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军唯一战区后勤史馆 文物讲述后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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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访全军唯一战区后勤史馆 文物讲述后勤故事 2008年08月27日 15:34:31  来源:新华网 钢铁后盾武装常胜之师 四件军史文物讲述的我军后勤故事 戴岳 2006年7月31日,沈阳军区后勤史馆落成并首日开放。该馆集中展示了300多位曾在沈阳军区后勤系统工作和战斗过的老首长、老前辈的事迹,还有上千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以及2000余幅图片。李浩摄 新华网消息:沈阳军区后勤史馆是全军唯一一座战区后勤史馆,自开馆以来,已经接待了500批参观者。这里

访全军唯一战区后勤史馆 文物讲述后勤故事

2008年08月27日 15:34:31 来源:新华网



钢铁后盾武装常胜之师 四件军史文物讲述的我军后勤故事


戴岳




2006年7月31日,沈阳军区后勤史馆落成并首日开放。该馆集中展示了300多位曾在沈阳军区后勤系统工作和战斗过的老首长、老前辈的事迹,还有上千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以及2000余幅图片。李浩摄


新华网消息:沈阳军区后勤史馆是全军唯一一座战区后勤史馆,自开馆以来,已经接待了500批参观者。这里展出的是军史上别样的文物---它们见证着峥嵘岁月里,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为英雄的军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站在弥足珍贵的军史文物前,读着血火浇铸的文字,令人感受到一种震撼和力量。每一件文物,都是我军历史长河中的碎片,承载着一段不容忘却的峥嵘岁月。时光虽逝,但一件件文物在历史的河床上依旧闪动着迷人的光泽,是值得后人永远珍藏的宝贵精神财富……


11张发黄的收条


史馆的一隅,静静陈列着11张收条,随着岁月的流逝,纸面虽已泛黄,但字迹还依稀可辨---


"今收到大枪拾枝,子弹陆佰贰拾发,手榴弹叁箱,粳米拾贰袋,猪两个。经办人:李奉廷。"这是其中一张收条,时间是:1945年11月。


这是在炮火硝烟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留给当地群众的收条,收条主人李奉廷,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村长。


1945年9月,我军奉命进军东北。那时,由于国民党政权实行白色恐怖,部队初入东北,立足未稳,加上东北长期在日寇侵略掠夺之下,民众的物资已经十分匮乏,我军的后勤供应也极度贫乏,处境非常艰难。仅凭缴获的敌伪物资难以为继,部队又流动作战,没有固定的仓库可以长期保存作战物资,所以只能藏兵于民,一些进步的老百姓家就成了我军物资储存地。


李奉廷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公开的身份是沈阳市于洪区达连屯村的村长,而实际上是我党的地下党员。1945年冬天,我军初入沈阳时,据侦察消息,在去新城子石佛寺的路上,敌人设武装哨卡,不准我军通过。李奉廷利用与敌人上层人物的交情,费尽周折弄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30余辆卡车满载我军急需的枪支弹药、汽车零件、军用物资等顺利通过哨卡。后来,由于战事需要,这些物资的一部分就转移到李家,藏在李家的卧房里。从此,李家就成了我军的秘密"军火库"。每当我军联络员来李家秘密提取时,都要手持上级领导亲笔签名的"便条"。


当时,李奉廷冒着生命危险,将每张"便条"偷偷保留下来,藏在灶台里,日积月累,一共保存了11张。这一张张收条无不印证着当时军民深厚的鱼水之情,也成了当前开展"双支"活动具有现实意义的生动教材。


后勤史馆馆长徐文涛指着发黄的11张收条,感慨地说,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军就很注意密切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发挥群众的力量,我军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原因也在于此。


经过60多年的风雨岁月,李家父子对这11张收条朝谨夕惕,视为珍宝,为让后人铭记历史,最后将它们无偿地献给部队。


黄克诚用高粱米算消耗账


黄克诚是我军赫赫有名的大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过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转战晋冀豫,开辟和建立了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他挥师挺进东北,参与指挥东北解放战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一生战功卓著的将军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还是一个精于算账的人。


在沈阳军区后勤史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本珍贵的军事文献---《黄克诚军事文选》,一页页发黄的纸张,记录的是一幕幕珍贵的军史---


1947年9月,为适应大规模作战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扩大为总后勤司令部,黄克诚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总后勤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统管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工作。1948年3月,黄克诚主持召开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无论是讲战场还是讲后方,无论是讲思想还是讲工作,都用算账的方式,让人耳目一新,深有所悟。


比如,讲战场,他大手一伸,先扳着指头算起人头账:"红军时代在中央苏区最大的广昌战役是5万人,四方面军在四川打仗也还只是两三万人。后来扩大了,男女一起算上也不过七八万人。""抗战时期有些战略区虽然有二三十万人,但集中作战的也还只是两三万人。""现在东北作战,除了地方部队不算,光野战军就是×××万人在前面打。"算完人头账,他紧接着扳着指头算消耗账:"战争消耗性大,物力的消耗更大。""现在××万野战部队加×万民夫就是××万人,人吃马喂,一天要消耗××万斤粮草。昨天前方来电要送800万斤马草到四平一带去。大家算一算,800万斤草要多少火车汽车和大车才能运到?"


