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团练大臣与双重统治格局(二)

右仆射黄飞翔 收藏 2 606

咸丰三年(1853),由于首当“敌”冲的特殊地位,安徽办理团练人员和办理团练事宜受到了以咸丰帝为首多方面的重视,尽管如此,总的成效却仍差强人意。其他地区受命办理团练人员中,在籍非在职的多,在职回籍的少;具体实施办团中,普遍号召多,严格控制少,其效果则更不可问。



而随着太平天国、捻军之势的不可阻挡,随着上层政权结构的继续坍塌,清朝统治者愈益捉襟见肘、运转不灵,愈益需要依赖基层社会的团练组织。



咸丰六年、七年(1856、1857),咸丰帝第二次大规模地直接委派办理基层社会团练防剿人员。



如下表。



表4咸丰六年七年谕令办理团练人员一览表



安徽








主办人员



时间


姓名及该员情况


谕令内容


史料来源



咸丰六年七月


黄先瑜本籍礼部候补主事


福济奏请饬京员回籍办理团练,“礼部候补主事黄先瑜前在本籍办理民团著有成效,著准其回籍接办,以资熟手。嗣后不得援以为例。”


《清文宗实录》卷二百五







咸丰六年十月


福济现任安徽巡抚



调度皖北皖中团练事宜



张芾已革安徽巡抚



调度皖南团练事宜



现任安徽按察使



现任庐凤道道员



现任徽宁道道员



均加督办团练衔,分统各府州团练事宜


兹据福济奏称,该省“各属办理团练助剿协防,如滁泗徽宁凤颍等府州属,均各有成效……现复饬属一体遵行,责成州县专管,知府直隶州知州督办。并就该省现在情形酌拟,将安庐六滁和五府州、凤颍泗三府州归按察使及庐凤道分统稽查,由该抚调度。徽宁池太广五府州归徽宁道统理稽查,由现驻徽宁之已革巡抚张芾调度。该司道及知府直隶州知州分别加督办团练、协理团练等衔,如能卓著功绩,力保地方,随时查明保奏,给予升转。其州县因团练防剿保至知府同知直隶州知州者,均各留本任,并加协理团练衔以示优异。该司道皆带有兵勇毋庸另拨,亦毋庸另派大员巡视。办团各绅由粮台酌予银两,毋庸由部议给廉俸……等语。均著所拟办理。”









《清文宗实录》卷二百九





帮办人员


咸丰六年十月


现任知府直隶州知州



均加协理团练衔督办各属团练



现任知县府属州知州



专管本属团练



绩优者加协理团练衔



江苏









主办帮办人员


时间


姓名及该员情况


谕令内容


史料来源








咸丰七年三月


王梦龄现任徐州道道员



郭沛霖现任署两淮盐运使



温绍原已革道员



乔松年现任常镇道道员



查文经已革江苏按察使



现任各知府知州同知



以上现任各官经该督抚派令督办者,均加督办团练衔。由有司督办者,该管之道府州作为协理,由委员及道员督办者,该管知府作为协理,由知府督办者该管同知作为协理,均加协理团练衔。


“江苏现在逼近贼氛,团练尤关紧要……除淮安徐州二府由该督等咨明邵灿庚长责成徐州道王梦龄办理外,所有里下河各州县及通海二州属即著署两淮盐运使郭沛霖督办,江宁府属之六合江浦二县著已革道温绍原督办,上江句荣等县及扬州府江甘仪征等县著各该管知府督办,常州镇江二府属著常镇道乔松年会同已革臬司查文经督办,苏松太一路著该省臬司督办。凡有现任各官经该督抚派令督办者,均加督办团练衔。其由有司督办者,该管之道府州作为协理,由委员及道员督办者,该管知府作为协理,由知府督办者该管同知作为协理,均著加协理团练衔,以专责成,一俟军务完竣,即行撤销,该员等务当督饬州县各官遴选公正绅耆会同经理……经费则民捐民办,勿许科勒。丁壮则各保各乡,免其征调。”







