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南宋偏安的最后岁月《申请加分》[版主已阅]

宋理宗即位时,整个中国已经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动荡的根源便是正疯狂扩张的蒙古。蒙古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多次派人与南宋联络,约宋夹攻金国。南宋朝廷见蒙古势大,金国垂亡,便想联合蒙灭金,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耻”。可以说,毫无主动权的“苟安”是宋朝一贯的对外国策,自宋真宗一朝便开始了,几乎贯穿了整个宋朝的历史。最可悲的是,南宋朝廷不能吸取北宋联金灭辽导致引狼入室的前车之鉴,悲剧不可避免地再次上演。

当时金国在蒙古的压迫之下,已经迁都开封,金哀宗完颜守绪号令只局限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小小一隅,之前横扫北宋江山的金军已经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神话。绍定六年(1233年),也就是宋权臣史弥远死的这年,蒙古进攻开封,金哀宗弃军逃跑到归德(今河南商丘南)一带。皇帝都逃跑了,开封城内人心浮动,金将崔立发生政变,向蒙古投降。当时,金国著名文人元好问也在开封,由此做了蒙古人的俘虏。

之前,蒙古军有“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的制度,意思是蒙古大军兵临城下时,只要城池守军有一丝一毫的抵抗,城破后蒙古军必然屠城。蒙古大臣耶律楚材(辽国皇族子孙)力劝蒙古大汗窝阔台(蒙古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废除破城后屠城的旧制,从蒙古军进入开封开始,蒙古野蛮的“屠城”制度才被废除。当时,因为逃避战乱在开封的人达一百四十万户,均因为耶律楚材的积极建议而得以保全。

金哀宗则继续向南逃亡,到达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蒙古最初曾备受金人压迫,与金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急于灭金,便派使者王楫到南宋的襄阳(湖北 襄樊),要求南宋出兵援助。南宋正想借蒙古之力灭掉金国,自然满口答应。宋蒙两国就此签订了军事同盟:蒙古同意,灭金以后淮河以南的土地归南宋所有;南宋则为蒙古军供应粮秣;南宋与蒙古仍以淮河为界。

绍定六年(1233年)九月,蒙古军筑起长垒,对金哀宗所在的蔡州实行重重围困。金军企图突围,但没有成功。十月,宋将孟珙、江海率军二万,运粮三十万石,赴蔡州供应蒙古军。金军在金将完颜仲德的指挥下坚守城池,多次击退宋、蒙联军进攻。到了秋天,宋蒙联军在蔡州城外大肆砍伐树木,用来制造攻城的云梯等武器,砍伐呼喝声传数里,蔡州城内人心浮动,惊惧异常。金哀宗感到穷途末路,绝望至极。金臣完颜阿虎带献计,建议重新结好南宋,向南宋乞粮求和,即使不能延缓腹背受敌,也可以离间宋蒙之间的关系。于是,金哀宗给南宋朝廷写信,在信中明确提到宋与金其实是唇亡齿寒,希望宋能与金联合。南宋朝廷见金灭国在即,拒绝了金的乞和求粮。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蔡州断粮,金兵已经是山穷水尽,金哀宗便正式禅位于完颜承麟。此时,宋军决开潭水入汝水,再以薪填潭中,攻破蔡州西城。金哀宗禅让礼毕时,宋军已经占领了南城。金哀宗举火自焚,一百多名金军将士投汝水而死。新即位的末代皇帝完颜承麟在位不到半天,便在乱军中被杀,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蒙古痛恨金国,完颜皇家宗室被蒙古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金国就此灭亡,共立国一百二十年。

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仅取得河南陈、蔡东南地。宋将赵范、赵葵见蒙古退归河北,主张乘机抚定中原,守黄河、据潼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南宋群臣以参知政事(副宰相)乔行简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史弥远之侄)为首,群起反对,只有新上任的宰相郑清之竭力赞成。而刚刚亲政不久的宋理宗更是急欲有所作为,于是不顾国困民穷、军力衰弱、河南残破的现状,打算倾尽宋军兵力,收复丧失一百多年的河南失地。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初二,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府全子才率一万淮西兵为先锋,奉命从庐州出发,北渡淮河。七月初二,全子才大军抵达开封城东。开封城内的官员大都为原金国大臣,投降蒙古后,重新接受了蒙古的任命。这些人大多并非真心归降,不过为情势所迫,官员李伯渊等人趁机暗杀了蒙古所立的开封留守崔立等人,打开城门,迎接宋军入城。与此同时,淮东制置使赵葵率兵五万,自滁州(今安徽滁县)取泅州(今江苏盱眙北),抵达汴京与全子才会合。

