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新中国将帅让衔美名扬

1955年9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衔授勋典礼。此次授衔,全军有10名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1000名高级军官被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64万名中、初级军官被授予校、尉官军衔。

获得各级军衔的人们,特别是荣获将帅军衔的高级将领们,当时是如何看待这一来之不易的荣誉的呢?除了极个别“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者以外,绝大多数人想的不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荣华富贵、安乐享受,而是在那硝烟迷漫的艰苦征战中,身边倒下的无数战友和阶级兄弟,有多少人没有看到革命的胜利,没有听到新中国诞生的喜讯,没有享受一天和平幸福的生活,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开国少将王直说:“说实话,授衔时我与许多同志一样,并不激动。因‘一将功成万骨枯’,人民共和国是千千万万个人民英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们牺牲了,荣誉却归在我们名下,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激动呢?”少将罗应怀说:“我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红军,在数十年的艰苦征战中,我的身边倒下了无数的战友和兄弟。‘一将功成万骨枯’,在我们成功的背后,在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我的老家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走出了200多位将军,但烈士就有14万人……功劳应该属于他们,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王直、罗应怀将军引用“一将功成万骨枯”诗句,意在说明自己是革命战争的“幸存者”,个人荣获的军衔,是千千万万革命者流血牺牲换来的。同王直、罗应怀两位将军一样,在评衔、授衔的关键时刻,众多的革命“幸存者”高风亮节,正确对待评衔和授衔的荣誉,涌现出很多让衔事例。现整理数例于此,以飨读者。

元帅让衔: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

罗荣桓推辞元帅衔

按照规定,授予元帅、大将军衔人员的名单由党中央确定。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掌管全军军衔评定工作的罗荣桓,得知党中央准备提名的元帅名单中有他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是大革命以后才参加革命的,比其他几位拟授元帅军衔的同志入伍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切地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毛泽东和党中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他是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他协助林彪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提到罗荣桓“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笔者马上就想到发生在抗战初期的一件鲜为人知的“让官”故事:

1938年3月2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在山西被国民党哨兵误伤,时任该师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于当日14时给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和中央军委、毛泽东发电报,报告林彪负伤情况,并提出“部队指挥请即决定代理人”。毛泽东于当日24时复电“罗荣桓并告朱彭”,指示“林职务暂时由你兼代”。可是在六个小时前,朱德、彭德怀于18时发电,经周恩来、叶剑英转报蒋介石和阎锡山、卫立煌,建议一一五师“师长职以该师三四三旅旅长陈光暂代”。当天国民党方面尚未作出委任的决定,便收到毛泽东24时的电报。这时,一一五师师长到底由谁代理,成了八路军总部难以处理的一个问题。罗荣桓即刻表示,朱德、彭德怀的建议电在先,同意师长职务由陈光代理,使难题很快得到解决。

罗荣桓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命令公布之后,他没有将这看成是个人的荣誉,他对总政治部的一些同志说:“我是总政治部的主任,给我授元帅衔,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我们军队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

徐向前说当不当元帅无所谓

1955年,授衔前高级将领中第一个提出让衔的是徐向前。他给毛泽东专门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的理由是“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但是,徐向前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内最大“山头”的总指挥,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评元帅衔。

第一次穿上元帅礼服、佩戴上元帅军衔的那天夜里,徐向前久久不能入睡。荣誉地位,使他感到不安;悠悠漫长的历史回顾,使他心如潮涌:

童年的五台县永安村……

太原府的国民师范……

蒋介石在黄埔找他谈话……

参加广州起义……

拿着地下党写的小纸条去找毛泽东……

鄂豫皖的艰苦斗争……

妻子程训宣被张国焘“肃反”错杀……

万里长征三次过草地……

血战河西走廊……

只身回延安聆听毛泽东“有鸡就有蛋”的热情教诲……

想着想着,徐向前的眼圈湿润了。他不止一次地对“徐向前元帅传记组”的同志们说过:“许多同志牺牲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

彭德怀不喜欢别人叫他元帅并压低侄子的军衔

彭德怀在同干部闲谈中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若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1955年,身为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视察,他的侄子彭启超正好在这所学院学习。在一次汇报会上,彭德怀得知学院准备给侄子授予上尉军衔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听完汇报,他对院长说:“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授予他中尉军衔。”院长解释说:“这是群众评议,党委审定的,彭启超1945年参加革命,评上尉并没有特殊照顾他。”彭德怀板着面孔,认真地说:“根据他的德、才,我看还是授予中尉军衔合适。”学院党委最后采纳了彭德怀的意见。为此,彭启超很不高兴,彭德怀耐心地向他做工作,说:“在级别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带个好头!”终于打通了侄子的思想。

