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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1985年6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轻轻伸出的一根指头震惊了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紧接着,邓小平论述了百万大裁军和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这一战略性转变的意义。掌声如潮水般涌动,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闪烁,历史在瞬间凝固。


当时,1984年国庆大阅兵那气壮山河的场面依然时常在报刊、电视屏幕上展现,雄壮的军威振奋起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依然在人们心中激荡。


可是,那威武的铁流,壮美的方阵,竟意味着告别。


一次从上到下的“立体震荡”


23年前的1985年,军委正式作出裁军决定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团级编辑袁厚春,去了武汉大学作家班进修。


在武汉,他经历了原属十一大军区之一的武汉军区被撤,看到被裁掉人员的伤感气氛。


一天晚上,武汉军区创作组一文职干部到了袁厚春的宿舍,往床上一坐,埋头抽烟,两眼通红,面色憔悴,像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如丧考妣。”袁厚春这样形容那个被裁掉的军官,他老家在河南一个地区,奋斗了半辈子终于调到武汉,老婆、孩子办理了随军。


但武汉军区一撤,创作组也要被撤,他需要回老家安排工作,一家人都得回去,那个军官觉得自己无法跟老婆、孩子解释,感觉是天塌了下去。


“至于这样吗?”袁厚春这么想的同时自己被触动了,他想看看百万大裁军到底带去了什么。


1986年春节那个寒假,袁厚春开始采访这个历史性事件。拿着军委办公厅的介绍信,袁厚春先后到总政、总参、以及各大军区进行采访,获得了第一手材料,后来写成了报告文学《百万大裁军》。


早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委员被召集到北京开会,会上,邓小平提出裁军100万,并陈述了他的理由。首先是机构臃肿,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二十名之多,邓小平幽默地说 另一个裁军的理由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


经过这次裁军,原先11个大军区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0个,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


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撤留之变”


20年过去了,提起那次大裁军,已是一位副军级离休军官的袁厚春,对“成昆之变”印象特别深刻:原来要撤销成都军区并入昆明军区的,但最终保留了成都军区撤销了昆明军区。


1986年暑假,袁厚春到了已经被并入成都军区的原昆明军区,在那里,他受到了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的多次接见,年过七旬的张铚秀是开国少将,作为被撤销的大军区司令员,张铚秀的心情复杂,他说,从国家的战略上他赞成裁军,也觉得撤销昆明军区是对的,但从个人的感情上是割舍不了的。


裁军是1985年6月4日公布的,5月20日,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以及军以上单位的主要官员,都被召集到京西宾馆,举行军委扩大会议,一个议题就是讨论各大军区的裁并。



“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而且结构不合理,官兵比例是1比2.6,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当时中国军费很少,而军队人数太多,直接限制了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 原有11个大军区,最难决定的是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到底撤谁留谁的问题。


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没有完全结束,昆明军区是所有军区中唯一还有作战任务的军区。这是保留昆明军区一个很好的理由。


特别是1984年高层就已经有了裁军的意向,1985年春节期间,总书记胡耀邦、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等人还都前去视察慰问,胡耀邦题词“国威军威看西南”,这都被看成保留昆明军区,将成都军区并入昆明军区的迹象。


一开始,昆明军区是有底气的,军区领导也感到坦然。


在军委一开始的讨论方案中确实也是将两个军区合并,组成新的昆明军区。


所以,在中央正式宣布最终裁军方案之前,昆明军区已做了接收成都军区的一切准备,连接收后的方案都拟好了,准备拿到北京与大家一起讨论。


考虑到合并后,必然有一批成都的军官要到昆明,参加新昆明军区的组建工作。为此,昆明军区严格限制干部提拔,将位置留给将要来成都的同志。


袁厚春后来了解到,昆明军区还动员不少临近离退休年龄的同志离职,以便空出位置。


此时,同在西南的成都军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各级领导忙于找人谈话,了解大家的想法,是去昆明?还是下基层?还是转业?


