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谍影 第一章 远东快车谋杀案 第五节 方友春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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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厅门口,当街听着一辆卖菜的木板手推车,四周围着一群孩子。有七个孩子已经坐到车上了。

卖菜的站在旁边,这是个年轻的中国人,土布裤子挽到膝盖,脚穿一双方友春穿的那样的草鞋。他每天清早给罗托斯舞厅的厨房送各种蔬菜和调料,老板就利用这个机会用他的菜车推孩子玩。

以前方友春曾帮助过这个卖菜人的老父亲治病---抓药,请大夫,周济他钱。老头的病治好了。他儿子没有别的方法来表示对方友春的感谢,就想一辈子给他免费送菜,不过方友春不同意白要,还是找旧付钱。

“你好哇,小顾,”方友春说着把手伸出来。卖菜的赶紧毕恭毕敬地过来握手。

“你父亲好吗?”

“谢谢,先生。”

方友春让一个小男孩从车上下来,又叫另一个重点的坐了上去。这时他抓起车把跑了起来。剩下的孩子一窝蜂地跟了上去。

这位奇怪的中国人每天早晨要拉着车满街跑,这个怪癖全城都习惯了。方友春时不时碰到一些熟人,他不住地点头打招呼,但是并不停车。

跑过一个理发馆时,他向正在给一个中国人刮脸的日本理发师点了点头,那位日本人也朝方友春挥挥手。

“这是谁?”中国人问理发师。

“舞厅老板,离这儿不远。光喝牛奶,不抽烟,还跑步。”理发师用指头转到剃刀刮着鬓角,说到这里笑了,“这个人有点·····不过是个好人,不知愁!”



这位罗托斯舞厅的老板,方友春,在他的家乡---遥远的陕西省,原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员,十月革命时作为滞留华工参加了远东苏维埃革命战争,战争期间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大革命期间回国在冯玉祥西北军担任过政治委员,名叫师哲远---大革命失败后人们只知道他倒在了国民党的屠刀之下。

方友春在哈尔滨露面已经三年了,可是直到现在,他既没有接到任何任务,也没有任何人来同他联系。

从大面上看,他的注意目标是和日本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白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通过白俄迂回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为搜集关东军战略情报做准备。正是为了这个,罗托斯舞厅的雇员基本上找的都是在哈尔滨落了户的俄国侨民。这一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舞台主顾的范围:几乎清一色的俄国人。

起初,方友春的时间多花在巩固地位和建立社会关系上,因此并未突出地感到自己的孤独。可是现在,当他已完全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工作的时候,每一天对他来说都长得叫人难忍。现在他手里掌握的情报,每一条对党都会是很重要的。可是在没有接上头之前,他是无法利用这些情报的,而联系人确仍渺无动静。看来他暂时还只能茫无目的地开办着舞厅或用车拉着孩子们满街傻跑。

·····方友春从一处有高台阶的大门前跑过,大门上挂着一块金光闪闪的铜招牌,写着:“东京富士银行哈尔滨支行”。他看到阳台上站着一个人,于是就向他很有礼貌地笑了笑。

银行的二层楼上,设有银行经理田川的办公室。经理对银行业务并不精通,其实对他也并没有精通的必要。因为他是一个职业间谍。他头发花白,有一副对日本人来说已是十分高大的身材,穿着一身制裁考究的法兰绒西装。他在阳台上又站了一会儿,目送着方友春跑远,这才转身进了办公室。

近几日在日本发生的事件弄得银行同仁忙碌不堪。本部发来的密码电报令人明显感到正在酝酿一系列重大的变动。田川先生本人连同他的属下,已经一连三昼夜每天只能睡上三个小时的觉。

“说说吧,那一位怎么样?”

“您说谁,经理先生?”襄理没听明白。

田川的头向街那边一摆,那边传来渐渐远去的孩子们的喊叫声。襄理慌了,笑笑说:“嗷····没什么特殊情况。我们一直在观察,没发现特殊情况。”

“你们向他提出建议了吗?”

“没用正式提出,只是捎带着说过。”

“怎么样?”

“他笑了,对我们的好意表示感谢。他答应在必要的时候来登门求教。”

“他是中国人吗?”

“哈萨克人,从新疆来的。名门子弟。吃尽了苏维埃政权的苦头而跑出来的。父母被枪毙了。本人经历一般,现在是中国国籍。”

“审查过了吗?”