叶剑英恳求“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

1954年12月31日,总干部部给彭德怀并军委写报告,建议1955年1月15日召开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布置军衔制度的实施问题。1955年1月12日,总干部部经军委同意,发布《评定军衔的工作计划》,提出“中将以上军衔,由中央及军委于1955年一二月间先行确定”。根据这一计划安排,中央军委于1月14日、15日,由彭德怀、罗荣桓主持召开了讨论军衔问题的座谈会,对授予元帅、大将、上将军衔人选的名单进行了研究。会议经两天的认真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元帅军衔授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2位成员,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授予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11位军委委员,即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月16日,彭德怀、罗荣桓署名将上述意见报告了毛泽东。叶剑英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1月20日,当他看到彭德怀、罗荣桓的上述报告时,挥笔在报告上加注了自己的意见:“我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

贺龙说服副官戴低衔

1955年,王金水从南京总高级步校毕业,又回到贺龙身边工作。不久就碰上部队评衔。王金水原来就是正营级,毕业时学校建议将他调整为准团级,授少校军衔。对此,他心里是很满意的。快到评衔的时候,贺龙找王金水谈话,诚恳而又直率地对他说:“你还年轻,军衔、级别都不宜定高了;定高了容易骄傲,骄傲就会脱离群众。一旦脱离群众,衣服穿不烂,群众就会把你的衣服指烂。我看按正营授大尉就行了,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王金水吞吞吐吐地回答:“随便怎样都行。”但心里却在嘀咕:“哼!和别人比军龄,比表现,我也差不多。元帅身边的副官往高处定一级还差不离,怎么相反地还要往低压呢!”

贺龙看他有些勉强,就耐心地开导他说:“小鬼,我们搞革命是为了人民的彻底解放,时时想着人民的生活怎么样,不要光想着自己哟!记住,工作要高标准,待遇要低标准。谁要跟着贺龙工作,谁就别想搞特殊。”在贺龙的言传身教下,王金水终于想通了:和革命先烈比,和工人、农民比,自己有什么理由要求更高的待遇呢!

大将让衔:共产党人的一面明镜

许光达上呈《降衔申请》

许光达1925年参加革命,经过黄埔军校学习,去苏联留学五年,是我们党自己培养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1955年他坚决推辞大将军衔的《降衔申请》,言辞恳切,感人至深,广为传播,堪称楷模。

在庆祝建军28周年的宴会上,许光达得知了自己被毛泽东提名,准备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同时,周恩来在接见苏军代表团的活动以后,也向他通报了中央的这一决定。许光达得知这个消息后,一连几天心不安,神不宁。他坦率地对妻子邹靖华说,我不应该被授予大将军衔。几经思考,1955年9月10日,他郑重地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上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现将许光达的《降衔申请》转录于此: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

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喝牛奶、吃面包。自苏联返国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许光达的信中提到他曾向贺龙“面请降衔”,当时贺龙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他的“降衔”意见,许光达随后即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其他副主席呈报了以上那份书面申请。

毛泽东看了许光达的《降衔申请》后,曾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的明镜啊!”毛泽东还在一次军委扩大会上真挚地赞扬许光达说:“同志们,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级别降低的人,他就是许光达同志!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员毫不为己、不谋私利的镜子!他将始终成为我党、我军上下的一面很好的镜子!500年前,明朝一个大将叫做徐达,他是平定中原,威震天下,如今500年后,我们人民 军队中也有一位大将,他就是许光达,他是以他的高风亮节而名震天下的!”

徐海东请求授低衔

1955年6月,人民解放军授衔前夕,徐海东在大连疗养。听到中央决定将授予他大将军衔后,心里很不安。适逢周恩来到大连视察工作,顺便到疗养院看望他。徐海东恳切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正有一件事要向您报告: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听说中央准备授我大将军衔,感到有愧。我请求能将我的军衔降低一些。”周恩来说:“海东同志,你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累病的嘛!你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我认为,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周恩来的话亲切、在理,但徐海东仍然感到不安,觉得党和人民给自己的荣誉太高了。