战局开端都很顺利,然而,很快祸起萧墙。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拒绝为前方军队征运粮饷,直接导致赵葵和全子才部粮草不济。赵范军队原来部署于黄州、光州一带,按计划应该进兵陈、蔡,但赵范却突然莫名其妙地一改初衷,临时反对出师,自然也没有从东线出兵牵制蒙古军。四川制帅赵彦呐也不出师侧应,导致西线蒙古军毫无顾忌。

在这样的状况下,赵葵、全子才既无粮草,又无后援,实际上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蒙古军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大举南下,并挖开黄河南部的寸金堤(今河南开封县以北),水淹河南,以阻止宋军西进及粮饷供运。

赵葵焦急之下,为求速战速决,不顾军粮匮乏,督促部队西进。宋将范用吉、樊辛、张迪领兵一万三千,徐敏子为监军,仅带五日粮,从西面向洛阳推进。洛阳民众打开城门,迎接宋军进城。另一宋将杨谊率军一万五千人为洛阳后援,到达洛阳东南龙门时,遭到蒙古骁将刘亨安伏击。这是宋军首次与蒙古军队正面交锋,第一次领略到蒙古铁骑的厉害,杨谊军大败,就连已经进入洛阳的徐敏子等军也闻之而丧胆。

数天后,蒙古大军前锋到达洛阳城下。宋监军徐敏子见势不妙,主动放弃洛阳,东渡洛水还师。半路上,宋军遭遇蒙古军,宋军一败涂地,樊辛、张迪等主将均力战而死,徐敏子仅带三百余人突围。驻守开封的赵葵、全子才见大势已去,主动从开封撤退。

此次出师,宋军前后共丧失十余万人,南宋朝廷收复“三京”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南宋急忙派遣使者向蒙古谢罪,以求缓和,但蒙古正好抓住南宋“肇始祸端”的把柄,兴师问罪。从此以后,宋蒙之战再起,河、淮、川、杨之间,迄无宁日了。

蒙古自大汗窝阔台死后,内部陷入汗位之争,无暇全力南顾,暂时放松了对南宋的进攻,使南宋有了喘息的机会。四川在战略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宋朝开始在四川部署防御。孟珙、介玠等在四川设置屯田,择险立寨,修筑重庆城。介玠在任四川安抚处置使时,整顿吏治,轻徭薄税,并设招贤馆,广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播州人冉琎、冉璞兄弟向介玠建议,在合州(今四川合川)据险筑城。介玠采纳了建议,不但在合州钓鱼山修建了钓鱼山城,还在其他各江沿岸险要地修建山城十余处。钓鱼城成为著名的要塞,后来正是在这个地方,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之处”。

正当抗战派将领在部署抗蒙时,朝中的主和派官员却在大搞阴谋。左相谢方叔大力排斥主战的右相兼枢密使赵葵,赵葵被罢官。谢方叔等又诬陷介玠(当时任兵部尚书)掌握大权,不知事君之礼。宝祐元年(1253年),介玠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杀。

同年,蒙古忽必烈受命率师远征大理。他率军从六盘山出发,假道吐蕃,从忒剌(今四川松藩)分三路前进,过雪山,渡金沙河,沿路攻城略地。当年冬,到达大理境内。大理相国高祥屯兵大理城固守。十二月,在三路远征军的包围进攻下,大理城破,国王段兴智奔善阐(今昆明市),高祥逃至统矢逻(今云南姚安)被追杀。忽必烈迅即指挥蒙古军四出掠地,占领了除善阐以外的大理国土。次年(1254年)秋,善阐被蒙古军攻破,大理国王段兴智被俘虏。至此,建国三百余年的大理灭亡。

宋理宗本人在大敌当前时,却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大修宫室寺院,他最宠爱阎贵妃,使得她权势盛大。签书枢密院事丁大全、马天骥,专事陷害忠良,曾迫逐宰相董槐。当时,有人在朝门上题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宋理宗还宠爱宦官董宋臣。董宋臣人称“董阎罗”,他与阎贵妃、丁大全勾结,豪尽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为。除阎贵妃外,贾贵妃也备受宋理宗宠爱,其弟贾似道因之也受重用,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由于南宋王朝的腐朽,灭亡的日子也更加临近。

蒙哥即位后,稳定了政局,始谋大举攻宋。此时,蒙古西征已大体完成;又在淮北筑城、屯田,建立了攻宋基地,忽必烈轻战川滇,攻占大理,迫降了吐蕃;汪德臣立城利州(今四川广元),刘黑马初定成都,巩固了对川北、川西的统治,兀良合台、帖哥火鲁赤、带答儿实现南北合兵夹击四川,开辟了从川江以南包抄南宋的另一条战线。蒙哥认为先图全蜀,然后沿江而下灭亡南宋的时机已经成熟。

