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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辱华的古为今用

在前文当中曾对征侧与征贰两姐妹的造反行为做了简单的剖析,在概念引申方面着墨较多,随着看书页码的增多,也有一些新的认识,故而撰文以补之。需要说明一点,中国与河内当局的史书是有很大出入的,而且记载内容也仅是寥寥数语,为河内当局从民间故事当中吸取内容加工制造了条件。其实从这个当中也能反映出中国史书记载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惜言吝墨。重点在于理解,而不是文字表达,可以说中国文人的通病带给史书先天性的缺憾,为他国借中国史书而添加民间故事制造了契机。以前曾看阎崇年说清史,多次引用朝鲜历史的说法,我觉得这点是不妥的,以半岛的民族性格,史料可信度并不高。除历史立场不同之外,史籍本身也存在问题,文言文书写,往往一个字义的错误理解就会对整段话的内容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河内当局所编写的《越南历史》便是如此。

征侧与征贰两姐妹的行为,其性质为叛乱,而非起义。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共有五个当事人,征侧、征贰(侧之妹)、诗素(侧之夫)、苏定、马援。马援所经历的是平叛及战后重建工作,而苏定所经历的是叛乱前,与叛乱进行时。要搞清楚这起事件,必须把苏定这个交代清楚。史书当中对苏定的描写较少,无论是《后汉书》还是《越史略》都是只言片语,但从这只言片语当中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苏定把诗索绳之以法。关于整件事的起因,双方立场的迥异导致观点也不同,若是采取一个中间立场,就会发现,中国史书把起因的责任指定给征侧,而河内当局则把责任推托给苏定。下面便罗列出双方所持观点,一一进行剖析。

东汉观点

整个时间是由于征侧性格比较雄勇,经常做一些不发行为,太守苏定绳之以法,激起征侧的愤怒,从而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出自《后汉书》

河内观点

1.交趾太守苏定杀了征侧的丈夫,征侧为夫报仇,故而起兵造反。出自《越史略》

2.苏定为政暴虐,贪暴好杀,州人苦之,征侧仇恨苏定杀其夫,遂与妹贰起兵反。出自《大越史记全书》

征侧造反的本因不是诗索事件,可该事件却是征侧造反的导火索,要搞清楚征侧造反,必须弄明白诗索事件。东汉的观点对诗索时间是有前因后五国,只是说绳之以法,没有说杀与不杀;河内当局的观点则是有果无因,只是所被苏定杀了,却不说为什么被杀,在后世所著之书当中称是因为苏定“贪暴好杀”,而且后面紧跟的就是“州人苦之”,如果按这种观点去看的话,那么苏定所杀之人不止诗索一个人,那为什么别人不去造反而征侧去造反呢?从“州人苦之”这个“广大”的受害人群可以看出,苏定在交趾的任期并不短,那么杀的人不少,虽说造反只有征侧一人,但在之前反抗的人总应该有吧!而河内当局并没有把这个必然存在的现象说出,如果说出的话,史料可信度就会增加,可却没说,其用意主要是为了凸显征侧的唯一性,但主要的还是压根就不存在这种现象。

在《越南历史》当中,记载征侧起义的目的有四点:一为国报仇;二恢复雒王基业;三为丈夫报仇;四完成这次大业。在部落篇我曾经反驳过当时交趾存在国家的说法,充其量至多算个部落联盟,而且还是不牢靠的部落联盟,既然不存在国家,何来的仇恨?其余的便是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其中掺杂了一些个人恩怨,而实事实也是如此,在汉武帝平南越之后,就宣布以其故俗治,无赋税。西汉政府也一直延续这种征侧,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便于统治,交趾等地生产力极度落后,农耕文化的国家GDP主要是靠农业收入,而当时交趾地区则是主要依靠与打猎,无赋税的原因主要还是经济利益偏低,征税必然使新征服的地区造反,这是经济利益层次的。而对于交趾地区的部落首领来说,以其故而治就是等同于“一国两制”,国家实施中央集权制,交趾地区实施雒将制度,确保地方势力的统治地位,并且确定其权利是一个时期内必然的。有人说汉武帝穷兵黩武,我就纳闷的很,如果当初汉武帝不勒紧裤腰带的话,子孙后代能享受他的政治遗产吗?

汉武帝的民族政策就一个字打,可他打了以后会治理,打天下容易,保住天下不被别人打就难了,汉武帝给与部落聚居区的经济特权与“一国两制”是开创了历史的先河。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功过一直难以定夺,有的人认为汉武帝开创了儒家误国的先河,终止了全面的中华文化。我是赞同这点的,可我想说,如果当初汉武帝不独尊儒术去同化当时的少数民族的话,中国现在的民族比例又是如何?汉武帝与唐太宗都偏爱与玩民族政策,但是从后世的影响来看,唐太宗却有逊于古人之处。

在汉武帝制定了这种政策之后,西汉政府维持了下去,可到东汉不一样了,经历了百年的输出文化与经济发展,交趾的地区属性已经改变,光武帝决定向交趾地区收税,并且要取消“一国两制”,在对方也实施中央集权制,要把基层行政权与管理权以及地方立法权收归到中央,如此一来,雒将群体就受到了双重打击,政治特权没有了,经济特权也丧失了,故而决定起兵造反。苏定杀诗索便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冲突,苏定的法律观点是建立在中央法律的基础上,而征侧等人的法律观念则是在雒将“以故俗治”的影响下产生。

全盘推翻了河内当局的观点之后,终于能换苏定一个清白,现在河内当局独立了,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但是不能因为如此就可以让他肆无忌惮的对一个历史人物做出侮辱性行为。苏定所处的历史背景是光武帝决定把对方权利收归中央,并且在战乱之后重新对交趾地区恢复主权,所以选派官员一定要派一个廉吏,否则的话,会激起民怨的,在地区内动摇其统治地位,这是一个历史惯例。就拿现在的台湾问题来说,台湾当局腐败案频频,就算是解放了,祖国统一了,百姓要的是什么?比统一更迫切的是希望廉吏,无法满足这点,谈什么都是无谓的。在苏定治理时期,交趾地区是没有军队的,一来是由于远驻边疆,军心不稳,很可能在路途上哗变。二是军士水土不服。三是组建地方部队军权并不无法牢靠的掌握在太守手中,太守权利的更迭,会使地区军权成为大问题,不然的话,国内划分军区也不会跨越省境了。没有军队,仅依靠法律与地方势力做斗争,苏定绝非泛泛之辈,说他贪?分明是在违背历史规律的,地方行政长官是贪官,哪个不是与地方势力相勾结?贪污的前提是要有庞大的裙带关系网,历史上著名的贪污犯起家之人便是裴寂,结合李家贪污国家钱财,从而在唐朝建立之后谋求了一个宰相之位。

苏定只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们需要做的是不让他人侮辱我国的历史人物,并且对已经侮辱过的换之清白。诋毁中国的历史人物是可以涌来转换成为对先政府的诋毁,勉强算做防患于小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