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晓月——29军和7*7事变那些事5

毛瑟1932 收藏 2 338
导读: 平津之战 1937年7月28日,日军向南苑发起全面进攻。所谓苑,古代也称“囿”,《汉书》记载“苑,谓马牧也。”后来成为供帝王游玩射猎的皇家园林。北京从明清开始有了“四苑”之说,南苑又称南海子,在永定门外,大红门以南。民国初年辟为兵营,有着环城四周10数华里的坚固土城,土城上面可以行车。土城内南北两面各有六处营房,每一营房又有高一丈的土围墙,外置护城河,周围种栽杨柳。土城内按兵种不同,设师、旅、团、营各级干部办公室及仓库、讲堂、饭厅、马厩、厨房等,及驻军营房数百间。南北营门处,有南北营市街,内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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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之战

1937年7月28日,日军向南苑发起全面进攻。所谓苑,古代也称“囿”,《汉书》记载“苑,谓马牧也。”后来成为供帝王游玩射猎的皇家园林。北京从明清开始有了“四苑”之说,南苑又称南海子,在永定门外,大红门以南。民国初年辟为兵营,有着环城四周10数华里的坚固土城,土城上面可以行车。土城内南北两面各有六处营房,每一营房又有高一丈的土围墙,外置护城河,周围种栽杨柳。土城内按兵种不同,设师、旅、团、营各级干部办公室及仓库、讲堂、饭厅、马厩、厨房等,及驻军营房数百间。南北营门处,有南北营市街,内有居民商户几百家。1936年年底,宋哲元在南苑办起军事训练团,由佟麟阁代他主持一切。训练团于1937年1月开学,全团共有在职初级军官和招考的爱国青年1500人。29军副参谋长兼38师参谋长张克侠是中共特别党员,在他安排下,中共地下党员张友渔、朱军等分别担任教官和组织工作,南苑抗日气氛极为浓厚。

卢沟桥事变前夕,驻南苑营房的部队有:29军特务旅、军士教育团、军官教导团、38师113旅223团、114旅227团、师特务团、骑兵第9师第2旅等部,统归佟麟阁指挥。事变一爆发,军官教导团的学员立即解散归还原部。兼职教导团团长的114旅旅长董升堂,本应回天津韩家墅旅部,但考虑到38师有三个团在南苑,为统一指挥便利作战起见,董奉命留在南苑。按照“积极备战,竭力避战”的指示,佟副军长把南苑营房的围墙作为防御阵地,指定在营房附近树林里挖掘单人掩体和单独马匹的防空洞及各种轻重掩护部。7月27日中午,赵登禹师长坐汽车由河北任丘防地到达南苑,132师第2旅行军至团河以西地区,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没能随赵师长抵达南苑,退回了固安县城附近。当晚,张自忠调38师驻南苑部队担任北平城防,所遗防务交132师接替。因132师尚未赶到,赵登禹师长坚留董升堂部担负原防。28日拂晓,日军轰炸机9架飞临南苑上空,炸弹如暴雨般掷下,我军通讯设备悉数被毁,骑2旅6团1营的1000余匹乘马多半倒毙。上午8时,日军步兵在飞机、炮兵掩护下,对南苑29军营房展开攻击,第20师团由南苑东南角和西南角攻,驻屯军步兵旅团同时进攻,切断南苑守军北平方向的退路。松井嚣张地在电话中对宋哲元说:“由于履行协定毫无诚意和不断地挑衅行为,我军早已不能忍受。特别是广安门的欺骗行为,对我军侮辱过甚。决不能宽恕。因此通知你,我军采取独自行动,再有,为使北平城内免遭战火,劝告你立即全部撤出城内军队。”