宝祐六年(1258年),新一任的蒙古大汗蒙哥发三路大军侵宋:蒙哥亲率主力侵四川,皇弟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今武昌),云南大元帅兀良合台北上攻打潭州,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蒙哥汗领兵四万,由六盘山出发,入大散关。同时,命留驻成都的纽璘率军奔袭重庆,牵制四川境内宋军,阻止长江下游之兵援蜀。自此,展开了对四川的大规模攻势。宋军节节败降。年底,蒙哥沿嘉陵江进攻重庆,到合州,遭到了知合州府王坚(孟珙部将)的抗击。蒙哥亲临督师,四面围攻。王坚拒绝招降,在全城军民的奋勇支持下,凭借钓鱼山城的天险地形,坚决抵抗。从二月至七月,打退了蒙古军的多次进攻。最后,蒙哥在作战中负伤,回营后死在军中(一说病死),蒙古大军只好撤退。这就是著名的合州保卫战。这一胜利,扭转了整个局势,蒙古大举攻宋之役因蒙哥丧生钓鱼城下而告终。

忽必烈一路在进军鄂州途中,得到蒙哥的死讯。忽必烈继续进军围攻鄂州,准备获胜后再北上夺取汗位。在鄂州前线督战的宋宰相贾似道,畏敌惧死,不敢应战,竟私自遣使到忽必烈军营求和,擅自开出如下条件:宋朝向蒙古称臣,降为藩属;两国以长江为界,南宋全部割让江北土地;南宋每年向蒙古进贡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这时,蒙古诸王在漠北策划拥立阿里不哥(蒙哥、忽必烈弟,拖雷第七子)。忽必烈心急如焚,急于赶回去争夺汗位,因此接受了贾似道的条件,随即率军北还。

另一路兀良合台军则在潭州遭到宋将向士璧的抗击,也撤兵北上,赶去与忽必烈会合。

忽必烈回到蒙古后,凭借武力在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河北岸)即大汗位。阿里不哥在和林自立,联合漠北、中亚诸王与忽必烈汗展开大战。不久后,阿里不哥失败,被迫向忽必烈汗投降,两年后病死。阿里不哥败降后,忽必烈逐渐巩固了自己的汗位。

蒙古军撤退后,贾似道不但隐瞒了私自求和的事实,还截杀殿后的蒙古士卒,用他们的人头谎报抗蒙得胜。宋理宗不辨是非,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诏褒扬,加封少师、卫国公。贾似道回到临安时,宋理宗下令群臣到郊外迎接“功臣”贾似道,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

忽必烈为汗后,派使者郝经来谈和议事,贾似道生怕之前议和一事泄露,将郝经秘密逮捕,关押在真州军营(今江苏仪征)。郝经被扣十五年后才被释放,北还回国后很快病死。这样,贾似道独专朝政,一手遮天。宋理宗对此不闻不问,只顾自己寻欢作乐。

不久,在位四十年的宋理宗病死,因无子嗣,由其弟荣王赵与芮之子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尊宋理宗皇后谢道清为皇太后,立妃子全氏为皇后。

据说宋度宗赵禥生母黄定喜因地位低下,感到前途无望,怀孕时曾服药堕胎,结果没有成功,生下的孩子就是赵禥。但因为出娘胎前受到药物影响,赵禥智力低下,七岁才会说话。所以,当宋理宗决定立赵禥为太子时,不少大臣都坚决反对。但赵禥是与宋理宗血缘关系最近的侄子,宋理宗坚持己见,还因此罢免了宰相吴潜,最终立赵禥为太子。

宋理宗来自民间,根基单薄,为了保持住自己这一脉的皇位,在为赵禥选择皇后上也是煞费苦心。他也明白赵禥资质太差,难成大器,便一直想给赵禥选一个聪明伶俐的妃子,千挑万选,终于选中宋理宗母亲全氏的侄孙女全玖。全玖父亲早丧,初入宫时,宋理宗还安慰她说:“令尊宝祐间尽忠而死,每每念及,深感哀痛。”换作常人,定会悲而哭泣,然后说一些感恩的话,不料全玖回答说:“妾父诚然值得追念,可淮、湖地区的百姓更值得挂念。”宋理宗由此对全玖刮目相看,于是册其为太子妃。