徐海东1925年入党,在斗争中屡建战功,深得党的信任和广大指战员的爱戴。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1月3日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徐海东即为九名委员之一。1936年9月30日,军委决定首次在高级干部中实行三等制的津贴制度,其中按第一等享受五元津贴待遇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徐海东等共计12人。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后评为大将的粟裕、张云逸、罗瑞卿均为委员;1954年6月,徐海东成为本届军委中唯一的增补委员,而大将中的其他六位同志都未担任本届军委的领导职务。1969年3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周恩来在一次会上宣布说:“毛泽东同志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提议他参加大会主席团。……毛主席说过:‘海东同志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徐海东始终以普通一兵来要求自己。他常对子女讲:我是一个窑工,是党的培养和人民的哺育才有今天,今天所得到的,都是无数先烈和战友们用鲜血换来的,因此,我们这些幸存者,千万不能忘记他们。1936年6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徐海东时,徐海东对斯诺说:“我做陶器又快又好,敢与任何人比试。所以革命成功后,我仍有用武之地。”意思是说他完成革命任务后可以解甲归田,继续去做陶器。

中将让衔:没有名利思想

徐立清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

徐立清在1955年的开国中将授衔名单中排位第一,这是什么缘故呢?原因是这样的:全国175名中将的呈报名单是按级别的高低排序的,徐立清是中将里面唯一的正兵团级,自然排在了最前边。

徐立清是1929年参加鄂豫皖红军的,1950年1月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1952年被评为正兵团级。按照1955年授衔的标准,正兵团级应该授上将军衔,但他利用在总干部部管理授衔工作的“便利”条件,将已经列入上将名单中的自己的名字,改写到中将名单之中。与此同时,他向有关领导再三申诉自己的想法。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军委副主席彭德怀,都不同意他把自己军衔压低的意见,但在他一再坚持下,最后说服了周恩来,终于使自己成为全军首批175名中将中唯一的一名正兵团级的总部副职领导干部,成为在荣誉面前退让的楷模。

徐立清首先是向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写报告,要求低授军衔。但是过了几天,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名字从上将名单中划去,在中将的名单中添上了“徐立清”三个字。罗荣桓看了被徐立清改动的名单后,亲自找他谈话说:“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级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改写到了上将名单中。

名单很快要提交到中央军委讨论了,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这时不少同志都劝他说:“你是符合授上将军衔的,这个事就不要再提了。”同时也有一些同志对他说:“你符合上将条件,非得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也陷入矛盾之中,一连几天,都在苦苦思索着。

最后,徐立清给自己降低军衔找出一个最能说服人的理由:“我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嘛,是负责授衔工作的,与别人不一样。”

徐立清再次给罗荣桓写了一封信表示: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个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次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罗荣桓在第二天接信后,和总干部部的另外两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进行了商量。他们一致认为,徐立清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任兵团政委,现在又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应该按规定授予他上将军衔。尔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彭德怀作了汇报。彭德怀同意总干部部的意见,授予徐立清上将军衔的计划不作改变。

彭德怀还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当面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徐立清对彭德怀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强调说:“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不能在上将的名额中和别人去争。如果把别人减下去显然不合适,把自己减下去比较符合实际,这也是我的心愿,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彭德怀说:“立清,我已经和许光达同志谈了两次话,他也向军委写了报告,要求由大将降为上将,我没有同意。我是很了解你的,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之后,彭德怀又两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态度非常坚决,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彭德怀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彭德怀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接着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周恩来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说完,周恩来把摄影师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在授衔庆祝酒会上,未被授衔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突然喊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少奇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啊。”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孔庆德表示“授予校官就不错”

孔庆德是1930年入伍的老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担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五十八军军长等正军级职务,1952年被评定为正军级别。1955年评衔开始后,中南军区干部部部长刘兴元打电话,征求他对自己军衔的评定有什么想法。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一切相信组织,听从组织的决定。”他说:“我作为战争年代的一名幸存者,能赶上授衔和授勋,已经是非常幸运、无上光荣了,无论授予我何种规格的军衔和勋章,自己都会非常满意、非常高兴。”他进一步地强调:“评衔问题,我个人意见是服从上级,给个什么算什么,能授予校官就不错,大校也行,上校、中校都行啊!”事后,他诚恳地对同志们说:“我当时说这些话,既不是过分自谦或自卑,也无戏言成分,是发自内心的感言。我想,许多像我一样的战争幸存者,可能都会有与我相似的感慨。事关个人荣誉和切身利益,不可能没想法,关键是你从什么角度去想、怎么想。我的确想了挺多。”

孔庆德“想”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生于山东曲阜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破人亡少年从军,先入的是国民革命军。在中共秘密党员组织发动的‘六安兵变’中,随部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投身革命后,从为个人报家仇,到为劳苦大众求解放,思想不断进步,信念更加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锻炼成长。经历了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的长征,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特别是经历了党内‘肃反’,蒙冤落难却又绝路逢生,经历了枪林弹雨,数度受重伤然而大难未死。”

他说:“无数为革命捐躯的先烈们,包括指引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六安兵变’组织领导者,还有数不清的指战员战友们,他们或英勇战死疆场,或惨遭诬陷杀害,没能看到建立新中国的最后胜利,比起他们,自己太幸运了,应该知足,否则愧对先烈!”