激战至午后3时,防守营房东南角的军士教育团阵地被敌突破,佟麟阁、赵登禹的联合指挥部转移到南苑北营市街,并命令董升堂负责指挥营房所有作战部队。董升堂首先抽出227团机枪连协助军特务旅,竭力恢复军士教育团丢失的阵地,然后急派旅预备队占领南营房北端的预备阵地,与敌对战。日军占领东寨墙后,开始向南北寨墙进攻,军特务旅旅长孙玉田指挥几辆装甲汽车在东南角阻击日寇,防守北寨的38师特务团和骑2旅不支退下来。5时30分左右,董升堂奉到佟、赵二人命令:“我军全部向永定门转进,以图攻击再举,着董旅长升堂率所部坚守原阵地,掩护我大军转进为要。”这时,北营房南端和演武厅均被日军攻占,董升堂意图据守第9营营房,但孙玉田等人认为佟、赵已向永定门转进,掩护大军的任务已经达到,没有死守必要。于是众人决定向南突围,第一步先到固安县。6时30分,南苑营房南围墙和靶场阵地的部队共同向当面之敌实施冲锋,董旅长身先士卒,右手一把“盒子炮”,左手一把“鬼头刀”,决心与鬼子拼命。在有作战经验的老兵指引下,部队避开公路,选择稠密的高粱地作掩护,黄昏后突围到达平津铁路线上的魏善庄车站以东一带。为防止日军铁甲列车巡逻阻止,在当地群众帮助下,乘夜拆断了车站迤南迤北一段铁路,部队安全抵达固县。翌晨,董旅长清点人数,38师所属尚有武装完整的3800余人,军特务旅则伤亡较重。

早一步转进的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最终没能到达永定门。佟麟阁获知大红门出现日军,恐敌截断北路,率兵亲往堵截。至大红门时,遭遇公路两侧日军伏击,佟麟阁被敌机枪射中腿部,仍裹伤率部杀敌,腹部又中数弹,当敌机低空轰炸扫射时,佟麟阁头部被炸弹碎片击中,壮烈殉国。赵登禹亲率一排士兵,冲破日军密集火力封锁的道路,冲杀到离大红门不远的黄亭子时,不幸身中数弹,以身殉职。另据董升堂回忆,佟、赵两将军因体力衰弱,步履维艰,同乘汽车到永定门收容部队。驶出南苑北营市街不远,就遇到日军伏兵猛烈射击,四辆汽车全被击毁,佟、赵两将军同时牺牲,随护人员等也全部殉难。日方战史声称,南苑一战,29军战死官兵约5000人。董升堂后来根据自身体会,总结了南苑惨败的一些原因:在“积极备战,竭力避战”的指示下,和战不定,决心不坚;敌我武器装备悬殊;军士教育团全系新招考的学生,战斗意识与经验不够,指挥官并未深入调查研究,平均分配担任战斗任务,以致阵地首先被敌突破;南苑围墙范围过广,死角太多,只凭直射,无法发扬步机枪最大的射击威力;驻在营房内的军部、师部、旅部非战斗人员太多,遇敌轰炸,秩序大乱,影响部队战斗意志和士气;佟、赵指挥部系临时组成,对军令、情报、通讯和各种战斗设备,都无充分准备,不能应付瞬息万变的复杂敌情。

当南苑战斗进行之时,第37师有力一部袭击了丰台日军。因驻屯军步兵旅团主力已前出南苑与北平之间的担任阻击,丰台少数日军守备队陷入苦战,下午3时,驻屯军步兵旅团返回丰台,将37师击退。当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占清河镇,独立混成第1旅团攻占沙河镇。

再说天津,廊坊失守的消息传来,张自忠身在北平,李文田因联络不到张师长而显得焦急不安。张自忠离津,行前只有寥寥数语:“天津军事由副师长李文田负责指挥;关于市政府事务,由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负责办理。”天蒙蒙亮,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按耐不住,从马厂驻地赶到天津见李文田。“我们为什么还按兵不动,到底打算怎么办?”看来李致远也是心情急噪。李文田耐着性子说:“不要急嘛,我们现在和张师长断了联络,打与不打我一人不好决定,你这一趟来得很好,我明白你的决心,你先回去掌握住自己的部队,我再试探马彦翀、黄维纲、祁光远他们的想法才能决定。”

28日晚上7时,李文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作战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第112旅旅长黄维纲、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师属手枪团团长祁光远、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天津市保安队队长宁殿武、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等人。经过分析讨论,一致决心立即向天津日军发起攻击。李文田最后决定将总指挥部设在西南哨门,兵力部署是:保安队第一中队攻取东车站,由宁殿武指挥;手枪团全部,配属独立第26旅一个营及保安队第三中队攻占海光寺日军兵营,由祁光远指挥;独立第26旅配属保安队第二中队,攻占天津总站及东局子日本飞机场,由李致远指挥;天津市武装警察负责战场交通和向导。

