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十位重要常委的最后归宿 个个难善终(1)

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遇刺

孙中山因肝癌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去世。孙中山的逝世极大地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国民党陷入一种群龙无首、数雄角逐的局面。比较有资格和实力的分别是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和许崇智等,汪、胡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都属于元老派,许崇智是军界泰斗。汪与胡比较而言,虽说两人政治资格难分高低,但汪精卫手中没有兵权,胡汉民身边却围绕着不少军队头目,尤其是粤军将领,如李福林、梁鸿楷等倾向于胡汉民,所以汪、胡两人相比,胡占优势。

至于许崇智,虽说权倾一时,但在很多人眼里他只是一介武夫,他本人对夺取政治上最高领导权的愿望不是太强烈。剩下的只有廖仲恺,无论是从社会威望、革命资历,还是从军事后盾上,胡汉民与廖仲恺都是不分伯仲的,如果胡汉民想爬上权力顶峰的话,遇到的最大强劲对手便是廖仲恺。

以胡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一直都从事着反对国共合作,破坏国民革命的勾当。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派别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升级,而廖仲恺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支持者和信仰者。

1925年5月,廖仲恺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毫不遮掩地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

本性。对驻在广东省内的军阀部队各据防地、霸占税收、开烟馆、设赌场,飞扬跋扈、欺压

人民的状况深恶痛绝,坚决主张改组军队,统一财政,虽屡遭阻挠,但仍坚持不懈。

同年6月,在国民党中央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胡汉民仅捞得个外交部部长,可谓位卑人轻。同时,这也意味着以胡为首的右派在与廖仲恺为首的激进派的较量中,陷入了劣势,这就刺激了右派的愤恨情绪。从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

右派分子来势汹汹,但廖仲恺丝毫不为所动。8月,广州城的气氛已十分紧张,刺杀廖仲恺的谣言盛传开来,然而廖对这些传闻一笑置之,泰然无惧。

8月18日,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

有人将对他不利,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有顾忌!”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告诫他,廖仲恺慨然说道:“值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这一天,他又为黄埔学校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

20日上午8时,廖仲恺偕同何香凝驱车赴中央党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六次会议。当汽车到达党部大门前时,廖仲恺先下车,在门前登至第三级石阶时,突然自骑楼下跳出两个暴徒,向他开枪射击,大门铁栅内也有暴徒同时发枪,共射20余发。他身中4弹,俱中要害,当场倒地,不能作声,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即与世长辞,终年48岁。

戴季陶:在广州自杀身亡

戴季陶曾嘲笑陈布雷的自杀行为,但他于1949年2月11日,面对窗外的风声雨声,他自感油尽灯枯,步了陈氏的后尘。据说是由于本人不堪忍受孙科的污辱的原因而吞食安眠药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南京。对于竭尽一生精力为国民党蒋介石效犬马之劳的戴季陶来说,可谓是痛苦化作倾盆雨,无可奈何东流去。他一生枉费心机,最终以自杀了却了沾满血腥和罪恶的一生。

可笑的是,戴季陶曾极不赞成陈布雷自杀身亡的做法,但仅仅3个月后,戴季陶重蹈陈的覆辙,于1949年2月11日自杀于广州省政府东园招待所。

在曾经不可一世耀武扬威的国民党政府覆灭前夕,政坛上的众叛亲离、各怀鬼胎;战场上的

军心涣散、一败涂地;经济上的紊乱不堪和民怨沸腾,相互错综,组成了万马齐喑的破败图画。陈布雷,这位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在国民党的种种腐败现象和接二连三的惨败面前,在他毕生为之惨淡经营所谓事业付水东流之际,抵挡不住历史发展的滚滚潮流,又痛恨自身不是神仙没有扭转乾坤之力,自吹胡子瞪眼睛却无济于事之时,一种绝望痛苦而又油灯已尽的消极想法充塞大脑。在为“国事”忧心如焚又爱莫能助的极端痛苦之中,以一种蒋介石赞赏的“愚忠”自杀成仁。可惜即使陈式人物颇多,愚忠纵可嘉,也无法为破烂的蒋家王朝抹上丝毫的光辉。戴季陶也许又是一种愚忠。

与陈布雷相比稍多带一点喜剧色彩的是,戴季陶曾分别于1948年9月上旬及10月中旬两度服了过量安眠药,都因及时予以抢救才苟且残延,大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传奇色彩。可惜,1949年2月11日他再一次下定决心自杀时,因心脏过度衰弱,医生纵有高超医技也无法起死回生了。

谭平山:病逝于北京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谭平山领导的民联积极参加反蒋、反内战活动,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之后更是公开反对蒋介石卖国、内战和独裁政策,蒋介石对此又恼又恨,企图除去谭平山。为此,他于1947出走香港,与国民党政府决裂。1948 年1月,谭平山在香港参加发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5月,他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身份同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

9月,谭平山与沈钧儒、郭沫若、蔡廷锴等人离开香港,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他们化装登上了一艘苏联邮船,经过16个日夜的颠簸,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2月,谭平山和李济深、沈钧儒等35位民主人士,由东北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并参加了新的政协筹备工作。从此,谭平山来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身边,积极投入到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的战斗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及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常务委员和副主席等职。在诸多的工作之中,谭平山主要的工作是在人民监察委员会。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谭平山担任主任的人民监察委员会全力投入了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此时的谭平山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但他仍然是神采奕奕,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日夜操劳。1953年,已经67岁的谭平山患上了高血压,由于年事已高,以及身体的缘故,谭平山就不再负担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了,但他仍然坚持总结过去,追求真理。

1956年4月2日,谭平山在北京病逝。盖棺论定,谭平山在他复杂、曲折的人生道路上,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他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仍然不失为中国革命史上有影响、有贡献的革命家。

张静江:客死纽约

张静江辞职后,意态消沉,渐渐离开了政治舞台。他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戚,总要劝其:“不要做官,没有做头!”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炮火连天,死伤遍地。张静江遂决心从此吃素念佛,以示对弱肉强食的侵略行径的仇视与厌恶。1936 年8月,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聆听法师讲道。离别时,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

张静江虽皈依佛门,但凡心未断,仍然留意着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南京政坛顿时一片混乱。陈果夫于情急之中同CC系骨干商议,认为中央必须有重心,“其重心人物在此时以静江先生为最宜”。于是,陈果夫派人到上海,把张静江接到南京。

很少过问政事的张静江,再次坐镇中枢,支撑蒋家王朝度过危局。在最关键时刻,张静江最后一次充当了蒋介石“帝师”的角色。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静江携家眷离开上海到了香港。1938年1月,建设委员会撤销,张静江的委员长自然当不成了。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张静江因病没有出席,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8月,张静江全家又离开香港前往欧洲,继而又到了美国,寓居纽约。此时,他的瘫痪症日益加重。

1942年12月,在张静江的纽约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大会,旨在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美、法以及南美各国国际社团的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张静江被推为大会主席,由李石曾代为主持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主持了闭幕仪式。这是张静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有在国际上从事公众事业的荣耀。

张静江的病情不断恶化。1945年,双目失明,仅以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苦度残生。其间,抗战胜利给他带来短暂的欣慰。

1948年,蒋介石就任总统,聘张静江为总统府资政。但此时的张静江已是风中残烛,生命是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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