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蒋介石的“文胆”,曾经主持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他曾追随过汪精卫,后来又离开,发生了著名的“高陶事件”。在此之前,他引发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此外,他与长期亲共的沈钧儒常常政见不合,但阴差阳错,自己的女儿却嫁给了沈钧儒的幼弟。1949年,陶希圣随蒋介石去台,执意留在大陆的女儿一家则经受了多番运动的暴风雨。






1961年,14岁的沈宁向学校上交了一份申请书,争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那时,他在学校是很优秀的学生,功课好,每篇作文全校展览。可是,连续发展了几批团员,却一直没有他的份。沈宁很不服气,去找老师。万没料到,班主任告诉他一个难以置信的理由——对组织不忠诚,不主动交待自己的反动家庭背景。


沈宁完全懵了,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反动家庭背景,因为父母从来没有讲过。回到家里,他大吵大闹,要父母解释清楚。


在灯光柔和的房间里,他终于知道了:他的外公名叫陶希圣,是国民党的要员,蒋介石的“笔杆子”,1949年逃到台湾。他也知道了: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


母亲讲完,身体瘫软,跪倒地毯上,双手蒙面,痛嚎不已。弟弟和妹妹扑过去,搂住妈妈哭做一团。沈宁坐在沙发里,半天无法动弹。


误读三十载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反动家庭的儿子,是多么艰难,老师同学会怎样看他,沈宁觉得自己就是一头怪兽,想想都会浑身发抖。


因为这个外公,沈宁再也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无忧无虑。10月1日,全校学生参加游行庆祝国庆,独独宣布他不可以去。


因为这个外公,母亲从文革一开始就成了专政对象,被批斗折磨。她患的风湿性关节炎未能及时得到治疗而逐渐恶化,双腿弯曲不能站立。除了强迫下乡劳动之外,还要去干校学习改造,她的病越来越严重,四肢骨节肿大变形。直到1978年,终因病情恶化,在北京医院逝世。


因为这个外公,父亲也多次被诬陷、揪斗而遭关押。三兄妹也先后赴最“艰苦的地方”锻炼,历尽波折。


在沈宁的心里,早已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年来,全家人受尽折磨和苦难。母亲仍然时刻牵挂着远在台湾的外公,但那个外公却从来没有联络过母亲,以至于母亲至死也不能见最后一面。他实在无法理解这个外公。


1949年,陶希圣离开大陆时,沈宁尚不足两岁。他对外公的模样,也实在没有什么印象。在少得可怜的文字资料和一些亲友的间接转述中,外公的形象也依然模糊。






他知道外公是蒋介石的“文胆”,曾经主持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他还知道,外公曾追随过汪精卫,后来又离开,发生了著名的“高陶事件”。在此之前,外公做过北京大学教授,曾经引发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此外,外公一直“反共”,与长期亲共的沈钧儒常常政见不合,但阴差阳错,自己的母亲却最后嫁给了沈钧儒的幼弟,两个在公开场合针锋相对,常常论战的对手,却最终成为了亲家。


这么多矛盾的形象纠结在一起,深深困扰着沈宁,也影响了他的成长历程。



1952年,胡适(前排左一)由美国来到台湾,与老友重聚合影。图中为(前排中、右)陈诚、王世杰。(第二排右起)张历生、叶公超、吴国桢、陶希圣。(后排右起)张南如、黄少谷、张其■、沈昌焕。图/SDYHU


重逢


1987年7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的国际航班的出口,人潮涌动。全世界飞来旧金山的人,都在这里接受检查,登记入关,踏上美国的土地。


国际航班出口的两扇灰色大铁门,有时几分钟一次,有时一分钟几次,无声地往两侧滑动。每次铁门打开,便有一人或几人走出,或推车,或提包,或扶老,或携幼。突然,在拥挤的人群中出现了一辆轮椅车,上面坐着一位老者,穿一身灰色的中山服,双手在胸前,握着一根拐杖,脸色安详。


这位老者,就是陶希圣。此时,他已年近90。


后面一位高大的中年男子,推车慢行。当陶希圣的车子走近时,前来接机的沈宁和弟弟沈熙泪流满面,不自觉地跪在老人家的跟前。目睹这一场面的中外接机人士,自然地退向两旁。


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绝无下跪磕头之礼,即便在中国也少见。然而,在旧金山机场,大庭广众之下,当陶希圣来到面前的时刻,沈宁沈熙兄弟,不自觉地跪下去,虔虔诚诚地叩头,仿佛那是唯一的选择。


