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力量—北狩蚀日 新版—楔子 楔子:命运的螺旋(三)

红色猎隼 收藏 7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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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手如换刀啊!”坐在崔永春对面的中国人用带有浓郁口音的东北话笑着调侃道,显然今天晚上他已经赢了不少了,代表着不同面值的各色筹码在他的面前堆起了一座座财富的山峰。他手气正顺,因此也并不在乎更换了对手,相反还愉悦的迎接着新的挑战。“我可不是很会玩啊!”全兴焕故作谦虚的回应着,接过了崔永春手中早已被捏着起皱的纸牌,潮湿的手感让他清楚的体会到了这位朝鲜人民军高级将领此刻的紧张和不安。毕竟此刻他赌的并不仅仅是钱,还有自己的身家性命乃至整个朝鲜半岛之上两个对立政权的国运。

“没有关系,输赢都只是游戏。”全兴焕看了看自己手中底牌微笑着宽慰着身边这位事实上并不熟悉的“朋友”。从牌面上看对面的那个中国人已经握有3张A,而在全兴焕手中却只有4张K加一张J而已。显然胜负依旧还并不明朗。“我全押了。”全兴焕平推出自己手中的所有筹码。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但是此刻他已经没有了选择。无论结果如何,他都要尽快带着崔永春离开这个赌场,踏上逃离这个国家的不归路。

“你果然有料……,好了,高丽棒子,算你他妈的赢了。”坐在全兴焕对面的中国人合上了手中牌爽朗的大笑着说道,显然他们放弃了关键的最后一搏。“不客气!反正你们中国人有的是钱,何况这些也大都是你从我朋友手中赢来的。失陪了!”和大多数韩国人一样,全兴焕对庞大的近邻—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好感。虽然身为一名情报人员,全兴焕虽然还不至于象普通的韩国民众那样将中国想象成一幅饿殍遍野、贫穷落后的模样。但是正因为这个国家的日益强大,才令全兴焕对他充满了怨恨和忌惮。

无须讳言从1949年重新崛起之后的新中国实际上正开创着人类历史的一个全新的奇迹,仅仅用了六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已经成为了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大国了。虽然韩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与西方世界略有不同。由于韩国人对中华文明并不陌生,因此并不相信那些哄骗西方的民众的“妖魔化”宣传。不过,就像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对西方保持“受害者”的心态一样,大多数韩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有着亲密和向往的同时,也持有着很复杂的“受害者”的感情,这无疑是跟韩国人的历史认识有关。全兴焕从韩国教科书学到的内容是:韩国被外国侵略了超过900次,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的。这也就自然导致了韩国人有所谓的“受害者”情绪,对于中国这个历史上的强者的任何行动都很敏感,很容易情绪化。也正因为如此在韩国的军队和政府部门内部长期以来一直泛滥着这样一种思潮—正是由于强大中国的阻挠,朝鲜半岛才迟迟不能归于统一。而全兴焕自然也不是一个例外。

而这种极端自卑的“受害者”情节往往又会萌生出一种竭力想证明自己的自大心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势力的增强,韩国人开始萌生出一种奇特的心理状态—无视眼前的现状,一味强调自我成就—诸如“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但并非因为国土广大而比我们优越。”、“藩属的时代早已过去,中韩已经是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国是常任理事国,韩国人还是联合国秘书长呢。”在这样的心理之下,大多数的韩国人相信只要大韩民族奋力一搏,便可以象神话中的那样英雄人物那样战胜那贪婪而邪恶的巨龙—中国。而作为韩国政府的耳目和长臂,身为特工的全兴焕自然也抱有着同样的理想。

显然成功代替崔永春吓退了眼前那位来自中国东北的赌客令全兴焕获得了莫大的心理暗示。这就是中国人,他们似乎永远色厉而胆薄,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义。如果说韩国对与自己一衣带水相邻的日本是憎恨的话,那么对于曾经在文化、经济和军事上给予过韩国启蒙的老师—中国却只剩下了鄙视和轻蔑了。“麻烦把这些筹码换成现金,还有这个给你吃红……。”全兴焕相信这一次的豪赌事实上预言着不久之后中韩两国之间可能爆发冲突的最终结局—当韩国奋力一击之时,中国会理智的选择暂避其锋。他冷笑着注视着对面那个中国男人脸上强挤出来的笑容,一边催促着身穿着中式旗袍的朝鲜女侍者将桌上全部的筹码收入他的囊中,一边从其中取出一个代表着100美金的筹码塞在女侍者的手中。

