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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重重地叹了口气,小声地唤着安菲沙来擦去地上的污水。等了一会儿没听到安菲沙应声,他摆了摆手,往厨房走去。一个小厨按照习惯把摆着一杯凉牛奶的小银托盘递给了他,他端着托盘踏着吱吱作响的楼梯向老板方友春先生的房间走去。

这是他每天的例行早课---唤醒老板,递上牛奶,报告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除此之外,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还有他自己的秘密使命。

早在到罗托斯舞厅任职之前,他就加入了由一位叫腊祖莫夫斯基先生领导的“新俄罗斯党”。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自己并不明白这个“新”党究竟和“旧”党有什么区别,而且,究竟是不是有过什么“旧”党他也不知道。每当看着“新”党那些身着统一黑衫的彪形大汉们排着不整齐的队伍招摇过市时,他总觉得有一种害怕又羡慕的滋味儿。使他苦恼的是并没有发给他黑衫。更有甚者,他不但没有产生过所期待的安全感,反而有了一种更为严重的恐惧感,因为当时已经当上罗托斯舞厅总管的湿巴摩竟然接到命令,要他去拜见腊祖莫夫斯基。那一位头领并没有同他长谈,只授命他监视他的新东家方友春,检查东家的信件,凡有什么新鲜或蹊跷的事情都须一一报告。

新鲜事并不多,蹊跷事倒有的是。信件干脆没有,要说有倒是也有,不过全都是些事务性的---工资账目表啦,合同单啦,商业信函啦,道歉书啦,还有一大堆舞厅职员互相告密的小报告什么的。

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在敲门之前先从钥匙孔往屋里看了看。东家已经醒了,正两手枕在脑后仰卧在床上,显然是在思考事情。

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敲了敲门。东家侧过身去,把被往头上一拉,打起呼噜来。

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离开钥匙孔费劲地直起腰来,他想:“腊祖莫夫斯基先生为啥对这么个白痴感兴趣?他有什么可监视的?满嘴胡说,尽干蠢事,疯疯癫癫·····就拿眼下说吧,他明明没睡,干嘛装睡?”不过,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又一想,干这个工作他能得到相当的报酬,而且工作又轻的要命---只须偷看和报告就行。想到这儿,他决定不再拿那些没用的思想来劳累自己已经够秃的脑袋了,于是又敲了几下门。

门里依然没人答应。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小心翼翼的转了转门把手,门慢慢地开了。

“方先生,”伊利亚·阿列克赛耶维奇轻声地叫着,“方先生····”

老板的呼噜停止了。

“您可以起来了,卖菜的来了····”

方友春嘟囔了一句,在床上坐起来,打了个哈欠。

“是谁吵来着?”他问。

“没什么,还是那几个人·····”

“又是那几个残余分子?”方友春笑了起来。

他迅速下了床,从托盘上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咂了咂嘴,然后把牛奶都倒进了湿巴摩的外套口袋了,随手又把杯子也塞了进去。

“这牛奶,”方友春平静地说,“可不是纯种奶牛的。所以它不是给上等人喝的。”

湿巴摩象殉道者那样翻起眼睛望着天花板,深深地叹了口气。

方友春若无其事地做了两个剧烈的曲蹲动作,又走到镜子前面照了照,然后钻进了洗澡间。

“有什么新闻吗?”他从门里问。

“没什么,夜里又·····”

洗澡间里传出了放水的声音,方友春很快又出现在门口。他穿着单薄的浴衣,紧裹着结实的身躯。

湿巴摩还是原来的姿势站着,不知所措地陪着笑脸,他正在尽量不露声色地把被牛奶湿了贴在腿上的一条裤脚揭开。

“是这样的:夜里,方先生·····”他接着报告。

“好啦,这以后再说吧。都以后再说····”

他俩走到从办公室通往舞厅的楼梯平台上,方友春回手锁上门,把钥匙挂在腰间。

“快乐的方某向你们问候,诸位!”他大声说完这句话,就飞似地跑下楼梯,穿着草编拖鞋的两脚腾腾地捣动着。

舞女们七嘴八舌地向老板道早安。

方友春个子不高,剪着短短的平头,再配上那稍显扁平的鼻子,是他的样子颇像个职业拳击家。当方友春沉默的时候,他会显得很严肃,可是爽朗、天真的笑容又让他的脸显得单纯、善良,甚至有几分傻气。

方友春穿过大厅,下了台阶,一头钻进厨房。那里早就忙活起来了。年轻的中国小伙计们有的切菜,有的剁肉,有的和面,好不热闹。他在厨房里转了一圈,走到一个冒着热气的汤锅旁边,舀了一勺锅里煮的东西尝了尝。

厨房的一边挂着几块牛肉。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托米林正在那里张罗着过磅。他过去是位公爵,现在是罗托斯舞厅的厨师长。

他已经六十五岁了,但看上去身体健壮,精神奕奕。他并不顾及自己原先的爵位和那把子年纪,干起活来总是一丝不苟,而去很有气势。自从在罗托斯工作以来,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从来没有发过半句牢骚,甚至没有流露过嫌儿活累的意思。上自老板,下至厨房打杂的伙计们,他对所有的人都不冷不热,同等相待;对自己这种新处境的重压他报之以忍,从来没有打算避重就轻。他相信一点:眼下的遭遇是对他过去生活的报应,而新的生活尚可期待于未来。夜里,他在冗长的祈祷中只求一点,求上帝帮助他活着返回祖国的那一天,到那时,他就死也瞑目了。

很难理解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为什么不回国。他对苏维埃政权无仇无恨,既没有公开反对过,又没参加阴谋活动。只要他回到苏维埃俄国,至少不必每天在炉台边一站十二个小时,而还可能用上他的法律知识和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但是,他总是犹豫不决,延迁时日,似乎还在期待着某种无可指望的事情。除了那个与他一起逃出的使女安菲沙之外,他已经无亲无故了,眼看着年逝人衰,可是苏维埃政权却依然如故,丝毫没有垮台的迹象。

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看见方友春走到磅秤前,便闪过一边,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早安,公爵。”方友春兴冲冲地说,又转向正在为牛肉过磅的人说:“拿开,拿开,轮到我了。”

牛肉块子被拖到一旁,方友春站到磅秤上。

“劳您驾,公爵·····”他请求道,于是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开始往下拿砝码。

托米林对方友春相当尊重。他很喜欢老板的怪癖、干劲和办事的魄力。

“怎么回事儿?”方友春盯着磅秤杆儿惊讶地说,“又长肉了!”他拍拍自己的肚子,从秤上跳了下来,“没关系,可以叫它掉下去点!”这时他走近托米林,小声问:“怎么样,公爵,想家吗?”

老头看了看方友春,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用手指着一个地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教育部直属州人民教育局,”他按音节费力的读出了这串名称,“就是这个机关现在占着我的房子,所以我现在并不想回去······我还是在炉台边呆着吧。”

公爵最后这段话是违心之言。但是方友春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笑了笑,然后朝上面喊:“湿巴摩!我今天要拉六个!不,啦七个!”转过身又向公爵说:“我感到难过的是俄国人总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真没办法。”

“这都是因为绝望,”老头说,“因为孤独。”

“你怎么样呢?”

“我?”公爵苦笑了一下,“我可不!我和谁都没有瓜葛。我是处在同温层,气温是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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