此时,沈宁已经来美生活多年。


早在1985年,陶希圣曾亲向“总统府”取到一张特许令,准许已在美国的沈宁三兄妹进入台湾,希望能够祖孙团聚。沈宁的舅舅们也纷纷帮忙,协助办理三人赴台文件手续。一切都准备妥当,眼看得以成行,沈宁又犹豫起来。


1986年的夏天,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大陆人进入台湾,无数磨难也告诫自己,不可轻易冒险。但这还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他心里,真正的顾虑却是那层抹不去的阴影——他又想起1961年那个希望破灭,人生彻底改变的时刻。他实在不知道,这个让整个家庭历尽磨难的外公,究竟值不值得兄妹几人不顾一切,不远万里去看他。


沈宁终于决定放弃机会,不去台湾。


但令沈宁没有想到的是,外公在得知他放弃赴台机会的消息时,并没有勃然大怒,而只是默默地接受。过了几个月,消息传来,他要亲自来美国看几个外孙。


当年近90岁的陶希圣坐在轮椅上,出现在沈家三兄妹面前时,所有的误解似乎在那一刻冰融。沈宁跪在地上,望着这个老人:一副无色的眼镜下面,是两个高高的颧骨,而眼镜上方,则是一个硕大发亮的额头。他的头发都白了,但没有脱落,梳得整整齐齐。他无法想象,眼前这个如此平凡,瘦弱的老人,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文胆”陶希圣。





1937年8月3日,刚出狱的全国各界救国会“七君子”在爱国老人马相伯家中。自右向左: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远。资料图片





1931年陶希圣在北京大学做教授,全家合照于天坛。供图/沈宁

离别时刻


这次重逢也让沈宁消解了心中埋藏多年的一个心结——为什么外公会抛下自己一家,独自跑到台湾。


那是1949年5月6日的早晨,蒋介石坐上江静轮,准备从上海去台湾。作为侍从秘书,在起草完1949年元旦文告,宣布蒋介石引退的时刻,陶希圣就知道这一天迟早就要来的,但没想到,时间还是比他预料的要早得多。


轮船到了吴淞口,陶希圣请求蒋介石在那里稍作停顿,他请求允许他最后一次给留在上海的女儿发个电报,催她立刻离开。蒋介石答应了,并命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出一艘快艇,在十六铺码头待命,准备接到人后,登舰会合。


但是,女儿和外孙沈宁并没有出现。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4天前,也就是5月2日,陶希圣在傍晚时分独自一人,悄悄地来到上海陕西南路看望女儿。


“琴丫,跟我走吧。”陶希圣反复地劝说。


沈宁的母亲流着泪,摇摇头。陶希圣明白,当下的形势,一起去台湾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也明白,女儿有自己的难处,他只好默默地离开。


过了两天,陶希圣又托学生转交给女儿一个小包。里面裹着金条,还有一张亲笔字条,写着:时势如此,我也无奈,但愿你们永远互爱互助,共渡困难,不论天涯海角,我将时刻祈祷,愿上帝保佑你们一家平安。


沈宁的母亲,深知丈夫立意回上海,不忍丢下还在浙江乡间的二老,远走他乡。而她,也深爱自己的丈夫,从未想过离他而去,只有含泪忍受父女分离的巨大痛苦。


她接到电报,并没有立刻赶到十六铺码头。直到下午,她才抱着1岁半的沈宁赶到吴淞口。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宁宁,记住,今天是1949年5月6日,今天早上,外公坐江静轮走了。”说完,声泪俱下。


陶希圣一生论战无数,可他无法说服的,却正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沈宁所著《刀口上的家族》一书。



蒋介石和陶希圣合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封面。该书于 1943年3月10日出版,集中反映了蒋介石的思想体系和根本政策。


“陶希圣时代”


相处日久,沈宁开始一点点了解自己的外公。这个现在看上去平凡衰弱的老人,在年轻时一样有着澎湃激扬的青春。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北京大学法科毕业生陶希圣,受上海商务印书馆和文学研究会的邀请,从法理方面对惨案发表评论,抨击英国巡捕行为违法,这篇文章分别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和《公理报》上发表。


