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001 :李锐的真小人与毛泽东的真丈夫[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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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些年,有个自称毛泽东秘书的叫李锐的人突然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此人的引人注意,不在于他为这个民族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也不在于此人有什么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人们只所以注意他,全在于他的歇斯底里的反毛泽东立场,你想啊,毛泽东的秘书打起了反毛泽东的旗帜,多么吸引世人的眼球,甭管当过几天秘书,又是个什么样的秘书,仅凭毛泽东的秘书这一点,卖点就够了,李锐真算是个炒作的高手,李锐这等才华,倘生在今世,一定是个明星级人物,而偏偏人生的一大段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把人家的才华生生埋没了,怎不令李老先生心存芥蒂。

近些年,有个自称毛泽东秘书的叫李锐的人突然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此人的引人注意,不在于他为这个民族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也不在于此人有什么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人们只所以注意他,全在于他的歇斯底里的反毛泽东立场,你想啊,毛泽东的秘书打起了反毛泽东的旗帜,多么吸引世人的眼球,甭管当过几天秘书,又是个什么样的秘书,仅凭毛泽东的秘书这一点,卖点就够了,李锐真算是个炒作的高手,李锐这等才华,倘生在今世,一定是个明星级人物,而偏偏人生的一大段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把人家的才华生生埋没了,怎不令李老先生心存芥蒂。

李锐年事已高,却笔耕不辍,人生也有涯,在有限的生命里,李锐誓以笔作刀,刀刀杀向“罪恶滔天”(李锐语)的毛泽东。最近,李锐在由中共人士创办的《炎黄春秋》期刊上又发檄文《毛泽东与反右运动》,李锐是个直爽人,开门见山:“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

在李锐的眼里,毛泽东是个心胸太过狭隘的人,小时候受了点委屈,记恨一辈子,睚龇必报,秋后算账。假如真如李锐所言,就会有个问题让人弄不明白:小肚鸡肠的一介书生出身的毛泽东,怎么能够笼罗天下人才,取了一国之政权?莫非世无英才,让毛泽东成名?可事实是,只要稍微有些良心、有些常识、有些头脑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都会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不着边际。对于知识分子,毛泽东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自身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力倡教育救国,自己差一点就成为一名献身中国教育的教书先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1939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同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鲜明地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他对知识分子的无条件接受,那样就太愚腐了,因为出身于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一点他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比较清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毛泽东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是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那些附着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上的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与知识分子频繁的交往,开诚布公交朋友,也留下了许多佳话。 1936年,作家丁玲写下一篇记述红军战斗的散文《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毛泽东读后激动不已,挥毫写下《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其中有“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并以军用电报发给前方的一军团司令部,在毛泽东的心里,丁玲的一枝笔,顶得上三千持毛瑟枪的精兵,当然这是诗人毛泽东的一种夸张手法,但难掩毛泽东对丁玲这样知识分子的看重。毛泽东与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火培的交往也为世人称道,黄炎培立志一生拒不做官,袁世凯要他去担任教育总长,坚辞不就,袁送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蒋介石也几次封官许愿,黄依然婉言以拒,直到遇到了毛泽东,同毛泽东进行了真诚的交流和对话,使黄炎培先生的一生发生了彻底的转折,他由中立到亲密合作,并对当时国统区的中间力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不左倾,不右袒”逐步转向中共一边。后来,黄炎培也打破了自己立下的不作官的誓言,以七十四岁高龄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与毛泽东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共同追求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互通信函近200封,毛泽东经常向黄炎培咨询有关政策至半夜,见证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以诚相待,肝胆相照。毛泽东与有“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之称的梁漱溟的交往也令人称奇,独立特行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也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1938年,对抗战悲观的梁来到延安,想听听共产党人对抗战的看法,毛泽东亲自与他进行了两夜的长谈,每次谈话都在夕阳西下开始,至东方欲晓结束,根据梁的记忆,毛泽东在交谈时从不动气,不强辩,轻松自如,从容不迫,这次延安之行,促使梁逐步接近毛泽东,接近共产党。1950年,梁漱溟应中共之邀赴北京共商国事,毛泽东知道他生活不便,派人把梁接到颐和园居住。1953年9月,粱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与毛泽东就农业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成为一桩“公案”。1974年9月30日晚,国庆招待会之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泽东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梁漱溟当年对自己的不敬而耿耿于怀,直到晚年仍然记挂着那个屡屡与自己争得面红耳赤的天不怕的人。难怪梁漱溟30多年后谈起毛泽东仍把自己引为毛泽东的诤友,他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去了,我感到深深寂寞……”对于毛泽东,1965年归国的李宗仁曾跟他的秘书程思远说:“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胸怀宽广,能容万物。”为什么在李锐的眼里,毛泽东偏就成了一个为了年轻时的受了知识分子的一些冷遇就要把知识分子视为寇仇的小人了呢?

