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根据记录稿整理。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

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做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全国各阶层朋友。不过做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做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地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

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的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斐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按:《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地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够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

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么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年)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里,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么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么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征。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么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得没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么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么!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

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么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么勤劳。”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子之后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于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够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她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翻脸,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很久很久以后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候,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么好,那么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么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

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后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么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么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什么想法。”我说:“这有什么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要察言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哪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子。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于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件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么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今年(一九八四年)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件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绩。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写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

向盘,向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着就顺着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么?”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后,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扑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地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贵,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么?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么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回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说:“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糨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

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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