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部落区行政长官的两个条件

三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奇特的时期,自三国鼎立起,国乱而民不乱,无论是曹魏政权,还是蜀汉政权,疑惑是孙吴政权,都很善于治理地方,颇有“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趋势。当然这个战略本身是一种封建思维,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只是结合部分地区可以统称。三个割据政权,都存在民族问题,曹操选择的是打,那种气魄不逊汉武当年雄风。刘备也选择的是打,却是在被动情况下的反击。至于孙权,选择的是以招抚为主,军事措施只是防范地区出现叛乱行为。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又是黄巾起义,又是讨伐董卓,唱完一出又一出。从国粹当中关于三国的唱段就能得知,三国对文艺发展贡献颇大,也可侧面反映出其他方面的影响。国家必亡,普遍现象有三:一主难服众(或年幼,或继承顺序靠后,或是他支等)二农民起义(包括兵变)。三内讧难息(官宦、内外、军政之争等)。明朝,清朝,以及退守台岛的非法政府,都是如此。崇祯、溥仪、蒋中正清一色的属于继承权支系,其相同之处,便是亡国的征兆。

中国认为的天下是一个可伸缩的概念,狭义是指中原地区,广义是指天子治下,而并非普天之下那么无边无尽,中国人对天下的追求并不是局限于自然疆界的。中国历史有一个规律,中原乱,文化中心就南移,在三国鼎立之前,荆州就是如此。就在文化层次造成了与中央南北对立的局势,曹操这个人的身份有许多重,什么后宦官时期的领军人物、黄巾残余军事集团的首脑、北方文化协会的会长、新贵曹、夏侯政治集团的“一哥”等等,曹操也是凭借身份的多样性获得了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权。文化中心南移,不单包括荆州,还包括交州,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荆州在中原以南,交州在荆州以南,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影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是时士燮便是如此。可以算的上江南(实为荆交二州)文坛上的两位领军人物之一(另一为刘表)。

附庸文雅是贵族的共性,并不受国界的限制,刘氏是汉朝贵族,而刘表这一支又有实际控制权,故而贵上加权更贵一分。士燮是地方性贵族,原籍为苍梧广信,祖籍为鲁国汶阳。在汉朝时期,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后来的特产错位是唐朝年间之事。士燮是个文化人,主要研究课题为《春秋》与《尚书》,并且少年时就借此名扬京都。东汉末年,《春秋》是政治家及军事家的必读书籍,武圣关二爷亦钟情此书。在公元187年,士燮被任命为交趾太守,相当于现在的市长,随后交州刺史(省长兼省军区司令)朱符因贪污,被当地人民所杀,州郡扰乱,士燮就乘这个时机获得交州的时机控制权,三个弟弟,分别担任合浦太守(士壹)、九真太守(士鲔)、南海太守(士武)。中国历代都不存在单一的贵族,而是权贵,有权即贵,若贵兼权。对于士燮这样的地方性权贵,中央政府是无可奈何的,曾派张津试图恢复中央统治,可却被其部将区景所杀,如此一来,士燮就获得了名义行政权与实际控制权。

在士燮的政治生涯当中其曾犯过一个大错误,那就是归降孙权,不过这也是必然。若是归降曹魏与蜀汉政权,交州就会形成一块飞地,并无法保障其自身安全,只好选择与之接壤的孙吴政权。对待孙吴政权的途径有两种,一是与之一战,二是归降。士燮选择的是后者,所谓归降,直白点就是裂土称臣。仅为一点贡品,孙权就放弃攻打交州的念头吗?历史已经给出答案,那便是不能,在归降孙权之后,孙权就开始哪行政区划分做起了文章,把交州划分为两个州,合浦、苍梧、桂林、南海属广州,交趾、九真、日南归交州。命吕岱为广州刺史,戴良为交州刺史,而士燮仅保留了交趾太守。从这以政治手笔来看,孙权把一个州划分为两个州,其划分的标准就是便于统治与否。当时交州的地理走势为斜T型,重新划分后的广州就是那个横线,而交州则是那个竖线。孙权的第一步做法是剥夺士燮的名义行政权,并且分化士氏家族的对地方的实际控制权。

在士燮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士徵就自署交趾太守,而孙权则改调士徵为九真太守。按说原先的交州已经分成两部分了,已经把广州的实际控制权交了出去,并且把交州的名义行政权也放弃了,士氏家族势力仅在交趾与九真二郡,也可以说是局部地区的偏安一隅,从继承权的角度,士徵继承交趾太守也是无可非议的,可那是士氏家族的角度,而现在是孙家人说了算。孙权让士徵担任九真太守,这个动作的政治信号就是极其家族势力整体南移。而士徵若是南移的话,其家族就同一般的地区大族并无差异了,保持仅有的权利是维持其地方性贵族的救命稻草,自然士徵不能放弃,无奈之下,只好发兵抗拒孙吴政权,最后被吕岱所平。在吕岱平定之时,士徵六兄弟企图以“肉袒相应”以赎罪,可吕岱的任务不单是平息叛乱,还肩负着铲除士氏家族的任务,随之灭族之灾没有悬念的上演了。地方行政权是解决了,可还存在地方军的军权问题,这个时候效忠与士氏家族的部将甘醴、桓治起兵作乱,由于势力悬殊,故而很快就被平定,至此,士氏家族势力彻底被铲除。

纵观整起事件,孙权所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策略,逐步的对原交州地区恢复直辖统治,第一步取消士燮的名义行政权与分化地方统治权,第二步继续分化地方统治权逼反士徵,借以彻底铲除其势力集团。铲除士氏家族之后,孙权便把广州与交州合并成为交州,恢复原先行政区,任命吕岱为交州刺史。人们常把强汉与盛唐并称,其实两个朝代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汉朝极其重视统治团体的廉政建设,相比之下唐朝就逊色许多。虽然都是以贪欲为动力,但是刘邦的贪欲仅局限在贪财好色,权欲很淡薄,可以说是历代当中的最淡薄权欲的帝王,而李渊则不同,李渊财欲、色欲能够得到满足,追求的是权欲。开国皇帝的起点不同,导致对廉政建设的力度不同。汉朝御史与刺史并立,御史在中央行使检察官一职,刺史在地方履行检察官职责。在东汉末年刺史能够做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汉朝对官员廉政建设的重视,东西两汉的开国皇帝俱是泥腿子。

东吴治下的交州有一个不得不说,那便是陆胤,此人乃陆逊从子。孙权玩权谋是很有一套的,采取大家族的交叉任职,陆胤便是在这种条件治下担任交州刺史的。在史料当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一句是“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可见其为官是何其清贫。纵观交州历史,士燮与陆胤两人算是代表性人物,一个确立了当地人的精神取向,并且使之与中原地区相同,一个为官清廉,避免在贫困地区引发百姓的恶性嫉妒心理,从而造成祸害。唯可叹曰:历史只能品味,往事只能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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