赵禥登基为宋度宗后,比宋理宗更加沉溺于酒色。凡是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按照惯例要于次日早晨去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宋度宗即位之初,一次前来谢恩的嫔妃竟然多达三十余人,由此可见这个皇帝荒淫到了何等地步。宋度宗自己一心玩乐,忙于醉生梦死,将朝政全部交给贾似道,称其为师臣,从来不呼名字。朝臣都得称贾似道为周公。又加号贾似道为平章军国重事、太师、魏国公。

贾似道大权在握,还生怕自己的地位不牢靠,为此而费尽心机。他监筑宋理宗陵墓完工后,故意辞官回乡,又密令襄樊守将吕文德谎报军情。宋度宗、谢太后惊骇之下,不辨真伪,立即下诏将贾似道请回。贾似道还不满足,还多次以辞官要挟宋度宗,宋度宗为了挽留这位权相,竟然涕泣拜留。贾似道欲擒故纵的无耻行径激怒了同知枢密院事江万里,他劝宋度宗说:“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言去。”江万里因此得罪了贾似道而被罢官。

当时贾似道在西湖葛岭有不少豪华堂室,他自己也整天忙着纵酒行乐,根本不顾朝政。有人题诗嘲讽贾似道道:“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朝中官员只好将文书都抱到葛岭贾似道家中,交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处理。时人因此讽刺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尽管蒙古一度陷于争权夺利的混乱,但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逐渐稳定了政局,兵锋直指南宋。

此时,宋军要塞襄阳、樊城一带成为宋元双方争夺的焦点。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建策,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则宋朝可灭。不过,襄阳、樊城城坚池深,城中兵储可支数年,又能得到长江上游诸州供输,利于久守。为此,刘整建议采用围困战术,绝其外援,使其不攻自破,又建议说:“宋朝只恃仗吕文德(襄樊守将),然而吕文德可以利诱,可遣使送他玉带,请求在襄阳城外设贸易市场。”

忽必烈依计而行,确定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并派人贿赂吕文德,吕文德果然同意。于是蒙古军以贸易为名,在襄阳城外修筑堡垒,立榷场于樊城外,筑土城堡垒于鹿门山(今湖北襄樊东南),为日后攻打襄、樊奠定了第一个据点。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发觉蒙古军的阴谋后,加以提醒,但为时已晚。

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忽必烈汗以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子)进攻襄阳。蒙古军首先在鹿门堡和白河口(皆在今襄樊东北)筑城,切断了宋军南北之援;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从此,援襄宋军皆不得进。刘整又向阿术献议,认为水战不如宋军,于是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作渡江灭宋的准备。忽必烈汗又增派史天泽、张弘范(张柔第九子)领兵包围襄阳。史天泽又在要害处筑城堡近十处,筑城自万山(今湖北襄樊西北),包白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今襄樊东南)、虎头山(今襄樊之南)、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对襄阳的围困圈逐渐完成。

宋咸淳五年(1269年)春,蒙古军包围汉水北岸的樊城,守将吕文德、吕文焕、范天顺(范文虎之子)、牛富等指挥军民奋勇坚守。南宋朝廷先后派张世杰(张柔前部将,一说为张柔侄)、夏贵、范文虎率军援救襄阳,均被拦截的蒙古军打败。守将范文虎,他的儿子就在襄阳城中,他自己战败后竟然率先乘轻舟逃跑。

襄阳宋军主帅吕文德因早先接受贿赂,同意蒙古军开设贸易市场,常有遗恨,总说:“误国家者,我也。”不久忧郁成疾,背上疽发而死,其弟吕文焕接替他守襄阳。

宋咸淳六年(1270年),蒙古军围攻襄樊已经两年。当年正月,南宋朝廷派孟珙部将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救襄、樊。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担心李庭芝夺去头功,致书权相贾似道,表示不愿听其节制。贾似道竟然命范文虎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求进兵,范文虎却日恣淫乐,拒不发兵。遭到弹劾后,才于九月率师援襄,结果为蒙古将领阿术、刘整等大败于灌子滩 (今湖北襄樊南),范文虎乘轻舟逃脱。

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根据《易经》“乾元”的意思,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就是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汗就是元太宗,贵由汗就是元定宗,蒙哥汗就是元宪宗。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正式定为元朝首都。蒙古国时期,统治中心在和林(今蒙古内),忽必烈即位后,元朝的统治中心已经南移,远在漠北的和林不再适合作都城,忽必烈开始寻找新的建都地点。他升开平为上都,取代和林,接着又迁往更理想的燕京(今北京),定名为中都,中都改为大都后,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这一年,元军加紧围攻襄、樊,宋将范文虎曾率军督运粮饷输之襄阳,但为蒙古军所败,范文虎干脆弃战船、辎重而去。