根据日方战史记载,28日半夜,第38师和保安队袭击了天津总站、北站、东机器局、飞机场、日租界、军司令部等地。依据中方战史,进攻发起时间为29日凌晨1时。因动作突然,独立第26旅第1团第2营和保安队第二中队,顺利将日军压迫到总站仓库的楼上,占领总站。攻击东局子机场的部队为一个营,因距离较远,部队跑步前进。营长十分勇敢,带着两个排长跑在最前面,到达机场时,大部队还没赶到,三人隐蔽在机场门口,用大刀把站岗日军砍死。这时由机场内开出一辆小汽车,三人又开枪击坏汽车,刚好部队赶到,一齐冲进机场。日军飞行员动作利索,听到枪响后,纷纷登上坐舱,开动发动机。独立第26旅官兵这会还算镇定,将汽油泼到飞机上,拿出火柴引火。可是火柴却划不着,如果是火柴存在质量问题,那供货的奸商真该千刀万剐。但问题不是出在质量上,而是官兵因跑步出汗和天气潮湿,火柴都湿了。结果只有一架飞机被点着。这下慌了手脚,一边是鬼子机枪疯狂扫射,一边有20多架飞机将要起飞,有些士兵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大刀乱砍飞机,有的还抓住飞机不放,掉手跌伤。据李致远回忆说:“飞不了的飞机,士兵用大刀砍,用刺刀刺,用枪打,用手榴弹炸;起了火的飞机,士兵们不怕火烫用手撕下着了火的飞机碎片,到别的飞机上引火,霎时机场上烟火冲天。我军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将守卫机场的日军压迫到机场办公楼和营房的工事里。起飞了的飞机黑夜里看不清地面,在机场上空乱飞。”

宁殿武率部攻占东站后,李文田命令他留一个小队严守车站,其余支援攻击海光寺。海光寺敌人利用坚固的钢筋水泥工事,向我猛烈射击,敌炮兵也向我前进路上施行拦阻射击,因之我军伤亡严重,虽经多次发起进攻,均未得手。天亮以后,天津市民纷纷送来馒头、大饼、西瓜、酸梅汤等慰劳军队,有的还开来载重汽车,以供军用。战至当日午后,香月清司命令第39旅团的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增援天津;临时航空兵团悉数投入轰炸。战事进行到下午1时,市政府被炸起火,在南开大学的预备队一个营被炸死伤一百多人,市民百姓死伤也不少,战事渐渐对我不利。位于大沽口的112旅因与日军交火中,无法抽兵支援天津。下午3时,李文田决定撤退。法国租界当局拒绝日军援兵通过万国桥,日军在白河架桥,30日占领天津。

就在李文田指挥所部进攻天津日军时,伪冀东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部举行反正,捉获了伪主席殷汝耕。可惜部队在经北平向保定方向转移时,遭到日军袭击,殷汝耕乘乱逃脱。

事非功过

7月28日下午,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人正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商讨南苑战事。骑9师师长郑大章仓皇来报:“佟副军长、赵师长阵亡,我官兵伤亡特重,骑9师伤亡一半,另一半退往固安,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宋哲元等人当即失声痛哭,哭归哭,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何去何从已是刻不容缓,经过商议,拟了两个方案:(一)留四个团防守北平,由秦德纯指挥。(二)留下张自忠率所部与日方周旋,宋等到永定河南岸布防。正在研究采取哪一方案时,蒋介石再次催促宋哲元移驻保定。宋便决定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28日晚9时,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维玺等人由北平西直门经三家店至长辛店,转赴保定。37师随同撤离北平,独立第27、第39旅留驻北平。据日方战史,宋将独立第27旅两个团改编为保安队,并把撤退37师一事通知了日本方面。