至于毛泽东与1957年的反右运动,有着复杂的原因,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也有涉猎,他的观点主要是:1955年12月,毛泽东向政治局极力敦促使知识分子完全投入到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去,这是不久便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进行的运动的首次号召。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虽然毛泽东鼓励知识分子大胆发表批评意见,但是知识分子日常工作中打交道的党的官员却并不让人感到鼓舞。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式赞同双百运动,但是党的绝大部分机构和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动动。同年11月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对双百运动的敌意。1957年的头几个月中,双百运动受到了压制。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旨在重新恢复双百运动。但是运动的复兴并非立杆见影,它受到党的机构的反对。毛泽东敦促党中央正式赞同“齐放与争鸣”运动。5月和6月爆发的批评的性质及这种批评的激烈程度证实了党的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最坏的担忧。毛泽东对团结的人民和赞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信任发生了动摇。1956年至1957年间,党并不是一个坚如磐石的统一体,当时所有迹象都表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对典型的毛泽东主义独创的百花运动政策持保留态度,而各级党的机构则是反对这种政策的。……

从莫里斯.迈斯纳的描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的一些结论:毛泽东是真心希望双百运动成为一种常态的;毛泽东的做法是受到了党内的压力的,双百运动受到毛泽东之外的排斥;毛泽东为双百运动的顺利开展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双百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争鸣的性质逐步发生了变化,威胁到了执政党的地位,使毛泽东产生了警惕和动摇;由“双百”向“反右”演变过程是多种作用共促的结果,毛泽东的作用是被动的、不得已的,这和李锐一口咬定的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反右最起劲的当是毛泽东一直强烈反对的党内的官僚主义者。毛泽东后来由支持“双百”运动转而支持“反右”,是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国际背景作出的正确选择,因为种种迹象已表明,当时的确存在导致社会和政治动乱的危险。对于在反右运动中的右派,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对右派分子要有所处分,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第二,还要留点情,不可太严。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宽宏大量的一面。如果用客观的眼光来衡量1957年的反右运动,我认为可以这样认识:一方面是党内官僚主义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对“双百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进行报复;一方面是知识分子辜负了毛泽东的厚望,偏离了正常的争鸣的轨道,威胁到了执政党的地位,使毛泽东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在共产党内出现了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指责他的“双百方针”,搞得共产党要丢江山。在这种情况下,在百花齐放与党的执政地位面临挑战二者权衡,毛泽东惟一正确的做法是向官僚主义者妥协,维护得之不易的政权的稳固。

据悉,自称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只做过毛泽东一年的兼职秘书,我不知道兼职秘书都干些什么具体事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兼职秘书距深入地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思想差之甚远。从李锐把反右运动的责任全部推给毛泽东,并武断地把反右运动说成是对知识分子的整肃、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当年冷淡自己的复仇等论断来看,李锐的心胸比针眼还细,他对毛泽东的评述,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话来形容再形象不过了。随手翻阅毛泽东诗词,发现他老人家于1963年写的《吊罗荣恒同志》一诗有两句很有意思: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原来,洞察世事的毛泽东早已为李锐者流作了如此恰当的比喻,李锐不就是一只欺大鸟的斥鷃抑 或是一只长笑老鹰的昆鸡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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