位于朝鲜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绝大多数赌场,大多名义上都由来自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娱乐大亨们经营着,但全兴焕却清楚的知道真正的幕后大股东还是朝鲜政府,这里的收入70%将上缴朝鲜国库,用于维持庞大的政府和军队的开销,而朝鲜员工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月薪80美元。但是朝鲜方面提出,因为美国是朝鲜的头号敌人,朝方不愿领美元,改为月薪80欧元,约合人民币800元。不过朝鲜籍员工的大部分收入还是要上缴国家,自己仅能留下大约24元人民币,即便如此也已经等于朝鲜一般工职人员月薪的两倍。对于这些同胞,全兴焕只能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

但是他递上的筹码却被外貌清秀的女侍者放回到了筹码堆之中。“赌场向我们国家已经交了大量的钱,我们很荣幸为国家做贡献,所以,我们不在乎自己的工资。”女侍者微笑着用朝鲜语回答道,全兴焕看着身边的崔永春苦笑着的摇了摇头,随口说道:“李先生,我们出去喝一杯吧!”显然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不远了。而就在他们并肩离开赌桌之后,那位被称为“大庆赵哥”的东北男子掏出自己的那镶嵌有钻石的ZIPPO打火机为自己点燃了一支哈瓦那雪茄,在冉冉升起的烟雾之中,他微笑的翻开自己底牌—那是整幅牌中的第四张“A”。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勇气,但更长于布局。“红珍珠已经离开鱼窝,正在向下游游去……。”看似随意的解开自己衬衫袖子上的纽扣的同时,信息早已传递到了在新义州各点准备实施拦截的中国人民国防军总参二部的特工分队的耳中。

“李先生,让你久等了。”全兴焕领着崔永春大将走出“富达”赌场,一辆从日本进口的丰田车早已在此等待了。车上负责接应的同样是韩国国家情报院早已潜伏在朝鲜境内的特工。“从平壤出来一路还顺利吧!”坐上车,全兴焕一边与参与行动的各组用密码进行联系,通知他们关键人物已经起程,一边随意的与崔永春大将闲聊着。“还好吧!还有赖于你们周密的计划啊!”虽然是初秋的9月但崔永春大将还是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回答道。归于他的叛逃路线,韩国方面的确可谓煞费苦心。

当得知了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崔永春大将可能会叛逃到已方的消息之后,韩国情报部门和军方便设计了多条从朝鲜叛逃到韩国的线路。理论上来说穿越北纬三十八线附近的朝韩实际国境线—“共同警备区”(JSA,Joint Security Area),显然是距离最短,也是最为直接方法。但是事实上这个计划却是最没有可操作性的。毕竟经过了长达半个多实际的军事冲突和对峙,朝韩两国都围绕在三八线均部署重兵,并建立了多重的防线,哨兵、岗楼、地堡和铁丝网随处可见。在当年谈判的板门店设有“共同警备区”,成为北南之间的惟一通道。但是在这个敏感地带,双方的戒备同样是外松内紧。虽然崔永春大将可以以巡视的名义进入“共同警备区”,但是随后成功摆脱朝鲜边防士兵的拦截,奔向自由却是一件成功概率极小的赌博。而更为糟糕的是,这样明目张胆的叛逃很可能被朝鲜方面曲解为韩国方面的阴谋和绑架,从而引发交火和军事冲突,直至不断升级,导致全面战争的提前爆发,毕竟朝鲜方面同样清楚崔永春这个副总参谋长的价值。

当然借助出国访问之际叛逃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冷战时代很多前苏联和东欧的政府官员、将领、情报人员和知名学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逃离铁幕的,但是显然朝鲜的国际环境与前华约阵营有些不同,在国际社会之中朝鲜仅与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寥寥数国保持着亲密的外交关系,而象崔永春大将这样的军队高级将领可能出访的国家更往往不过中、俄而已。在这两个国家成功叛逃,可能比在朝鲜国内更为困难。而且随着崔永春大将在朝鲜国内政治地位的不断下滑,不被金正日信任的他或许已经再难获得出国访问的机会。