29日晨3时,宋哲元等抵达保定,随后致电蒋介石:“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秦德纯后来在回忆中提到,临行前张自忠含泪对他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秦郑重地劝勉:“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全国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不过,何基沣、戈定远、李世军等人对张自忠临危受命有着不同说法。根据何、戈等人《七七事变纪实》一文:7月25日,宋哲元忽然接到张自忠来平的报告,表现愕然,并说:“我叫他留在天津,他来北平干什么?”张到北平后,受到汉奸张璧、潘毓桂等的包围,很少与外间接触,忽于28日下午3时许前往见宋,并对宋表示:“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圆的希望。”戈定远甚至说:“七七事变后,29军战和不定,主要就是因为张自忠掣肋。”李世军则在《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始末》一文中指出:宋哲元上午发出愿与北平共存亡的通电,而下午4时张自忠突然跑到北平武衣库宋哲元寓所见宋,宋愕然变色地问:“你来干什么?”张说:“有人说委员长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不会再打。”宋面色苍白,便一言不发地写了一张“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的手条。秦德纯胞侄秦寄云也在《秦德纯的一生》一文中说:28日,宋在武衣库私宅以电话问秦:“张荩忱来了,你知道么?”秦答:“我不知道,是委员长叫他来的么?”宋答:“不是。”是日下午2时左右,秦先到宋宅,旋张自忠亦到。张向宋说:“只要委员长离开北平,我就有办法维持。”宋闻言,面色刷白,没再说话,即提笔委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代北平市市长。秦寄云还说:“宋与秦离开北平,同去保定。到后秦即建议,马上密电驻防天津的38师副师长李文田暂代师长,指挥所部进攻日军,存心使张自忠为难。”

29日,张自忠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友三、周作民等免职,换上了张璧、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邹泉荪等委员,同时宣布潘毓桂为北平市公安局长。30日,日军操纵下的“北平治安维持会”成立,北平陷落。发出中华民族怒吼的卢沟桥也于当天被日军占领。看着日本鬼子耀武扬威地从前门牌楼底下走过的时候,北平的老百姓狠狠地朝地上啐了口唾沫。留驻北苑的独立第39旅,为张自忠旧部,阮玄武旅长见形势危迫,动员官兵突围,官兵见张自忠未走,不肯弃离官长,意见不一。参谋长张禄卿秘密与日方联系,要求改编为保安队。阮玄武见带不动部队,只身逃亡。6000多名官兵被迫交出步枪5000支,轻机枪200挺,迫击炮8门。另一说法是阮玄武与日本人里应外合,将第39旅解除武装,改编为伪保安队。至于独立第27旅,石振纲旅长与驻守广安门的刘汝珍团长汇合,带着部队于8月1日突围离开北平,途中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和追击,蒙受相当损失。石振纲旅长行至马厂感到前途渺茫,丢下部队重新返回北平。刘汝珍团长主动举起大旗继续前进,率部由南口、得胜口以东山地钻隙到达察哈尔省延庆县东10里处13军防地。刘汝珍向汤恩伯军长报告了突围经过,并说明自己系刘汝明之弟,汤恩伯当即以电话联系刘汝明,刘请汤多为关照。汤慷慨拿出4000套军服,换下了刘汝珍部的保安队服装。

8月6日,张自忠通过《北平晨报》发表声明,辞去一切职务,随后避居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及美国人福开森家。按照秦德纯的话说,张在北平已无法施行军政职权,悲愤之余,决计秘密离平南下。9月3日,张自忠化装成工人模样潜出北平。10日,偕军需处长李桐文、秘书聂湘溪登小火轮抵塘沽,然后改乘英国商船抵烟台。当时舆论对张自忠留平多以汉奸行径谴责,据说有同船南下的学生多人得知张在船上,要求见张质问。聂湘溪出面,谎称张不在船上,才勉强渡过难关。13日,张自忠等人到达济南。宋哲元即派秦德纯到济南,嘱咐秦偕同张自忠先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情况。同行的秦寄云回忆道:“张见秦,痛哭流泪,无地自容地说:‘对不起长官,对不起朋友,无面目见人。’秦安慰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报国之日方长,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不必介意。’再看萧振瀛的说法,萧在1936年以经济考察专使赶欧美考察,卢沟桥事变后由捷克返回,被任为第一战区总参议,知道张自忠离北平到济南后,萧即乘专车赶往相见。一见面,张便抱住萧哭着说:“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萧询问事情究竟如何,张说:“宋一味与日本妥协,七七战起,军队已与日军血战,宋竟接受日本条件,因此我急至北平制止。潘毓桂报告我说,宋已接受日本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队不听从宋的命令,要我代之,我是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才赶到北平代之控制局势的,不想事情演变如此。”萧指责说:“这是汉奸诡计,宋并未接受,其错在你。”张又痛苦地说:“此心可对天日,现在是百口莫辩。只求蒋委员长能容许我死在战场,有以自白。”

