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秦因何"二世而亡"?


作为中国中古社会起点的秦帝国存在了仅仅16年就亡家亡国,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历史和现实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却又无法回避的难题:秦国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掀掉了齐、楚、赵等大国,为什么统一之后“二世而亡”?学者张荣明试从新角度——政治信仰的形成的层面进行分析,本文发表时多有删节。






公元前221年,在华夏大地上诞生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帝国——秦。这个大帝国囊括了此前存在于华夏大地上的许多诸侯国家,东及于海,南及百越,西及氐羌,北到塞外。如同思想领域□□扬物质利益和法治的法家思想压倒其他各家学说一样,政治上崇尚武功的秦国最终吞并了齐、楚、赵等诸侯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政治上的一统,它将要继续进行的是政治思路上的统一。在人类政治历史上,任何形态的国家或政治都需要权威。对于秦王朝来说,它展示在世人面前的不是政治宣讲,而是赤裸裸的暴力,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抗,是垄断政治权力的极少数人与社会上其他人之间的矛盾。


从表面上看,秦王朝是一个重实干、轻理论的国家。在秦帝国的有关历史文献中,我们很难整理出系统化的政治理论。从政治信仰的层面上看,秦王朝对利用鬼神的权威以整肃民心和治理国家嗤之以鼻,认为那是政治欺骗,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有害政治。琅邪刻辞中这样写道:“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在这里,秦王朝也在总结历史经验,它认为五帝三王之所以亡家亡国,是因为不务实际,不讲法治,崇尚虚诞。所以,秦王政三十三年(前214年)曾经下令“禁不得祠”,虽然禁止祭祀崇拜的对象我们难得其详,但这与琅邪刻辞的思想倾向是大体一致的。


秦王朝没有系统化的明确的政治信仰,却在一定程度上延用了传统的宗教活动。就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三年(前219年),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这是秦帝国搞的惟一的封禅活动。秦始皇为什么搞封禅?是向上天禀告改朝换代吗?当然不是,因为封禅刻石记录下来的,是赞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是要求他的臣民子孙“遵奉遗诏,永承重戒”。封禅铭文展示给国民的是皇帝的圣明和威严,并没有给神灵留下什么重要位置。就在这次巡行途中,秦始皇经过彭城时“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这反映出在秦始皇的内心深处仍然残存着天命思想。可是,当他前往湘山祠渡江遭遇危险的时候,他对神灵“湘君”却大不敬,“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这似乎意味着,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任何神灵对他的冒犯。秦王政三十七年(前210年)他出巡到云梦的时候,又“望祀虞舜于九疑山”。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所涉及的政治性的宗教活动具有随意性,他对神灵抱有期望,但又不想受神灵的约束,神灵也不得违背他的意愿。秦始皇也延用了秦国传统的郊祀雍四畤上帝的活动。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秦始皇通常于十月亲自郊祀,身着白色的服装,献上祭祀的贡品,“拜于咸阳之旁”。西畤、畦畤的郊祀则由祠官主持,“上不亲往”。秦二世的时候情形大抵也是如此。太卜官曾评论说:“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总的看,秦帝国在政治信仰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


从相反的立场看,秦王朝信奉的是武力和强权。秦帝国皇帝把国家作为他个人的私有财富,皇帝可以穷奢极欲,这在秦王朝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秦始皇南登琅邪台,十分惬意,于是“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免税)十二岁”。这没有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理由。根据文献记载,他因为“亡秦者,胡也”一句谶言,发兵30万攻击匈奴。他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仅仅建阿房宫和骊山墓就动用了徒役70余万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每攻破一国,都要仿照该国宫殿的样式在咸阳城北复建,所得诸侯美女和钟鼓器物等一并移入其中。《三辅旧事》夸张地记载道:“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秦王朝这种穷奢极欲恶性发展,导致了作为孤家寡人的皇帝与天下大众之间的尖锐对立。秦二世为了巩固个人的权位,与宦官赵高密谋对策。赵高声称:“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不要讲什么道理,谁有权力谁说了算,这就是赵高的强权主义理论。于是秦二世“诛大臣及诸公子”,“六公子戮死于杜”。当时,公子将闾弟兄三人被囚禁于内宫,秦二世派人对公子将闾说:“公子不臣,罪当死。”将闾质问:“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奉旨行事。将闾仰天长号:“天乎!吾无罪!”兄弟三人拔剑自刎。其实,在秦王朝根本就不存在严格意义的法律,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在这个国家中,只有皇帝一人的人权。此后的赵高谋杀秦二世,子婴计杀赵高,都是同样的政治定律在发挥作用。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秦王政就对韩非的极端专制理论欣赏万分,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二世也公开地引用韩非的话,称尧舜为君有“监门之养”,大禹治水有“臣虏之劳”。他认为当这样的帝王没有什么意思,他贵有天下应该“肆意极欲”。至此我们不难明白,秦王朝政治思维的深层,是韩非的极端专制理论。秦王朝二世而亡,就是韩非专制理论的恶果。


任何一种政权都会宣传其合理性,从而为自己取得理论上的支点。秦王朝也不例外。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马上就有人出来献计献策:“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这是用“五德相克”说为政治合理性服务:周人之德是“火”,秦人之德是“水”,“水”克“火”,所以秦人取代周人统治了天下。秦始皇毫不迟疑地把这一套拿过来,为新王朝的政治合理性服务。秦王朝将自己定性为水德,水德属北方,颜色与黑相配,所以衣服旌旗都崇尚黑色,数字以“六”为纪,符、法冠都规定为六寸,乘六马,更名黄河为“德水”,等等。这表明,新王朝亟需为自己的政治合理性张目。问题在于这种宣教能否达到使人信服的目的,能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可以说秦王朝的五行相克说是一种政治理性,但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信仰。就五行说产生的背景看,它是对传统的天命观的反叛,试图从物质世界的演变说明宇宙和社会的运动,其性质与朴素的阴阳论、气论相近。


总之,秦朝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政治信仰,没有解决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它奉行的强力政策和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路线,在政治上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秦朝的速亡很难说与此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