讲到工作,他说:"我们造枪弹,一个山炮弹就要200斤高粱米,一个野炮弹,就要300斤高粱米。一个榴弹炮弹就要400斤高梁米。"说到这,黄克诚嗓音更高了,"在关里则更贵,每个炮弹平均要1500斤高粱米,因此打一炮就等于打掉一个中农全年的收入,打一千炮就是打掉一千个中农的收入"。他大手一挥,振臂疾呼,同志们要想一想,现在群众负担已经到30%了。"负担再重,群众怎么办?"


针对一次战斗结束后,个别部队还是像打仗一样步枪机枪手榴弹乱来一气的现象,黄克诚给予严厉批评:"就不知道一粒子弹等于12斤高粱米,一个手榴弹是36斤高粱米。""我们军队对人民的痛苦是不够清楚的,俗语说:'当兵三年不认亲'。我们今天也是不知道群众这个母亲的困难!"


决心书上署着日本名字

"树立牢固为伤病员服务的思想。我们过去的苦与泪在今后变成意志钢铁的奉献,不可摧毁的力量,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为先烈复仇立功……"


这是一份解放战争时期写在白布片上的我军决心书的内容,令人不解的是署名竟有数十位日籍医护人员,这是怎么回事呢?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八路军、新四军相继从各地进入东北,当时随军的卫生人员只有1600人左右。由于部队发展,新组建了大量的医院等卫生机构,卫生人员严重不足。当时有一大批日本卫生技术人员仍滞留在东北,为医治大批伤病员的急需,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门通过不同途径、采用不同的方式,留用了一批日本卫生技术人员。


不论是从何处来或如何来的,由于他们对人民军队性质的不了解,在初期阶段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疑虑、戒心甚至惶恐,有的怕服劳役,有的担心生命安危,还有人有对立情绪。在一部分中国人中也有仇视日本人的思想,对日本人不信任,甚至拒绝接受日本卫生技术人员的医疗护理。如何消除他们的思想疑虑,增强我军医疗力量,就成了当时摆在我军思想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课题。


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根据我党的一贯政策,及时提出对日本籍卫生技术人员的政策规定,要求各单位严格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的界限,区分战犯和一般战俘的界限,区分日本军官和医务技术人员的界限,区分战俘和侨民的界限,正确对待日本卫生技术人员,并规定尊重日本民族生活习惯,中国人不准和日本人结婚等纪律。民主联军卫生部门根据这些指示、规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策感化和教育工作,要求中国人对待留用的日本人一视同仁,在医疗上尊重他们的技术,在生活上宜多照顾,在工作上按技术职务使用,在生活管理上,单独编班组,指定工作表现好、有群众威望的日本人担任班组长,进行自我管理。


为做好日本人工作,各级卫生部门专门设立了民族科,医院设立民族干事,由日本积极分子做日本人工作,他们开座谈会,上政治课;有的还编印日文小报,进行宣传教育;还常常组织文娱活动,在寓教于乐中加深他们对我党我军的思想认识。


通过政策感召和多种形式的教育,特别是通过同工作、同生活的实际接触,日本医护人员亲身感受到东北民主联军官兵平等,纪律严明,时刻关心群众,尊重他们的人格和风俗习惯,他们的思想认识逐渐发生转变,写下了决心书,自觉成为革命战士,立志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第14后方医院外科主治医生井筒,在辽沈战役中一人负责250名重伤员的治疗任务,连续几天几夜站在手术台为伤员做手术,眼睛熬红了,腿站肿了,胳膊使酸了,不叫苦叫累,工作认真负责,直至伤员痊愈。名著《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辽沈战役中曾担任二纵24团政委,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大出血,昏迷三天三夜,就是经过第12后方医院日籍医生的精心治疗、护理,得以苏醒。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很多日籍医务人员和其他在卫生部门中工作的日籍人员,工作积极努力,认真负责,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涌现出大量的模范和功臣。据1950年第13兵团卫生部的统计,在卫生部门中立功者1887名,占卫生部门总人数的60%,在立功人员中日籍人员约占1/4。女护士桓本等还被选为出席1949年12月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在异国他乡的铮铮誓言。


陈云送给朱理治的棉大衣


胸前沾有油渍,袖口也有点残破,就是这么一件陈年日久的黑色棉大衣,朱理治的家人珍藏了60多年。这不是市场里买来的普通商品,而是陈云同志亲手送给朱理治的。这件大衣不但是革命时期同志友谊的见证,而且也是朱理治为党奋斗一生、一片丹心写忠诚的真实写照。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又是一个十分贫穷和落后的地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更加严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把边区人民困死、饿死,使边区财政经济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1941年3月,朱理治临危受命,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他积极钻研银行业务,勤于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边区物价金融与银行基本政策的报告》,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很有些价值",并指示西北局常委陈正人将此作为"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1941年和1942年,是边区银行大发展的两年,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为稳定金融贸易和发展金融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48年11月,他随陈云等赴沈阳,兼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并先后任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在与陈云同志一起工作期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陈云同志十分关心朱理治的身体健康,那时东北冬天十分寒冷,陈云亲自挑选一件大衣,专门派人送给他。此后,这件棉大衣一直陪伴他的终生。


2007年5月,这件文物由朱理治的长子朱佳木(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献给了沈阳军区后勤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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