文章引起上海各界极大的轰动。市民工人看完都觉得出了口气,英国领事馆暴跳如雷,到上海法院起诉陶希圣,控告他有辱大英帝国的尊严。


那时的陶希圣,还只是一个小编辑。面对大英帝国领事馆的官员,他不低头。官司打了很久,不了了之。几篇评论和一场官司,使陶希圣一夜间成为上海名人。从此,上海名流的联合宣言里,都少不了他的名字。


而他命运的真正转变,却是从1927年开始的。


那一年,北伐战争爆发。陶希圣受聘为黄浦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也就是在那,他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汪精卫。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得到汪的赏识,两人关系密切。


在武汉分校,他授衔中校。但这个文弱书生唯一一次上前线,却对革命丧失了信心。当时,武汉北伐军政府将恽代英领导的武汉军政学校师生与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由武汉出发,西往迎战。陶希圣也被编入伍,奔赴前线。


谁知因形势有变,结果一枪没放,队伍就回来了。路过在咸宁县,恰好碰见当地开农民大会。农会书记报告会前枪毙了5个农会“叛徒”。其实,这只是5个穷困乡民,因不想干了,就被抓起来,枪毙示众。


陶希圣见状,大发雷霆,禁止农会书记随便枪毙人。农会书记大吃一惊,匆匆赶往武汉,报告农运领袖。几天后,陶希圣就被五花大绑给抓走了。幸好后来有陈独秀出面,他才留下一条性命。


这些经历浇灭了陶希圣的革命激情。不久,他就脱离军校,远离政治,独自回到上海,专心研究中国社会史。


陶希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挖掘和分析的独特见解引起中国学界的好奇,继而引起了一场大争论。这样一来,倒是把陶希圣抬高起来,成为中国社会史学界的顶尖人物。不久,他就被南京中央大学聘为教授。一学期后,北京大学又聘他为法学院教授。


在北大教书时,陶希圣还在燕京大学、北师大、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处兼课。三年之内编辑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胡适先生一起主编《独立评论》,还创办经济史学杂志《食货》,成为北平有名的社会史和经济史教授。


除此之外,他仍然继续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曾有一口气写作发表40篇文章的记录,在上海、北平、天津各地报刊发表。日本学界惊呼“陶希圣时代”到来了。




陶希圣与沈宁大舅与三舅摄于天坛(三十年代)。供图/沈宁

“高陶”事件


如果没有“七七事变”,陶希圣或许会一直持续这种名教授的生活。但抗战的滚滚洪流席卷中国的时候,也挟裹了陶希圣。


1937年夏,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庐山召开抗日战略会议,邀请全国知识界名人会商救国大计,陶希圣也在邀请之列。


抗战之初,陶希圣曾积极投身其中,从事国际宣传。但1938年,武汉失守后,陶的情绪陷入了低谷,并与旧相识汪精卫越走越近。终于在1938年12月18日,追随汪精卫从重庆经昆明潜逃至河内。


1939年5月,汪精卫已经把所谓的“和平运动”的重心转往上海。此前,汪的一些旧部不同意他的做法,已经离他而去。陶希圣也时时处在矛盾与挣扎之中。汪精卫半年来苦苦邀他回来,助一臂之力,并让夫人陈璧君亲自游说,陶到底禁不住她的劝说,决定回到日本人占领的上海。


1939年8月26日,陶希圣到了上海,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1939年11月1日,陶希圣受汪精卫指派,与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5人一起为谈判委员,与日本侵华军影佐祯昭等人在上海江湾六三花园谈判。日方抛出了一个所谓《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这一密约的条款让陶希圣看清了真正的形势,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已完全暴露;另一方面,汪精卫等人在谈判中无底线的退让也让他感到无比失望和强烈不满。


他在《潮流与点滴》中,对这个《要纲》的要害做了的批判:


这一纲要,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外台一样的日本军事基地。


12月30日,汪精卫最后在密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陶希圣借口生病,没有参加签字仪式。正当心情矛盾与抑郁之时,他的妻子万冰如带着5个孩子从香港来到了丈夫身边。


陶不参加签字仪式,引起了汪精卫等人的怀疑。就在陶希圣暗下决心脱离汪精卫时,汪伪政府的“外交部次长”高宗武突然来到陶希圣家里,两人处境相似。经过一番盘算,两人决定同行,一走了之。