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李庭芝屯驻在郢州(今湖北钟祥)。他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般,宋援军难以靠近,便想另寻他法。经过探访,李庭芝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便想派军便衣乘船入援襄阳。经过一番准备,造了一百多艘轻舟,并招募到三千民兵。民兵领袖张顺(绰号矮张)、张贵(绰号竹园张)乘船领先,顺流而下。元舟军封锁江口,张顺等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转战百二十里,黎明时分终于到达襄阳城下。然而收军时,却不见了张顺。数天后,才见到张顺尸体从河中浮起,身上中六箭,手中仍然紧握弓箭,见者无不动容,吕文焕特以隆重之礼安葬。

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又派能伏水的战士二人,泅水去范文虎处投书,约定自郢州发兵夹击。吕文焕、张贵到期发舟出战,但范文虎失约,郢州兵没有来。张贵孤军作战,误认元兵为郢州兵,到了近前才仓速应战,身被数十创,战败被俘。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屈而被杀。元兵将他的尸体抬到襄阳城下,守兵皆哭。吕文焕将他葬在张顺墓旁,立双庙祭祀。

襄阳被围四年有余,粮食吃尽,民力殆尽,城中军民不得已,发展到以小孩之肉为食、以人骨为薪的悲惨地步,实际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范文虎自己援襄无功,又掣肘李庭芝,使其援襄终未能有所作为。襄樊危急,临安城内的权臣们却天天酒醉神迷、歌舞升平,“论功周、召,粉饰太平”(陈世隆《随隐漫录·卷二》),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幼歌舞”。当时有个姓杨的佥判(幕职官),耳闻襄樊前线的惨况,目睹临安贾似道权奸当路,拍案而起,作了一首《一剪梅》道:

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

试问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

朱门日日买朱娥。

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以事实发话,直斥贾似道等权奸。

贾似道不但不发兵救援,还不准别人谈及前线的战争。有一天,宋度宗突然问:“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贾似道说:“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宋度宗说:“一个宫女这么讲的。”贾似道立即探出那宫女的名字,用别的罪状把她逮捕,囚死于监狱。此后,前线战事虽越来越危急,无人敢告诉宋度宗。

咸淳九年(1273年),襄樊被围第六年。张弘范又向阿术建策,截断江道,断绝宋军外援,切断襄阳和樊城之间的交通,这样,两城将会孤立无援。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唇齿相依。咸淳中,宋军植木江中,联以铁索,架造浮梁,互为声援,共同坚守。两城相依互存,蒙军围攻四、五年之久,一直未能破城。

阿术、刘整听从张弘范的建议,派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断绝了樊城与襄阳的联系,放火烧毁了襄阳江岸宋军的战船。随后,元军在用回人亦思马因所造的巨炮攻樊城。这巨炮就是后世所称的“襄阳炮”,实为巨型发石机,威力巨大,一炮便能轰碎城楼,声如百万霹雳俱发,樊城终被攻破。宋将范天顺力战不屈,上吊自杀而死。宋将牛富与元兵进行巷战,身负重伤,投火自尽。樊城陷落后,襄阳如唇之亡齿,果然不攻自破。

樊城破后,襄阳已经陷于内无力自守、外无兵入援的困境。自咸淳三年(1267年)冬襄阳被围以来,守将吕文焕数次派人向宋廷告急,权相贾似道均不以为意。城中宋军多次突围不得,李庭芝督师援襄亦告失败。这对城内宋军军心打击很大。阿术一面派人用巨炮攻襄阳,动摇城中人心,一面派人入城招降。元将阿里海涯更是亲自到襄阳城南门下,宣读元世祖的招降诏书,许以高官厚禄。吕文焕见大势已去,终于举城投降。与吕文焕同守襄阳的荆湖都统范天顺自缢殉难。襄阳坚守五年后,终于失陷。襄阳降后,宋沿江诸城随风而降,为元军进攻宋之腹地敞开了大门。

襄、樊失陷,朝中震动。给事中陈宜中上书,请斩怯弱逃跑的范文虎,但贾似道只降了范文虎的官职。监察御史陈文龙、太府寺丞陈仲微、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等上书,请求追究襄、樊失守的责任。贾似道大为恼怒,将上书的大臣全部贬逐出朝。

就在贾似道倒行逆施之时,在位十年的宋度宗病死,时年三十五岁。太后谢道清召大臣商议立帝。众人认为杨淑妃所生赵昰年长当立,贾似道却拥立全皇后的四岁幼子赵显,于是立为宋恭帝。虽然名义上由谢太后垂帘听政,但贾似道依然独专朝政。