“是的,田川先生。”

“他的生意怎么样?”

“近一个时期很不错,兴隆起来了。”

“他每天拿报纸捣什么鬼?”

襄理笑了:“他这是在跟政治作斗争。”

“能抓住他的什么把柄吗?”

“可以搞到的。”襄理点点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抓到他的把柄。”

跑过富士银行的时候,方友春暗中发现,经理田川先生今天到行里来的异常的早。什么缘故呢?

方友春早就知道,每一个白俄侨民组织,包括最有影响的“新俄罗斯党”的活动,都与富士银行有一条无形而牢固的线连着。这个银行是日本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的中心。他毫不怀疑,他方友春作为罗托斯舞厅的老板,肯定已经引起了田川先生的注意。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这位老板开的舞厅,是俄国侨民包括腊祖莫夫斯基先生为首的“新俄罗斯党”成员们的啸聚之所。

这个腊祖莫夫斯基颇以一位大政治家、战略家和斗士自诩,实际上他完全是一个庸才。不过,尽管是庸才,却仍是个很危险的家伙,因为他的背后有某种势力给他撑腰。他的那个组织全是由一些为推翻苏维埃政权不惜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组成的。这帮匪徒本身没有什么价值----这一点方友春很清楚,但他更清楚,他们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完全是因为上头有一个了不起的主子。果真,腊祖莫夫斯基的党当很快兴隆起来,有了经费,,设立了办事处。方友春深信这完全是富士银行的杰作。

他气喘吁吁地停在舞厅门前。那件薄衫全贴在汗淋漓的脊背上。他把车交还给卖菜的,接过湿巴摩递来的毛巾擦了擦脸。湿巴摩已经换了装,穿上了一条浅色的帆布裤子。

报亭旁边挤着一群报童。他们都紧盯着方友春,等着他发令。方友春稍稍喘息了一会,把手一举,报童立即站成一排,做好准备。

“预备---跑!”方友春一摆手,报童们就把贴胸抱着,没命地向方友春这里跑过来。

方友春握了握跑第一名小报童的手,祝贺了他,把他那一叠报纸全数拿了过来。

“这是多少份?”

“五十!”那孩子尽力不使自己过分气喘嘘嘘、回答道。

方友春朝湿巴摩一点头,湿巴摩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钱夹,叹了口气,数出了钱。方友春把钱付给了那孩子,还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样的!···”

他又转向其余的报童说:“你们还得练啊。”说完,边吹着口哨,走进了舞厅的大门。

舞台上,全力以赴地排练了一早晨的那场闹剧已经一点痕迹都没有了。方友春轻捷地跳上舞台,相当熟练地挑了一个舞女们正在排练的舞蹈动作,腋下还夹着那叠报纸。

他又到舞台后面的道具库看了看,检查一下不久前从前台取下的饰灯是否还在,他准备把这些玩意儿出让给施托利兹。然后,他缘阶而下,进了厨房。那里依旧忙的热火朝天。方友春抬起一只脚掀开身边一座炉子的灶门,把那叠报纸塞了进去。他看着火苗吞噬着报纸,拿起炉钩来翻动了一下,边关上了灶门。

“烧得挺旺!”他向大伙满意地说着,又朝磅秤那边走去。

罗托斯老板每天早晨烧一叠报纸,这个举动正式师哲远的演戏。据认为,这是一个呆气十足的商人反对一切政治的一种天真斗争方式,也是这位古怪的中国人的种种怪癖中的一个。象对他每天早晨拉车跑步啦,喝牛奶啦,或是在舞厅门前挂起身着芭蕾舞裙、头戴芭蕾舞帽、用足尖立起来作舞蹈姿势的自己的肖像啦等等怪诞行径一样,市民们对他烧报纸的举动也习以为常了。他们取笑方友春,但只是笑笑而已,并不当真;至于师哲远呢,则自有深意:渐渐让社会舆论承认,他方友春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

实际上,师哲远不是不读报的,而且读起来一字不漏。值得他读报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公爵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不过连他也认为方友春只对商业启示感兴趣罢了。要不然干嘛在这一叠叠报纸上糟蹋钱?这次也是同样,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站在炉边,既不赞同地瞅着方友春,但是和他的目光一相遇,他便赶忙低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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