为了迷惑汪精卫、周佛海等人,1940年元旦,陶希圣特地到愚园路1136弄,分别向汪、周拜年。这天,高宗武也到周家拜年。


1月4日上午,高按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先到南京路国泰饭店门前进入大楼,再从后门出来,乘车直奔黄浦滩码头,登上轮船与高会和,逃往香港。


陶希圣离开上海时,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都留在上海。他便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要求保护他的家属,并警告如果汪陷害他们,他就要走极端。


妻子万冰如在陶走了以后,立即致电陈璧君,要求前往香港接陶希圣回来,以此来迷惑汪精卫。陈璧君便叫她带着两个孩子去香港,留三个孩子在上海。万冰如一到香港,便打电报给陈璧君,称陶“即刻偕返上海”。


一直忙于青岛会议的汪精卫和陈璧君以为陶希圣回心转意,对他的三个孩子看管不严。在杜月笙的代表万墨林的策划下,将陶的三个孩子秘密送上意大利邮轮,几经危难,终于逃出上海,于1月20日一家团聚。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头版,刊出全部日汪密约,四行黑体巨大字标题: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


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


集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






第二天,重庆、昆明各地报纸转载香港《大公报》的文章,一时举国哗然,万民激愤。


这便是“高陶事件”。这不亚于一声晴天霹雳,使得汪精卫惊慌失措。陈璧君更是失声称自己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



1949年母亲抱着沈宁照于香港。供图/沈宁


“冤家”结亲家


陶希圣“回归”后,陶家在重庆安定下来。沈宁的母亲,也就是陶希圣的长女陶琴薰也正是在重庆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


在这里,她和同学沈苏儒相爱了,但两人却对这段恋情能否修成正果惴惴不安。原来,沈苏儒是著名亲共社会名流沈钧儒的幼弟,而陶希圣却一直和他政见不合。


早在1937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战略会议,陶希圣和沈钧儒都在应邀之列。当时,沈钧儒是上海的著名律师,陶希圣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但因政治立场相左,两个人每逢开会,就要发生争吵。


有一次会上,两人争吵得很厉害。散会之后,沈钧儒拉住陶希圣说:“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尊大人由北京到西安,我和他是莫逆之交。”陶希圣马上恭敬地回答:“沈先生后来到开封赴北闱,寄居舍下,我叫您沈大叔,您教我八段锦,我只有三四岁,如今还记得。”


沈钧儒点头说:“以后希望你我之间客气些才好。”两人相视而笑。


但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人在大会小会上相见,仍然针锋相对,争论不休。由于担心两家长者的反对,陶琴薰迟迟不敢将恋情告知父亲,直到临近大学毕业才说出来。


没想到,沈家和陶家对这门婚事欣然同意,并没有横加干涉。1946年1月26日,沈苏儒和陶琴薰的婚礼隆重举行,主婚人是当时上海市长钱大钧,沈苏儒的介绍人是文化名流刘尊棋,陶琴薰的介绍人是《申报》社长,也是陈布雷的弟弟陈训畲。蒋介石也送来一副亲笔题字。丰子恺先生也亲题字画,画中两个儿童站在一株双杆松树下,字曰:双松同根,百岁长青,赠苏儒琴薰结婚。


沈钧儒和陶希圣,这两个往日政见相对的冤家,如今却成为在婚宴上欢笑如常的亲家。尽管如此,亲家的身份并没能改变两人的观念。陶希圣继续做蒋介石的“文胆”,而沈钧儒则继续在议会公开反对蒋介石。


寻根


在美国旧金山机场的重逢,不但化解了多年的误解,也让历史带给一个家族的变迁更显深邃。沈宁心中原有的政治堤坝,随着对外公的一生了解而逐渐垮塌,剩下的则是对中国现代历史更深的认知。


1997年9月,沈宁写信给三舅,告诉他自己已经辞去工作,专心写母亲和外公的故事,以完成自己多年的心愿。三舅问他:“辞去工作,你准备何以为生?”


沈宁说:“我如今已经50岁,再不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四年后,《唢呐烟尘》(又名《刀口上的家族》)终于完成。这是一部以真人真事而写成的陶家百年家族史,以此纪念外公陶希圣和母亲陶琴薰。


《唢呐烟尘》在台湾、美国两地报纸连载发表以后,得到好评如潮。只可惜,书中的主角却都已不在。母亲陶琴薰早在1978年就离他而去,而外祖父陶希圣,也在与沈宁重逢后不到一年内,在台湾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