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明清之对比!

偶在看见坛子里那篇《再议明清之对比》的帖子时,也不禁手痒,写下如下文字,且偏重对清朝的评论,以此抛砖引玉,望大家不已为黜,也希各位大大指正:


众所周知,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明代的“岁收入”达到四百万两白银,明代后期,崇祯皇帝加收“辽饷”、“练饷”、“剿饷”,将赋税提升到了二千一百万两白银,被后人当成是耗尽了民力。但这样的比较是不科学的,因为他并没有考虑到经济的动态变量问题。按照黄仁宇的观点,明代中后期的年度财政总收入约为3500万两白银左右,但其中的大部分,大概有3000万左右,以在分配的形式,分发的地方去了。

而在清朝时期,户部银库的储备常年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上下,这是什么概念?当时全国的的财政总收入大概是四千几百万两,考虑到人口增长带来的行政开支猛增及军费开支过多等问题,且农民的赋税一直维系在较低的水平,所以清时期的财政和经济条件还是远远好于明朝的。


明清两代,皇权高度集中,国家政事在相当的程度上需要皇帝的认可才能办理,但这里面还是有所区别的,明自朱元璋起边毅然废除了通行了1500年的丞相制度,并告戒天下,言设丞相者杀。这便开创了皇帝集权的先河,但由于明朝皇帝大多数都比较的不务正业,因此便出现的总汇天下政事的内阁,但是内阁大学士没有一个管事的正式名分,皇帝们又不怎么管事,所以造成明朝宦官之祸超过唐朝中后期。

而清则没有重复晚明时期政局混乱的老路,康熙年间的奏折制度、雍正设立的军机处、内阁等,不仅实现了朱元璋所推崇的皇帝一揽国家大小事务的目标,而且达到了机构精简、迅捷高效、严谨和谐的境界。康乾盛世,实赖于此。

锦衣卫和东厂是明朝特有的特务机构,庞大的特务组织公然以合法的形式存在于明朝政权两百多年时间里,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极为罕见的。“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相比之下,清朝的政治相当清明,并没有专门的特务机构。

但是说到底,明朝的皇权虽强,皇帝却还是必须受大臣限制。许多大臣的意见与皇帝相左时,往往皇帝大发雷霆,杀了多少大臣都一样无法实行。毕竟明代的文人还是有自已的思想和原则的,特别是它那个制度。我们都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说法,事实上明代的皇帝要办事,必须要官员们同意才能行得通。他可以杀不同意他意见的官员,但就算杀了,他还是办不了事。

明代皇帝想要封哪个人做官,必须通过吏部,礼部,大学士们同意不可,而清代的皇帝就不同了,只要看谁顺眼,随随便便也可以封他大官做不可。有人说明世宗与大臣的皇考之争只不过一场闹剧,我看不然,它至少说明了明代皇权的有限,没有大臣的同意,皇帝想做什么都不行。这也是为什么终明一朝,会有东西内厂及锦衣卫的盛行了。表面上皇帝手操生杀大权,可以任意妄为,实则君权不振,才有这些权力机构的产生。皇帝的目的,是可以越过朝中那班大臣任意行事。


满清留给后人的,最大的遗产也许就是思想上的奴性。何谓奴性?这个名词解释起来,是指人没了自主思想,只会唯唯诺诺,听命行事的意思。按理道,奴性这个词来自奴隶社会,中国社会进入封建时代已超过千年,不应该有这种现象出现才对。可是很不巧的,大明朝被满清给灭了,满清偏偏又是从奴隶制度发家的。结果中国近两三百年的历史,充斥着整个中华大地的,就全是“奴才”“奴才”的谄媚声了。至于那些有骨气的,坚持着汉族气节的,早就在那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大屠杀中死得干干净净了。

回想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有一种名人是历代皆有,唯独清朝一个也没有的。那就是思想家。明朝的大思想家,我们所熟知的,有阳明先生王守仁,温陵居士李贽,梨洲先生黄宗羲,亭林先生顾炎武,船山先生王夫之。而整个清朝,连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很简单,因为清朝的制度,根本不许低下的人民有自已的思想!他们要的,只是唯唯诺诺,听话做事的奴才!清朝诸位皇帝,不讲“尊君礼臣”,而最严“主奴名分”,即:一世为奴,世世为奴,任凭主子生杀予夺,没有任何独立人格。这样的基调,便成了整个清朝的君民、君臣关系的基调。为什么满清时期士大夫奴性十足,靡然成风,最终导致人才消磨、思想窒息的可悲局面?这与满族文化传统中的“主奴名分”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为什么慈禧会说出“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原因!