最终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假道中国。便如冷战末期,东德的民众选择了假道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逃往西德一样。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曾经一度成为所谓“逃北者”(指从朝鲜叛逃的朝鲜人)逃往韩国的天然跳板。虽然在朝鲜与中国的边境线上处处设有名为“国境警卫队”的朝鲜边防部队的哨所,并设置了各种陷阱。但是戒备森严的背后却依旧是暗流汹涌,如果朝鲜警卫队严守国境,戒备的森严程度使任何人可以活着偷渡鸭绿江。但是多年来“逃北者”的屡禁不止,正是因为朝鲜边防部队在为偷渡者开路。只要给钱,谁都可以轻易过江。

2005年渡江的价格为三百元人民币,但是由于平壤方面的管制加重,价格随后上升到五百元人民币。据说该价格包括返回朝鲜的费用,是“往返”费用,因为渡江者要渡江时必须说要去看望中国亲戚或做生意,因此必须提前支付返回费用。只要想渡江的人给了钱,国境警卫队队员就会提前告知自己把守哨所的时间和地点。只要在约定的时间里来到指定地点,警卫队队员就会推着他们催促快点过江。有时他们还干脆“护送”他们到江对面。久而久之,朝鲜国境警卫队成为朝鲜军人最喜欢的部队,因为在服务的过程中能捞到不少好处,所以家境好的人大都被分配在这里。正是透过这条千创百孔的防线,逃出朝鲜的“逃北者”在最近十年来越来越多,据统计,现在有大约一万多名朝鲜人已经成功了利用第三国定居到了韩国,而躲在中国的朝鲜人就更多了,有人估计多达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这些人大多散布在延边的朝鲜族聚居区内,寻找机会闯入各国驻华机构要求避难。一度成为了令中国政府颇为头疼的事情。

最初中国边防部队严格的执行着自己的职责,每每将偷渡者迅速抓捕并集中遣返朝鲜。但是这种行为却显然并不受与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朝鲜国境警卫队的欢迎。就如同警卫队出身的一位逃北者说:“警卫队整体都相互勾结,即使被发现也没有大问题。”因此他们往往有持无恐的就在鸭绿江畔面对着中国边防部队的视线对遣返回来的偷渡者不加审判便直接执行枪决,令中国在世界为虎作伥的指责声中体会到“枉作小人”的含义。最终朝鲜和中国之间不得不形成某种默契,中国会容忍一定数量的朝鲜难民,但每隔一段时间就同意朝鲜安全部门派人到中国境内搜捕和带回一些难民。在中国人的心目之中来自朝鲜的逃北者更象是躲避饥荒的经济移民,而不是叛逃者或政治难民。最终朝鲜政府对边界上的这些活动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实际情况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失散家庭团聚活动以来,朝鲜政府没有足够人力财力对边界上的人员往来进行控制。

但是虽然历史上朝鲜方面叛逃的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朝鲜的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朝鲜劳动党书记与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金日成主体思想的捉刀人—黄长烨便是利用到中国访问的机会,走进韩国驻北京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从而成功叛逃的。但是毕竟黄长烨只是负责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党棍而已,身系朝鲜半岛军事平衡的崔永春大将显然不可能如此顺利的在中国境内走上如此漫长的路程。无论是朝鲜还是中国的情报部门都会对其展开多重的截杀,最终韩国国家情报院为他设计了风险最小的路线图,以病假的名义在平壤家中修养,然后在韩国方面长期潜伏的特工的帮助下,易容并替换身份,以韩国商人李安德的名义离开平壤前往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在这里与全兴焕指挥的特别行动小组会合,开始准备越境行动。跨越边境之后,崔永春大将将在潜伏在中国的韩国特工的帮助之下,在丹东登机直飞韩国。

在新义州特别行政区郊外,原本被划为韩国企业开发区的土地依旧一片荒芜,一辆车厢上写中国境内某韩资食品公司的冻肉运输车辆正停在一片黑暗之中,它就是将崔永春大将成功带离朝鲜的最后一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站,数名手持着德制MP5型9毫米冲锋枪的男子正紧张的注视着周遍的环境—他们是奉命掩护崔永春大将偷渡的韩国第707特种任务营的士兵。一旦中途出现任何不测,他们时刻准备杀出一条血路。“还能再见吗?”被扶上车之前的刹那,崔永春转过身来与全兴焕握了握手,有些激动的说道。“希望我们能在解放平壤时再见。”全兴焕感受着对方手心的温度,用力的点了点头。而在1公里以外的白桦林之中夜视望远镜的墨绿色镜面后面,一双黑色的瞳孔正在紧张注视着这些即将决定半岛未来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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