元军攻下襄、樊后,元世祖忽必烈召阿术等还朝。阿术建议,宋朝正虚弱,应乘势进攻,现在不灭宋,时不再来。于是元世祖下诏,水陆并进,大举灭宋。元兵二十万,由左丞相伯颜统领。伯颜生长于伊儿汗国,因入朝奏事,被元世祖留用。伯颜、阿术领一军,由襄阳入汉水过长江,以降将吕文焕为先锋。史天泽也是军中统帅,但在进军途中病死。右丞相博罗欢以及阿答海、刘整、塔出、董文炳领另一军,自东道取扬州,以刘整为先锋。

咸淳十年(1274年)十二月,阿术军自汉水渡江,宋将夏贵战败逃跑,鄂州都统程鹏飞投降。伯颜留阿里海涯以四万兵守鄂州,自领大军东下,直指临安。

鄂州失守后,群臣纷纷上书,要求贾似道亲自出兵抗元,贾似道被迫亲征,他率领诸路精兵十三万,还有大批装载着无数金帛、器甲和给养的船只,甚至带着妻妾,轴舻衔接,绵延百余里。时任淮西安抚制置使的夏贵见过贾似道后,不谈抗敌大计,却从袖中取出一张字条交给贾似道。上面竟然写着:“宋历三百二十年。”此时,宋朝历时已近三百二十年,夏贵的意思是暗示宋朝国势已尽。贾似道心照不宣,竟然点头默许。

元军一路势如破竹,黄州、江州、德安、六安等地宋朝守将望风而降。宋将范文虎也在安庆不战而降,并随伯颜入寇临安。

贾似道率领的宋军最终与元军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遭遇,孙虎臣、夏贵出战失败而逃,阿术挥军乘胜追击,贾似道乘小船逃到扬州。接着,镇江、宁国、隆兴、江阴等地宋将弃城逃跑。太平、和州、无为的守将相继投降。宋朝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守臣赵溍逃跑。江淮招讨使汪立信退至高邮,自杀殉国。元军陷绕州,知州唐震、前宰相江万里不屈自杀。

贾似道败逃后,上书太皇太后谢道清,请朝廷立即迁都,由此招来更大的民愤。好投机的宰相陈宜中趁机上书,请斩贾似道。谢道清将贾似道罢官,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安置,贾似道半路被押送公差所杀。

伯颜率大军逼近临安时,临安守卫空虚。谢道清不得不下诏,号召各地起兵勤王。立时响应只有张世杰和文天祥,但宰相陈宜中对张世杰不信任,因张世杰曾为张柔部将,而元军主将张弘范正是张柔的儿子,对文天祥又不加重视,认为他统率的是乌合之众,不准他入卫临安。在大军压境之时,南宋大臣如曾渊子、文及翁、倪普等数十人都相继逃跑。谢道清除了怒骂,别无他法。

元军继续进军,湖北制置使高达以江陵降元。元军顺长江东下,所过之处,宋朝守将相继投降。只有攻打扬州时,守将李庭芝、姜才拒降死守。宋将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结集战船万余艘,在焦山与元军阿术、张弘范部大战,想以此来扭转局面,但宋军大败。后孙虎臣在泰州陷落时自杀。文天祥、张世杰商议再战,但宰相陈宜中一意求降,不予采纳。另一宰相(左相)留梦炎则弃官逃跑。

景炎元年(1276年)初,元军阿里海涯部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三个月后,潭州城破。知州李芾坚持到最后。元兵入城,李芾不愿做俘虏,让部下沈忠将他及全家杀死。随后,沈忠也把自己一家杀死,最后自刎殉国。

潭州破后,又有十多个郡县相继降元,宋朝已经是危在旦夕。文天祥、张世杰请皇室转移海上避难,由他们领兵背城一战,但陈宜中不许。太皇太后、陈宜中先后派宗正少卿陆秀夫、监察御史刘岊到元军求降,随后又送上传国玉玺和宋恭帝的降表。在决定降元同时,太皇太后命秀王赵与择、杨淑妃等护从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出海。伯颜接到传国玉玺和降表,要求宰相陈宜中来军营商议投降事。陈宜中害怕被杀,趁黑夜逃往温州。张世杰、刘师勇见南宋皇室决意投降,临安难保,于是领兵南下,准备继续抗元。刘师勇到海上后,见败局难以挽回,忧愤纵酒而死。

南宋朝廷一意投降,谢道清加给文天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称号,要文天祥和左丞相吴坚等去元军议降。文天祥打算利用这一机会到元军中探听情况,回来再作抗战的部署。不料,伯颜放回吴坚等人,将文天祥扣留在军营,随后又押解北上。三月,伯颜入临安,将宋恭帝及后宫嫔妃并宗室官吏俘虏北上。