而观明朝终始,我们整个民族还是充满了勃勃的生机,还有勇于牺牲,顽强不屈的精神。终明一朝,都在与北方野蛮民族做着强烈的争战,从未有过妥协。明太祖、明世祖都先后与北方发生了战争。就算景帝全军覆没,自已也被俘虏,明朝也丝毫没有屈服,而是另立新帝,奋力抗争;到后来崇桢皇帝时内忧外患,国事大急,还是拼力支持起八十万关宁铁骑。绝不与满清妥协!

关于文字狱,明朝也有,但仔细看看受众,明代帝王弄的冤狱,死的多是官员;清代帝王弄得冤狱,却是大杀民间人士,而且是株连九族,血流成河!两代清帝兴的文字狱是数不胜数。连旗人社会的杯酒诗吟、玩物丧志等汉化苗头,民间的风水堪舆、妄言祸福等等通通在严厉打击之列。中华民族自明朝传下来的一点骨气和文化,都在这些残酷的文化专制中诛杀殆尽!不仅如此,思想自由的被扼杀,也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造成了“万马齐暗”的可悲而且可怕的局面。


关于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后,观点虽然很多,偶也认为,思想上的麻木与不思进取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在古代太强大了的原因”。

近代西方之所以强盛,始于思想启蒙运动,这一运动的后果,就是帮助和保证了西方人的头脑思维的空前活跃与强大的进取精神,城市的蓬勃发展、银行等金融体系的兴起、地理大发现的出现等,无一不是在一股强大的精神生气支持下开展起来。

而与此同时,古代的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现象,南宋、明末,都相应的出现了与封建社会不相和谐的声音与现象,南宋商业的极度发达,士大夫都开始言利;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和部分思想家的进步趋向,都无不表明有一种可以开辟新居面的思想变革已经开始露头,更重要的是,有一批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如果让它走过脆弱的幼苗期,那么华夏大地未尝不会出现一种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打破自汉以来的独尊儒术的思想格局。只要打破儒家重农轻商的神圣思想,才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思想的活跃性、独立性与进取精神,才能保证中国在每次的社会变革中不落后与时代。只是很可惜,元朝的建立和满清的入关,将这种萌芽给扼杀掉了。满清更甚,思想的奴化,彻底的断绝中国思想新生的机会。


(补充)关于火器问题,大家不妨可以看一下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的“驼城”之战:

《圣武记》记载:“清军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周二十里,首发尾联结,屹立如山”。“贼骑十万陈山下,依林阻水,缚驼足卧地,背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号曰:驼城。士从栅隙注矢发炮,兼施戈矛……”。8月1日清晨,清军与噶尔丹大战于乌兰布统峰下。清军隔乌兰公河,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激战中,噶尔丹军以驼城掩护,发射鸟铳。前锋参领格斯泰“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侦得驼城虚实。于是清军以铁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轰“驼城”,“驼城”断为二,打开缺口,佟国维乘势“由山腰绕后横击之,步骑争先陷阵,遂破其垒”,大胜噶尔丹军。

从乌兰布通战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军是多么重视火炮的应用,这次战役的胜利几乎完全是通过火器和精锐骑兵相互配合从而取胜的。清朝的火器与骑兵既能够合力并战,也能够各自为战,野战骑兵制胜,攻坚则靠火炮轰开缺口,骑兵冲击,防守则深沟高垒用火器吸引敌军猛攻,骑兵侧后包抄。灵活而有威力的火骑配合,才打下了清朝偌大的一个江山。

从皇太极开始,清朝就非常重视火器的发展与应用,康熙时代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八旗之用,还专门建立了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清朝雍正年间规定,绿营的火器配备,鸟枪兵一般占40~50%,加上约占10%的炮兵,火器手约占60%左右。

只是到了乾隆后期,承平以久,文恬武嬉,连骑射为本的祖训也变成“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火器方面的研制当然也渐渐荒废起来,于是本来在明朝就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火器就开始更加落后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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