孔庆德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品格,不仅仅是表现在评衔上,而是历来如此。他红军时期当过师长,改编为八路军时当了营长,他说:“当时红军各级指挥员,几乎人人官降三级,无条件地服从革命需要,没有想不通的。战争年代干部降级使用是常有的事,不用做什么思想工作。相反,如果晋升了职务,倒可能需要做思想工作。因为首先想到的是肩负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了,担心完成不好上级交给的任务,担心带不好部队,担心指挥不当造成部队的损失等等。”他说,一个人只要想到这些,自然就不会去计较、更不会去争什么军衔的高低了。

少将让衔:我们有什么权利向党争名争利呢

李逸民大度不争衔

李逸民大革命时期入党,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时期,他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情报部第一局局长,西北公学副校长。1955年解放军评军衔时,他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被评为少将。许多战友认为,按他的资历,评少将太低了,感到不公平。李逸民却说:“我评个少将已经不低了。我们多少同志、多少战友牺牲了,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今天有这样优厚的待遇,功劳不见得比他们大,如果没有他们流血牺牲,靠我个人是一事无成的。想想他们,我们有什么权利向党争名争利呢?”

白志文说评个少将就应该知足了

白志文是1929年参加湖北大冶暴动编入红军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担任过师长,按规定的标准,他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与元帅们获得的“八一勋章”是一个级别,算得上是老资格了。当有消息说他的军衔准备评定为少将时,有人就建议他以资历老、是少数民族(满族)为由去争取一下。白志文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应该知足了。想想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现在应该知足吧。”

颜文斌说向组织要高衔张不开嘴

1955年授衔时,颜文斌任三十九军副军长,军衔评定时因其任现职时间与规定的时间仅差十几天不能授少将军衔。组织上派人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安排。”有的同志打抱不平说:“你是老红军,又经过长征,找一找,要求组织照顾一下,不然太吃亏了。”他说:“为了自己肩上芝麻绿豆大的星,伸手向组织要,是不光彩的。回想起长征过草地牺牲了的同志们,我张不开嘴啊,难道我爬雪山,过草地,吃苦流血就为了这颗星?没有意思。”1955年11月,他愉快地接受了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他说:有了将军的名号,不能只想到光彩,而应该感到你多了一份对党和人民的责任。

肖选进将军钟爱大校军衔礼服

肖选进是1931年入伍的老红军,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大校军衔,后来在大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离职休养。几十年后回顾起授衔经历,他没有对晚了9年才得到将军军衔而遗憾。一直到今天,他对大校军衔礼服的钟爱胜过将军服,因为那是经历了战争洗礼后荣获的第一套解放军军衔礼服。他说:“我双手接过熠熠生辉的大校军衔时,禁不住心潮起伏,感慨难抑。想到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战友,好多人倒在革命的征程中,没有看到新中国诞生的这一天,不能和我们共享革命胜利的成功和喜悦。我虽历经22年战火,先后7次负伤,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从万人枯骨中存活了下来,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是幸运的。从一个山村放牛娃,在党和军队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一名军官,我对党、对军队始终充满感激之情,只想着为党、为军队、为人民多做工作,对名誉、对地位从不奢想。被授予了大校军衔,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至高荣誉。”

肖选进曾说:“50多年了,每逢阳春三月,我都会找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先洗净双手,再戴好洁白的手套,然后从一个专门的小箱子里取出一套军衔礼服,小心翼翼地展开晾晒。晾晒好了之后,又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好樟脑球,套好保护袋,重新放回原处。”他说:“看着军帽上那闪闪发光的‘八一’军徽和肩章上那金黄色的丝线编织的底面上的两条红杠杠与四颗晶亮夺目的银星,67年的军旅生涯,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又一幕地重新闪现在眼前……我所珍藏的不仅仅是一套衣服,更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崇高荣誉,同时也是我一段永生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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