《清文宗实录》卷二二二




浙江





主办人员


时间


姓名及该员情况


谕令内容


史料来源



咸丰六年八月


钮福宽部选湖南安乡县知县


“部选湖南安乡县知县钮福宽前经奏留浙江原籍办理湖州府城工团练事宜”,后以应升之缺升用”。兹据该抚奏请留该员以资熟手,“著准其开缺,留于原籍办理团练。俟撤防后归部铨选。”


《清文宗实录》卷二百六





如上表,此次委派办理团练防剿事宜人员主要集中在最当战火冲要的安徽江苏两省。而所委派的办理团练防剿事宜人员,除两例为“以资熟手”且声明“嗣后不得援以为例”是本籍人员外,全都是现任或“已革”(仍在现任)的非本籍官员。值得注意的是,除专人专任外,特别规定各级官员全部加入办团行列,以原官僚体系为基础,构筑了办理团练的整体机构。如安徽,最高一层是现任巡抚福济、已革巡抚张芾,二人分别统理调度皖北皖中以及皖南团练事宜;第二层是现任按察使、现任庐凤颍道道员、现任徽宁道道员,均加“督办团练”衔,分统稽查安庐六滁和五府州、凤颍泗三府州及徽宁池太广五府州团练事宜;第三层是现任各知府及各直隶州知州,均加“协理团练”衔,督办各属团练;最下一层是现任各知县及各府属州知州,专管本属团练,绩优者加“协理团练”衔。



可知,清统治者的方针似乎转了回去,从创行以在职非在职的本籍官员办理团练,转由非本籍的现任官员办理团练,重又从上层统治的角度加强对基层社会团练的控制。究其缘由,是咸丰六年(1856)朝臣对数年来办团状况的一次检讨。



《东华续录》记载了这次讨论。时军机大臣等奏:自经奉旨通行团练,若果能人自为战、家自为守,必能得力。但“今则实心任事者少,甚至土豪劣绅借名科敛,一旦有警”,不肖者相率溃逃。且有“奉旨办团练之巨绅而潜踪他处”。此可见“任绅不如任官也”。他们举称河南以团练委之于民,结果“联庄会”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只有“以官率绅,以绅劝民”,而后上层政权与基层社会才能“如指臂之联为一气”。他们援引古制,列举唐朝乾元初曾置团练使,大者领十州小者三五州,代宗时命刺史悉带团练使;宋朝置诸州团练使;元朝置团练安抚亲农使;明朝以团练诸务设安插使兵备道分统之等,提出“与其别设一官,不如仿唐时刺史带团练之制”,令知府直隶州知州兼行办理团练。至按察使兵备道,明朝本即分统团练使事务,今应仍兼团练。“请以按察史及各项道员均兼督办团练衔,知府直隶州知州均兼督办团练衔,统率州县实力团练。其有地方辽阔,按察史道员不敷分辖者,准添设三四品官员分督团练带兵防御率属巡查”,“其添设之员或请旨简放,或由该督抚保奏,候旨录用,各以本官兼督办团练衔。”同时,提出了整顿事宜章程。中有:



一近贼之州县分上冲、次冲。上冲者,附近军营由营拨兵协守,即归管带,不另派将弁,以一事权。如贼匪大兵冲突,统兵大臣仍需遣将驰救。次冲者,则团练乡兵协同该营汛防守,以省兵力而免烦扰。残破州县及甫经收复之城,民人迁徙,空虚无凭,团练应于附近完善州县或本境完善村庄为团练立脚之地,然后招集流亡,渐次推行。仍由地方官保举公正绅士为团总团长,立功者即予奏奖。



一训练事宜责成州县会同营弁办理。督办团练及协理团练之员巡行校阅,分别劝惩。



一见办团练之上冲、次冲府州县一应捐输署杂派悉予蠲免……此方所捐专为此方之用……各处处所责成各该府州县拿获奸细,审明后即行正法。其有奸民偷卖火药米粮接济贼营及团勇扰害良民抢掠行凶情同盗匪者均即行正法。