宋恭帝被俘,南宋实际上已经从形式上宣告灭亡,但这并不代表南宋的历史就此结束,南宋遗臣先后拥立了两位皇帝,奋力抗元,坚持斗争三年,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幅极为悲壮的画卷。

临安陷落时,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正逃往婺州(今浙江金华),伯颜进入临安后,派元军追赶,他们又逃到温州。南宋不甘心投降的文臣武将听到消息后,纷纷赶往温州投奔二王,力图东山再起。这其中有礼部侍郎陆秀夫和将领苏刘义,张世杰不久也从定海到来,加上之前从临安逃到温州的宰相陈宜中。德祐二年(1276)五月初一,南宋遗臣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宋端宗),改年号为景炎。尊宋端宗母杨淑妃为皇太妃,进封赵昺为卫王。陈宜中任左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同时下诏李庭芝等各地尚在抗战的将领分道出师,兴复宋室。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北上,经过镇江时,乘元兵不备,和下属杜浒等十二人于夜间逃出,直奔真州。当时有谣传说元军派一个宋朝投降的丞相回去劝降。坚守扬州的李庭芝误以为文天祥就是此人,命真州守将苗再成杀文天祥。幸好苗再成不忍心下手,将文天祥骗出城外,故意让他离去。文天祥被误解后,还想到扬州找李庭芝说个明白,不料李庭芝已发出告示缉拿他。文天祥只好改名换姓,从海上赶到温州,途中经历了九死一生。这期间,文天祥写了很多诗,后辑成一集,题名《指南录》,记叙了他这次异常艰险的行程。文天祥到达福州,立即被任命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

即使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小朝廷仍然陷入了党争,张世杰大力排挤文天祥等人。文天祥对张世杰擅权极为不满,又与宰相陈宜中意见不合,于是离开了小朝廷,以同都督的身份在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开府,号召各地起兵。

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从福建进入江西,江西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文天祥率众夺取了不少县城,进驻兴国,派部将赵时赏、邹沨分别领兵攻打赣州和吉州的州城。元军李恒部发动反攻,赵时赏、邹沨均战败,与文天祥一起撤到庐陵。元军追至庐陵,文天祥部下的老将巩信率领士兵数十人守方石岭的山口,为了掩护文天祥撤退,巩信等全部牺牲。第二天,文天祥一行又被元军追及。为了让文天祥脱身,赵时赏冒称是文天祥,被元军抓去,被害牺牲。文天祥收拾残部,进入五岭山中。次年二月,进兵广东海丰,向潮州移动,准备和张世杰部会合。

景炎三年(1278年),元军派出水军,从水路追击宋端宗小朝廷。宋端宗从潮州一直被逃到碙洲(今广东吴川县南海中)。当时,张世杰等打算去往占城(在越南南部),以作为长久之计。宰相陈宜中主动请求先去占城联系相关事宜,结果却乘机逃走,一去不回,后来死在暹罗国(今泰国)。

宋端宗时年十一岁,还是个孩子,一路担惊受怕的逃亡生活,又因为在海上受到飓风的惊吓,不久得病而死。

宋端宗一死,群龙无首,许多大臣灰心丧气,打算就此散去。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挺身而出,大声说:“如果大家都走了,度宗皇帝还有一子尚在,将如何处置!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而我们现在百官有司都在,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怎么不能重新立国呢!”于是,陆秀夫、张世杰又拥立七岁的卫王赵昺作皇帝,由杨太妃垂帘听政,陆秀夫、张世杰协力辅佐。

张世杰认为碙洲不可久留,他提到在新会县南八十里的海中,有一座崖山,地势险要,可扼以自守。于是,这年六月,宋帝赵昺的小朝廷迁到崖山。张世杰派人入山伐木,造行宫及军屋千余间,当时尚有官、民、兵二十余万,多居住在船中,资粮则从广东沿海州郡征集。

文天祥听说宋帝赵昺即位,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请求入朝,但不允许,只加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文天祥只得与部将邹沨、刘子俊、杜浒等在潮阳集结。

