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狱是历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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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清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1**7)——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1**8),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1**7)——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1**8),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已故庄廷龙,也被“戳其尸”。


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三次恶化,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问斩枭示案。汪景祺之所以成为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乌”所株连的——雍正在铲除功臣年羹尧后,发现党附年羹尧的“入幕之宾”汪景祺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深知,仅仅以汪景祺党附年羹尧,高歌年羹尧,罪不致死,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大做文章,栽赃诬陷其书中有“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诗句,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等“诽谤先帝”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


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二)


谁也没想到,1736年(乾隆元年),25岁的乾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遗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违反封建法制的事,乾隆皇帝“从之”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这一“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暂时减缓了雍正后期疾剧蔓延的“文字狱”风。1741年(乾隆六年)的“谢济世私注《大学》案”,虽然为乾隆亲自揭发,但没有依祖制上纲到“谋逆”政治问题,只说谢济世“迂”,只是将谢济世私注的经书及书版一并烧毁,谢济世仍在湖南粮道官职上稳稳当当。


如此放松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请宽妖言”,“大煞文字狱”,“禁挟仇诬告诗文”————可让文人秀才高兴透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必然生悲。1751年(乾隆十六年),“文字狱”突然死灰复燃,一个空前残酷的“字祸”高潮突兀而起,七十多起“文字狱”一个接一个连年“扑面而来”。


“文字狱”“还乡”起于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意图借此制止乾隆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伪孙嘉淦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二百八十余人,湖广、江西为数更多。十八年(1753)二月,乾隆帝下令将所谓正犯卢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斩决,草率结案。 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二)


谁也没想到,1736年(乾隆元年),25岁的乾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遗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违反封建法制的事,乾隆皇帝“从之”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这一“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暂时减缓了雍正后期疾剧蔓延的“文字狱”风。1741年(乾隆六年)的“谢济世私注《大学》案”,虽然为乾隆亲自揭发,但没有依祖制上纲到“谋逆”政治问题,只说谢济世“迂”,只是将谢济世私注的经书及书版一并烧毁,谢济世仍在湖南粮道官职上稳稳当当。


如此放松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请宽妖言”,“大煞文字狱”,“禁挟仇诬告诗文”————可让文人秀才高兴透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必然生悲。1751年(乾隆十六年),“文字狱”突然死灰复燃,一个空前残酷的“字祸”高潮突兀而起,七十多起“文字狱”一个接一个连年“扑面而来”。


“文字狱”“还乡”起于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意图借此制止乾隆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伪孙嘉淦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二百八十余人,湖广、江西为数更多。十八年(1753)二月,乾隆帝下令将所谓正犯卢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斩决,草率结案。



(三)


今天的学者们仔细比较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发现,三朝的文字狱虽有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皆是“热衷于皇权专制”的封建专制王朝的产物。考之中国三千年封建历史,并非每朝每代都有残酷的“文字狱”,汉唐封建盛世基本上没有大“文字狱”,宋代虽以苏东坡“乌台诗案”开了“文字狱”先河,不过是贬官三级,下放黄州流放琼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万历皇帝,才创造了“中国第一思想犯”——将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的李卓吾,以“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诏狱,逼其自刎。


清朝是满清入侵中原,冒充正统以自居,对天下极尽压迫与变态。康熙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文字狱”多由“汉人互相攻讦”而起;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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