成都军区大院里一座在建的现代化大楼停工了,按设计,那是一座很漂亮的通讯、情报中心。裁军消息传出后,挖好的地基准备填平,在上海定制的两架电梯要谈判退货。


昆明、成都,对比鲜明。


1985年6月3日上午,中央军委再次讨论整编方案,这是最后一次研究,当天下午就要在全体会议上公布。


当天中午,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就得到了消息:“定了……变了……”那天中午,昆明军区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还如往常一样午睡,睡得很香,但司令员张铚秀和政委谢振华睡不着了。


当天晚上,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给军区司令部发了指示,大楼的基坑不要再回填,在上海定制的电梯暂时也不要退货。


一年后的1986年,张铚秀告诉袁厚春,保留昆明军区是眼前的考虑,但保留成都军区是长久的战略打算,从战线上看,军区设在成都能兼顾昆明,但设在昆明兼顾不了成都,更顾不上西藏。


战略心态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的安全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转折时期。这段时间留在人们脑海里的,除了南疆前线还在断续响起的枪炮声以外,就是1986年那场惊动了整个世界的百万大裁军。


中国裁军——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政治史中,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当时许多国际观察家曾经十分不解地认为,中国北面应对来自前苏联的巨大战略压力,南面的边境问题还鏖战尤酣,中国没有理由减少自己的武装力量。然而只有中国人自己知道,这场大裁军对于整个中国的安全和改革开放的思想转变有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从改革开放30周年的角度来思考这场大裁军,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解放军体系中的一次重大变革,同时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对于国际安全环境思考的重要变革。建国以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自我保护意识显著,这源于我们对国际社会和“敌人”这一命题的敏感性。在这种敏感性基础上,我们不但保留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军队,同时也保留了一种源自封闭的安全感。


而百万人的裁军,既是精兵简政的一次并发性改革,也是全局政策的一次局部体现。裁军不是对安全形势的主观颠覆,而是在安全局势变化的情况下,对于自身战略心态的一次调整。这种变革和调整,恰恰是支持改革开放前进的一个重要基础。对于民族、国家来说,环境更安全了,我们才能更加从容地改革和开放;而对于军队来说,裁军之后,军队有了更大的压力和信念,去建设一个高效、先进和强大的武装力量。毕竟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已经和人一样,成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百万大裁军,显示了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坚定决心。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军队结构和发展水平,实际上体现了两个方面的水平。一方面,军队结构和规模,反映了这个国家对于自身国际战略环境的思考,也反映了其自身的防卫心态;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军队,是这个国家的安全精英。它的结构和水平,就是这个国家管理能力的最高体现。而往往正因为如此,裁军才成为举足轻重尤为敏感的工作。 在20世纪80年代百万大裁军的日子里,我们把冗余、臃肿和固步自封当作最大的敌人,因此才有了最为果敢的一个突破。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可以说百万大裁军,完成了中国军队改革的组织步伐,也完成了中国战略构建的思想步伐。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百万裁军,仅仅是中国成为安全大国历程上的一个典型事件。任何历史的评估,都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衡量。


一支能够为国家发展做出安全保障,并在各方面付诸行动的武装力量,才是我们今天对其抱有充分信心的军队,也才是我们对一切改革中的体制惯性毫无恐惧的理由。


钱其琛:世界裁军任重道远


1990年2月27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当天指出,天下还不太平,世界并不安宁,裁军任重道远,人们没有理由高枕无忧。钱外长是在日内瓦40国裁军谈判会议上全面阐述当今世界形势和中国裁军立场的时候讲这番话的。


钱其琛说,在结束的80年代,随着世界形势的演变,裁军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迫于各国人民的批评和反对,以及它们各自沉重的财政负担和经济困难,双边军控谈判需要有所进展。


但是,钱其琛强调,裁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前进中仍有重重艰难险阻。他重申,为保证裁军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拥有最大武库的两个超级大国对裁军负有特殊责任,不但应削减武器的数量,而且必须彻底停止武器质量的竞赛;它们应当撤回在国外的一切驻军,撤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


在谈到中国的裁军立场时,钱外长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军备竞赛,争取实现裁军,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中国努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常规裁军。1985年到1987年,我们单方面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就人员数量而言,这可以说是8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裁军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