秦德纯考虑到舆论对张自忠十分不利,先请示何应钦可否前往,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一行人起程南下。这一路也是惊险不平,秦德纯在回忆录中说道:“车到徐州站突有学生三十余人要到车上搜查汉奸张自忠,来势颇为凶猛。我一面安排张将军暂避,一面请学生派四人到车上谈话,并到各房间查看,代表等未见张在车上,始下车而去。”据秦寄云回忆,张自忠见到蒋介石后说:“职当兵出身,是个老粗,不学无术,愚而自用,原来想着和平解决华北局面,结果贻害国家,贻害地方,后悔无及,请委员长给以严厉处分,任何处分都是教育我改过学好,有生之日即是报德之年。”蒋说:“我是长官,你是我的部下,你的错误,就是我的责任,既往不咎,由我担当。”1937年11月,张自忠以军政部中将部附暂代第59军军长,返部之日,张将军对部下痛哭失声地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乃与大家共寻死所。”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张自忠将军率集团军总部手枪营和第74师的两个团,从宜城东渡襄河,经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5月16日,被困在南瓜店的杏儿山,缸子口。从早晨到中午,张将军奋勇督战,多处负伤,右胸洞穿,血流不止。自知伤重不救,大呼:“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都平安!”而后壮烈殉国。5月28日,国民政府为张将军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赠词“尽忠报国”。

再说宋哲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一直对事变抱有和平幻想,热衷与日军间的交涉,使日本赢得了派兵华北的时间。当7月26日香月清司发出最后通牒后,宋才于次日通电表示“自卫守土”,并一改当初婉拒中央大军北上,请求南京派兵增援。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29军遭受巨大损失,北平、天津迅即失陷。对此,宋哲元负有不可推委的责任。想到与南京的种种矛盾,想到千年故都瞬间变色,宋哲元以退为进,30日致电蒋介石:“哲元刻患头痛,亟宜休养。当此军事吃紧之际,恐于大局有误,所有29军军长职务,已委冯师长治安代理,并请中央明令发表。”8月3日,宋又发表通电,引咎自责,表示此次失败“因为敌人之蓄久计划,亦为哲元处置失当,实应受国家之严重处分”。

7月29日晚,蒋介石接见记者,有《中央日报》记者问:宋委员长突然离平,致失重镇,未悉中央对其责任问题,如何处置?蒋介石回答说:“在军事上说,宋早应到保定,不宜驻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张。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任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蒋介石复电宋哲元抚慰有加,并邀他赴南京一谈。宋哲元没敢去,派秦德纯先往。蒋介石肯定宋哲元等人“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得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同时将第29军扩编为第1集团军,任命宋哲元为集团军总司令。出人意料的结果打消了宋哲元的疑虑,8月21日,宋亲赴南京,发表抗战必胜与拥护蒋委员长的谈话。蒋介石也强调宋在华北的一切都是遵守南京的命令,并批准将宋过去在华北截留中央的关税款项全部报销。

半个多世纪后,卢沟桥每天参观的人数络绎不绝。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卢沟桥畔宛平城内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纪念馆几经发展,特别是经过2005年较大规模的改造,面貌焕然一新。纪念馆正前方是面积达8600平方米的抗战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象征中华民族觉醒的“卢沟醒狮”,广场中轴线两侧各分布着7块草坪,寓意七七事变爆发地和中华民族的十四年抗日战争。自开馆以来,纪念馆先后接待十几个国家的政要,八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万观众。迄今为止,共计接待了国内外观众1500余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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