元朝廷以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率领水军和骑兵,准备消灭最后的残余宋军,文天祥则首当其冲。当时有个土匪陈懿,跟文天祥有仇,便主动充当元军的向导,引领张弘范军到潮阳。文天祥兵少,无力与元军争锋,便率军退出潮阳,转到海丰五坡岭一带。张弘范派军紧追不舍,元军先锋张弘正追到时,文天祥与部将邹沨、刘子俊、杜浒等人正在吃饭,仓促之间来不及应战,便被俘虏。邹沨自杀。文天祥吞脑子(药名,多吃能致死)自杀,却没有死。刘子俊自称是文天祥,与文天祥争着承认。元兵判断出真伪后,将刘子俊放在锅里煮死。杜浒忧愤不食,不久也死去。文天祥则被押到潮阳见张弘范。左右喝令他下跪,文天祥始终不屈。张弘范很仰慕文天祥的人品,亲自为其解开绳缚,以宾客之礼相待。文天祥坚决求死,张弘范不许,将他押在船中。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张弘范得知宋军主力在崖山,于是发水军大举进攻。决战前,张弘范要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劝降,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诗的最后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见文天祥忠贞不屈,只好不再强迫。张弘范又发现元军中有个姓韩的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于是连续三次派他去招降,张世杰不为所动,说:“我知道投降就有富贵,但义不可移!”张弘范又派人到崖山对士民们说:“你们陈丞相(陈宜中)已逃走,文丞相被俘虏,你们还要想怎样呢?”但士民中也没有背叛的。劝降不成,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其实,此时元军只有数万人,且不习水战,而南宋小朝廷有军民二十万人,尚可背水一战。有人向张世杰提出:“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即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但张世杰担心大军调动会导致士卒离散,再也无力抗战,于是主动放弃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而是将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结成一字长阵,中间用大绳连接,联舟为垒,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又将行宫焚掉,赵昺也迁到海上,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就此死守。

张世杰此举有两大失误,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相当于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用大索结成水寨,丧失了机动性。不久,张弘范果然派水师占领海口,断绝了宋军打柴取水的生命线。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

正月底,元军大批战船陆续到达。元将李恒也从广州领兵赶到。

二月初六早晨,暴风雨交加,元军突然发起猛攻。双方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决战,因此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均是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宋军将领翟国秀、凌震等解甲降元,张世杰、苏刘义从黎明坚持到黄昏,自知无望,斩断船索,率十六只战船拥杨太妃突围出去。

而赵昺的御船由于过于庞大,被外围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突围,张世杰不得不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风雨昏雾四起,咫尺不能相辨,陆秀夫唯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

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逼迫自己的妻子儿子跳海自杀,然后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祐皇帝(指宋恭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随即抱着九岁的宋帝赵昺投海而死。赵昺身边的很多大臣宫人也都投海自尽。这就是著名的崖山之战。宋军还有完好无损的船只八百艘,全部落入张弘范之手。张弘范为了记录自己灭宋的不世之功,派人在崖门的巨石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大字。后来明朝建国后,有人将张弘范所镌刻的字迹全部铲去。

数天之后,漂浮在海上的尸体多达十几万,惨不忍睹。陆秀夫的遗体浮出海面时,被当地人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正是赵昺随身携带的玉玺。张弘范大喜,立即派人去寻找赵昺尸体,但已经下落不明。

南宋自宋高宗赵构始,止于宋帝赵昺,共历九帝,统治一百五十三年,至此灭亡。

张世杰突围以后,几天后才得知赵昺的死讯,他还想奉杨太妃为首,图谋再举。杨太妃得知赵昺已死,抚胸大哭说:“我忍死漂泊至此,正为赵氏一块肉,如今无望了!”说罢也投海自杀。

张世杰将杨太妃葬于海滨后,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希望。当他移师到海陵山(今广东阳江县之南海中)一带时,遇到了强烈的飓风。将士劝他登岸躲避飓风,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坚持不肯上岸,还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矣,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结果风暴越来越大,最后船被风浪打沉。张世杰终于未能实现他收复失地的夙愿,饮恨葬身在平章山下大海之中。另一将领苏刘义出海后为部下所杀。南宋的最后一支军队至此灭亡。

崖山之战后,张弘范将文天祥押到元大都后,请示元世祖,该如何处置。元世祖忽必烈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将文天祥软禁在会同馆。之后,元朝派前宋朝宰相留梦炎劝降,结果却被文天祥骂走。元朝又派俘虏来的亡国皇帝赵显去劝降。文天祥只是连声说:“圣驾请回。”赵显也不好再说下去。元世祖大怒,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入狱十几天,狱卒才给他松了手缚,又过了半月,才给他褪下木枷。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审问文天祥。文天祥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至元十九年(1282)八月,元世祖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有人回答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元世祖又想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文天祥,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元世祖也不强迫,只是劝说道:“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我,我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说:“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恼羞成怒,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文天祥从容赴柴市(北京城北)刑场,南向再拜,从容引颈就刑,时年四十七岁。死后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本文内容于 2008-9-1 11:30:01 被部长编辑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