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少犯错误”和“不犯大错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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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47年2月7日,陈云曾经发表过一篇《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讲话。当时,陈云奉命主持辽东分局南满根据地的工作。针对一些干部对错误问题产生的不同认识,他在紧张的战斗间隙,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主持召开南满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陈云以切身体会指出,人都会犯错误,关键是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和他人的不同意见。这次讲话中他提出了后来大家熟知的“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   陈云提出“交换、比较、反复”,源于他对“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不断思考。

1947年2月7日,陈云曾经发表过一篇《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讲话。当时,陈云奉命主持辽东分局南满根据地的工作。针对一些干部对错误问题产生的不同认识,他在紧张的战斗间隙,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主持召开南满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陈云以切身体会指出,人都会犯错误,关键是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和他人的不同意见。这次讲话中他提出了后来大家熟知的“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


陈云提出“交换、比较、反复”,源于他对“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不断思考。1935年遵义会议后,陈云曾到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那时,陈云就经常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党的一些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都很有学问,为什么还会犯错误?过去自己也犯过错误,根本的原因在哪里?他反复思考,却仍未找到满意的答案。抗战爆发后,陈云在延安与毛泽东就此问题作过三次长谈。他曾告诉毛泽东,自己犯错误是由于经验较少;而毛泽东则认为,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毛泽东提议陈云要学习哲学。为了找到“对头”的思想方法,陈云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逐渐形成了“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这一方法本身是实践(交换:调查研究并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认识(比较:判断事物性状后作出决策)——再实践、再认识(反复: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和修正认识)的哲学认识论的生动体现。陈云认为,即使“交换、比较、反复”三条要求都达到了,也只能是“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但是,只要能做到这三条,基本上可以“少犯错误”和“不犯大的错误”。


掌握了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陈云在思考问题、遇事决策时,就能善于进行全局性的战略思维,就能始终保持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深沉的忧患意识。


1951年4月4日,陈云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经济工作者容易忽视的问题时说:“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为此,他提出并强调“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性。1956年,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又多次强调: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事务主义”。他建议按照“七分经济,三分政治”长期做下去,“有可能保证工作不犯大错误”。


为什么必须讲政治?陈云认为,作为从事社会主义商业的经济工作者,不能没有政治观念;学政治,讲政治,其要旨在培养一种战略思维和大局观念。陈云常常从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来谈讲政治的必要性与长期性。他说,如果不注重讲政治,就容易犯“事务主义”错误;如果不能长期坚持讲政治,就有可能“犯大错误”。对此,毛泽东1955年11月18日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中南省委书记会议时也曾讲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对于你们这些省委第一书记,我不担心你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干事。你们不会犯这样的缺点,我担心的是什么呢?你们忙忙碌碌,陷入事务主义、官僚主义,事无巨细,都自己亲自去处理,没有时间调查研究,没有时间想问题,没有时间想大问题。这样你们非犯错误不可,犯就犯大错误。”在这点上,陈云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为了防止“犯大错误”,陈云反复强调和倡导,在任何一个地方或部门里,都要有能摆脱日常事务、专门考虑大问题的“踱方步”者。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对国家领导经济职能进行改革,陈云写信赞成“政企分开”,他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可以使国家领导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有时间议大事,加强宏观方面的指导和控制”。领导干部要善于“踱方步”,就是在务实的同时也要善于务虚。只有善于“踱方步”,才能既扎扎实实而又高屋建瓴地开展工作。如此,方能避免犯某些战略性或方向性的大错误。


为什么陈云总在思考“少犯错误”和“不犯大错误”的问题呢?


因为人总是会犯错误的,这一客观现象永远会有。正如毛泽东所说,“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既然一个人“不犯错误”不可能,那么人与人的差别就不在于是否犯错误,而在于犯错误的“多少”与“大小”(或“轻重”)。陈云提出“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是因为他清醒地考虑到,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一旦犯错误,所造成的影响与普通群众不可同日而语。陈云曾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因此,凡事考虑怎样才能“少犯错误”和“不犯大错误”便成为他工作中自觉的要求。


还有,许多的错误,包括大错误,往往是在冒失中犯下的。这是大量事实已反复证明了的。陈云提倡并坚持力行的“稳当胜于冒失”,也正是为了力求“少犯错误”和“不犯大错误”。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受中央之命率部接收沈阳。在千头万绪的接收工作中,如果不谨慎周到,是很容易出现混乱和错误的。1948年10月28日,陈云在干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时说:“稳当一些,要多想一想,多请示一下。这样慢了一些,有点损失,但这比冒冒失失犯了错误哪样好?宁可稳当一些,不要冒冒失失。”在具体接收工作过程中,他多次强调:“遇事不忙,宁多研究请示,而迟延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让草率从事而出岔子。前者损失小,后者损失大。”在陈云看来,工作任务完成得好不好,关键在于能否做到高水平、高质量。如果为了贪多求快而导致错误百出,那是得不偿失的。


“稳当胜于冒失”。坚持稳当,势必就会多几分理智,多几分谨慎,从而也就少几分急躁,少几分冒失,也就会避免或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粗错问题。新中国建国初期,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少人往往因头脑过热而作出一些有违客观实际的决策或举动,陈云却能够保持清醒和冷静,并在关键时刻为中央提供决策和参考。他的工作方法的一个法宝就是坚持“稳当胜于冒失”,以求“少犯错误”和“不犯大错误”。


1949年4月16日,张闻天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要学习陈云“谨慎小心、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公开评价陈云“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由此可见,实事求是、谨慎、稳当是陈云一贯的行事作风和品格,而这,与他不断思考和践行怎样才能“少犯错误”和“不犯大错误”有着本质的联系和内在的一致性。


〔作者王香平,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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