一司道中营亦何人兼团练何员分辖何地使各有专责,应请旨饬下督抚酌量情形奏明办理,其州县有屡次立功升



至知府或同知直隶州者,准其兼协理团练衔,以示优异而资得力。



一司道既兼团练,由附近军营或本省督抚拨给兵练,以资巡守,军务告竣,酌量裁撤。此项兵练毋庸设为定额。



一州县既各有团练之责,断非常材所能胜任。请饬下各督抚慎选守令,据实保奏。凡上冲次冲之地,不拘资格



务在得人,行之一年,皇上即可以所保之优劣,定督抚之贤否,以行赏罚。



等等。



咸丰帝以为,“逆匪飘忽靡常,官兵征调有数,团练得力,则人自为战,家自为守”,以上军机大臣等所议于当前“防剿机宜颇中切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是“抑民助兵,以堵为剿”,而“制贼之法未有善于此者”。他强调:关键还是在最低一级与基层社会直接相联的州县——“至州县为亲民之官,团练起于州县,民之向背,视州县之贤愚……”而“欲行团练”,仍然“必先严保甲”。他承诺:“所属之员及绅民之充团总团长者,如能实力办理、著有成效,准各督抚据实保奏,朕必立予恩施。”



然而,以非本籍的现任官员兼行团练,走的是老路。理论上可行、理想上可行,实际上随着双重统治格局中力量对比的变化,随着上层政权结构各级文武官员主导地位的丧失,早已不可行了。



形势却急转直下,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被彻底粉碎。咸丰帝无兵无饷,心急如焚,基层社会的团练武装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他谕令胜保在皖北等地等督办乡团以资统率,并酌定章程,凡办团州县一律遵行。又谕:各直省“在籍绅士,除已经办理团练外,其明晓大义、律身公正者,自不乏人,所有在京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之大小官员,将如何举行乡团,随同官兵剿贼,及防守等一切事宜,各举所知,各陈所见,迅即上闻。”[60]



大小官员遵照谕旨,纷纷上疏陈言,总结办团经验,拟呈办团章程。



左都御史沈兆霖进一步分析了上下层统治的关系:“民统于绅,则绅之邪正宜慎择也。绅倚于官,则官之贤否宜严办也。不归并于一路,则督察无人,必不能一律坚固。不专力于四乡,则城守难严,已难免四面受敌。官与绅宜两相孚,不宜两相阨。兵与民两相顾,不宜两相仇。任封疆者,当知民本吾民,用兵数少,何如用民数多;用将帅者,当知兵本卫民,我能救民,自然民能救我。”而后指出:现“贼氛猖獗,非实办民团,更无安全之法”。然“自咸丰三年以后迭奉朝旨举行乡团,已至再至三”,各省官绅士民未尝不遵旨办理,却卒无成效。实因“苟且涂饰,未实力讲求。或募勇以充数,徒取外观;或借端以营私,转成沟壑。无事则恃为威胁,扰害乡闾;有警则首先遁逃,流为盗贼。”孰不知名为民团,就该以民为团,而不可以募勇塞责。



他所拟“事宜十二条”中有:“民团须招本地有业之民,不可招市井无赖”;“办团宜四乡加密,有警则互相应援,无事则严诘奸宄”;“团费宜自捐自办,不得借端渔利”;“民团只可就地助战,不宜调遣,变为练勇,失其恒业”。涉及上下关系则有:“牧令宜择贤能,与办团之绅不得各存意见,亦不得任用劣绅”;“宜简道府大员分路办团,俾各县联为一气”;“民团有急,官兵速往救援,不得观望”;“民团办成,则分防之兵可省,集合成军,则攻剿更为得力。”[61]



两江总督曾国藩则历数乡团办理不善之弊,再次强调了“勇”“团”分离;“团”如保甲、以守土为要,否则便“失其本义”的观点。他说:“乡团本是良法,然奉行不善,县官徒借以敛费,局绅亦从而分肥,贼至则先行溃逃,贼退则重加苛派,转为地方之弊。所经过各省从未见有乡团能专打一股、独克一城者,不过随官兵之后,胜则贪财,败则先奔”。“团丁所领之饷,与官勇例价相同,且有过之。其取之民间,无非劝捐抽厘之类。是于团练已失其本义,于军饷又大有妨碍”。他建议:“官兵攻剿,概不令团丁随往。其已克复者,绅耆修碉,团丁守之,庶几军民两利,名实相符矣。”



与之同时,咸丰帝第三次大规模地直接向地方委派办理团练防剿事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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