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团练大臣与双重统治格局(一)

团练大臣是19世纪中期中国传统双重统治格局受到重大挑战、清廷调整统治结构、重建统治秩序过程中的产物。团练大臣在有清二百余年中只存在了十年左右,但其发端、定型、演变,以及最终被取消的过程,却反映了双重统治格局中上下层统治相互间的关联与斗争;力量对比的变化;发展的多元走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对团练大臣和其时双重统治格局的研究探讨,为人们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转方式、固有道路及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板。




一、战乱中的双重统治格局






中国自古便存在着“国”与“家”的双重统治,即所谓的“家国网络”。在国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国”之概念下的政权结构或中央集权制行政的实际状态极为粗放;“家”之概念下基层社会的家族、宗族、乡族等组织系列则在行政、司法、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统治的补充,起到所谓“结构——功能替代物”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是在“家”与“国”的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及利益调整下波浪式前进。随着这种前进,特别是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自唐行“两税法”、明行“一条鞭法”乃至清“摊丁入地”以后,中央的“国”,逐渐降低了对人丁户口的关心程度、放弃了与地主的“家”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转而通过依靠“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统治。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发展,到清中后期,最终形成了上层政权与基层社会三大系列组织[2]纵横依赖、科举制官僚流转制下绅士官僚上下流动连接的双重统治格局。这种双重统治的格局继续发展变化——“国”的力量在消退,“家”的力量在增长,其中绅士的作用愈益显著,但整体上一直保持在“稳定”、“均衡”的框架之中。



19世纪中期,以太平天国、捻军为中心的国内战争,以及匪患、兵祸的战乱,使双重统治格局实质性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到19世纪战乱之前力量对比的实况,赤裸裸地凸显在人们面前。

首先,上层统治腐败已极,丧失了其在双重统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从安徽的情况看,各地方政权、绿营军不堪一击。以省城安庆为首的各重镇及江防要隘“随到随下”,其他“郡县本无所谓守,亦无所谓陷,望风奔溃,一切财物粮米全以资贼。”[3]太平军经常“不战而克”,“兵不血刃”,在各府州县城任意来去,有如出入“客馆”。沿江各地凡太平军经过之处,地方政权全部坍塌,过后近一个月府州县城仍为空城,“省会以及沿江各州县”“俱无官长”,地方之事“无官料理”。[4]绿营军明显兵力不足,捉襟见肘,士气及战斗力均极低下,“进不能战,退不能守,平日毫无准备,遇变即弃城而逃”[5],常与“溃”字相联,直是一支败军。

第二,次级统治——县以下基层社会统治在双重统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和作用表现得十分显著。以城守论。城守的责任者,主要不是国家经制军队绿营军。这在双重统治的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可以从很多论述军事的时文中得到印证[6]。事实也如此,安徽绿营军兵力部署极其薄弱粗疏,驻各县(州)城守汛一般只有2、30人,分防汛弁后,小汛只有1~6人,存城兵少的不到10人。如颍上县,城守汛额兵共30名。城墙3857丈,约7714个垛口,平均每兵要守约257个垛口或约129丈城墙。而这30名兵中,还要经常分出26名马战守兵驻防八里垛汛等4汛塘。[7]所谓“战阵属兵,守城属百姓”。城守的责任者是负责民政的守土官,守土官所依靠的城守力量正是以城中绅士为长副、从城内居民中所编派的丁壮,当时称之为“勇”。守城需有粮饷支持。战时的兵员给养,以人岁食米3石5斗计,千军至少需3500石。[8]这些粮饷均出于地方平时摊派的积贮,均出于民。非但如此,即军饷也靠基层社会的捐输[9]。而基层统治构成的诸多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及代表绅士确实成为了上层政权统治的依赖对象。他们一方面结寨自保,担负起地方防卫的责任;一方面率勇出战、助攻助防,对于保卫、恢复、维系上层政权统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第三,以上两点决定,战乱之前双重统治格局力量对比中上层统治趋弱、下层统治趋强的状况,势必进一步发展。事实上,确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社会组织及其代表绅士,以局政取代县政,反次要为主导[10];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及其代表绅士,以自我经营为基点,游离开原有的双重统治格局,不再全力支持上层政权。如太平军围困庐州城时,四郊团练皆绅士主之。安徽巡抚江忠源屡从围城中出手书求援,“谕以忠义,并陈祸福”,“卒无应者”。有朱景昭等到诸练首绅士家中涕泣求援,诸人“漠然不闻”。一富绅半晌方云:“实在不得已,不过扔几百石米罢了”。人问其故,富绅答道:“一石米雇一丁,雇二百丁向城边露露头,则吾责塞矣。”[11]基层社会各实体组织及其代表绅士之中,更有与上层统治或全然对立、或阳奉阴违、或完全脱节的力量。如合肥谢家大户谢珍科“招纳亡命,联络十余村庄”,“建旗称顺天王,刻期攻城”[12]。定远邑绅陆遐龄父子竖“随天大王”等旗,聚众抗官[13]。皖北“圩寨错立,始则结寨以御寇,继则踞寨以抗官……贼至则献粮纳款,兵至凡闭关绝籴”。[14]“文武生监,复敢乘势啸聚”[15]。颍上寿州“捻匪啸聚,动辄累万,主之者多绅宦旧族,始以团练召集豪强,既……闻皖宁皆陷,遂谓江南无长吏,纵之劫掠,有十大帅主、十三天尊之号”。[16]基层社会各实体组织普遍结寨自保,不少两面逢迎。即便后来成为淮军核心的合肥西乡以张荫谷父子、周盛波兄弟、刘铭传为首的周公山、紫荆山、大潜山三山团练,也有投靠天平军的打算,只是歃血会盟时碰巧大风吹断了旗杆以为不祥,方才作罢。凤台邑绅苗沛霖,更在助官剿捻的过程中膨胀了自己的势力,他连圩数千,辖众数十万,私设厘卡,勒饷派捐,设立公寓(公局),“生杀专擅”,当地官员惟守印玺而已。

19世纪战乱之中,一方面原有双重统治格局的特点、得失昭然若揭;一方面,原有双重统治格局被打破——或残缺,或变形;一方面原有双重统治格局中上层统治趋弱、下层统治趋强的状况继续发展。这些,都势必导引政权结构和统治格局发生调整和变化——或者后退到原有的双重统治结构及格局,或者在原有基础上产生新的政权模式及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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