获罪,程泽润因壮丁被绳索牵掉见于重庆而被杀,至今仍有人为之鸣不平。其实俩人过去皆是蒋的亲信,所以李宗仁称蒋“心狠”。然则不如此,蒋怎能使一个中世纪国家所构成的五花杂色的军队,以低劣兵器和强敌周旋抗战8年之久。蒋的方针有气魄但无逻辑,经过内战之后又全面对外,以至公私敌友难辩,赏罚既要公平合理,又须顾虑门面派系。此处处是都是矛盾,非他蒋介石可以平白左右,掌握这样一个局面已经极度困难。


对日战事爆发于1937年7月7日,不是蒋所期望。如果他能依着自由一直行事的话,他一定会继续他一贯的“先安内而后壤外”的宗旨。他的外交政策,也在期望日苏开战,中国中立,视以后的发展而转移。当年2月他接见《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他犹且谈及希望有三五年时间做准备,可是芦沟桥的午夜枪声摆在张学良兵变和国共再度合作的背景上,他知道战事责任需要立即承当,无法规避。如果还妥协的话,内战会重开,中国会在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里。

蒋介石最大的弱点乃是他所造成的高层机构缺乏社会结构测后支持。于是他只能以自己的威望与个人魅力为补救来“震住”各怀鬼胎的军阀政客资本家等,用自己人身抵挡历史之缺陷。他的高层组织缺乏社会机构的支持,他就以自己的人身填进去。比如,在重庆时,中央大学教职工产生内部纠纷可以影响陪都的安宁,他就自兼校长。学校里公费生抗议伙食不好,他又以校长身份到食堂与师生进餐一次。四川省主席王瓒绪与川康绥靖副主任潘文华不和,他就将两人外调,自兼四川主席。下面则更表现当日的窘竟:内地无调节金融的机构,如股票市场和公债市场,军费开支与税收不平衡,当中无缓冲地带。四大银行在沿岸地区各有专业也能尽到分工合作的工效。但一至内地,不仅业务重叠,也与原来的性格冲突,他身为当时的最高统帅尚须在财政部长之下,钻入下层干预各个银行的日常业务,他的琐碎常被人讥笑。但人们都忘了当时抗战的经济背景,始终没有被人道出:中国以18世纪的经济架构贸然接受20世纪几乎是最强的挑战,组织内部发生罅隙在所难免。所以蒋不得不又身兼农民银行之理事长,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主席,当然这样的组织仍旧脆弱而低效。


我主张读者在对蒋介石或褒或贬前,先仔细看看下面的一段:此文见于1930年除夕,去抗战尚有六年。原文为:“无父无母之身又过一年矣。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若非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则此身可以还我自由,今不知何日可以清白之身还我生者,诗曰:毋忝尔所生。我其以此为念。”

初看起来这文字不近人情。他此时已43岁,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总司令,一年之内他以相次打败李,白,冯,阎,叱咤风云。写过这段不久,他就因言辞不和,将一位国民党元老胡汗民拘禁,另将一位昔日黄埔同事邓演达处死。至此他还自伤身世,足见局事掌控之难。可见非常时期他有时不得不违背自己良心做事。国家非常时期需显示非常之性格。

很多人对蒋介石没有一句好话说,只以“贪污无能”四个字概括一切。可是我还没有见到哪一个骂他的人,有他的气魄和胆识。众所周知,史迪威将军是骂蒋介石骂的很凶的。但〈史迪威文件〉里讲到,有一天史将军看到铁道上一节货车,也无机车拖拉,只由苦力用臂力挽,远看起来象一只百节虫,从铁道两旁看好象数十个肢体蠕蠕而行。史将军在日记中记下:“中国人的精神伟大可佩,中国人只要保持这种精神,不怕没有出头的日子。”史将军的赞扬固然可感,但是他没有想到是谁在组织动员这只大百节虫,谁又将中国之人力与资源结合起来对日抗战,前后有八年之久。史迪威没有勘察的明白,他所表扬的中国精神伟大的百节虫,并非是志愿服务的,大抵都是由强迫拉夫拖来。很多人都直斥抓壮丁问题。但他们没有看到,如果社会组织还没有进化到某种程度,使当中的动员设计都依数字安排,则你继续赞扬老百姓的好,斥责政府里的人坏,是不会帮着解决问题的。蒋介石在抗战前夕,整个国家的预算只有4亿元。士兵有时还不得吃一些连家畜都不吃的东西。而蒋就带着300万至500万这样的军队,和日军做生死八年较量。虽说没有用自己的力量打垮日本,但最低限度把它拖垮,这种丰功伟绩已是世间罕有,如果谁不同意,请举出一个与之类似的例子。

以下一节也出乎一个人的手笔:“凡事有败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果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恶果,在昔日反视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

写这段文字的人,已经看清了历史在时间上的意义。这段文字也参透了左派人士标榜的“唯物论辩证法”的真髓。各位能否猜出这文字的作者是谁?其答案则是蒋介石,就是很多人骂为文盲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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