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李富春同志指导下的工作片段

右仆射黄飞翔 收藏 0 188
导读: 1930年10月初,我从上海调回香港市委担任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早在香港活动了。可惜我从未有机会见到他,只知道他是蔡畅同志的爱人,经常在报纸刊物上以李一秋的笔名发表文章。 1931年1月12日,省委内部交通主要负责人莫叔葆被捕,叛变了革命,从13日晚至14日,党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如中共中央南委(简称)、军委、苏维埃委员会、互济会及广东省委、香港市委、港九工人代表会、电台、交通站、地下印刷厂和新迁的油印处等十多个机关,我们的同志共被捕去五、六十人;其中有南委系统及省委书记卢永炽(即卢德光)、

1930年10月初,我从上海调回香港市委担任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早在香港活动了。可惜我从未有机会见到他,只知道他是蔡畅同志的爱人,经常在报纸刊物上以李一秋的笔名发表文章。


1931年1月12日,省委内部交通主要负责人莫叔葆被捕,叛变了革命,从13日晚至14日,党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如中共中央南委(简称)、军委、苏维埃委员会、互济会及广东省委、香港市委、港九工人代表会、电台、交通站、地下印刷厂和新迁的油印处等十多个机关,我们的同志共被捕去五、六十人;其中有南委系统及省委书记卢永炽(即卢德光)、秘书长黄师爷(台山人,不知其真名)、香港市委书记郑仁波、叶景芳夫妇、原工代会主席周洪(周当时实际工作已移交给我,准备调走的)。


这次大破坏,事发时我刚迁居至铜锣湾,住处距香港市委所在地六、七分钟之遥,我的新址叛徒不知道,故幸免被捕。省市委遭破坏后约第7、8天,原在尖沙嘴过海小火轮工作的党员邓仔,通过我党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就建立的一个通讯点——设在湾仔的德源杂货店的掌柜叶文征同志找到了我,原来邓仔在前几天也被拘留过,因抓不到证据被释放出来,而邓是香港出生的水上人,按香港法规,香港籍居民,政治犯不准逮捕,不准递解出境。邓仔通知我,李富春同志要见我,并要我必须化装方可前往,因为邓仔被拘期间知道与我一起从上海派回香港的一个上海美术学院的学生,曾同住莫叔葆家好几天,这个学生也被捕叛变了,向敌人供出我,并画了我的像,提供我有多少件什么式样、颜色的衣服,好让敌人追捕我。在敌人的侦缉队中传说:“现在南委仅剩下李富春夫妇,省委剩下饶卫华,市委有个梁广,如果捕获这几个人,南委属下的几个省的关系就断了,一定要设法抓到他们。”因此,邓仔一再叮嘱我要千万小心,临行时交给我一些钱,作购买衣物化装之用。


我接到通知后,马上买了一套浅黄色的柳条法兰绒唐装衫裤,剃了个陆军装头,刚好那些天嘴角长了一颗小疮,敷上药后贴上棉花纱布,这付模样一时不易被人认出。第二天,即1931年1月23日,就按照预定接头的时间地点,到中环一间中央旅店去见李富春同志。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谋面,但他知道我是香港市委的,我知道他是蔡畅同志的爱人,是我们的上级。我一进门看到一位约30来岁的中年人,神情很严肃,他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叫广仔,显得平易近人,很和蔼地和我谈话,他告诉我,省、市委被破坏后很多同志被捕,现在通过上层活动,查到卢永炽的狱中代号,你要火速去狱中通过卢打听一下到底我们还有哪些人被捕,被捕的人现在的阿拉伯字号码代号,以便继续营救。


原来香港警方有规定,捕到的犯人只能在巡捕房拘留7天 ,不能超过这一期限,否则就要递解到荔枝角等大监狱关押。在捕房的犯人仍用自报的姓名,而转押到大监狱后,所有人犯则不准用原姓名,一律改为阿拉伯数字的号码作代号。


接受了李富春同志的任务后,明知要完成这个任务有很大危险,但为了营救党的同志,我必须冒这个险。27日我去到荔枝角监狱探监却没能见到卢永炽,由一个讲国语的自称是卢的机要秘书的人(不知其名)出来见我,我们相互隔着一张有一公尺宽,有铁枝闸住的大桌子对面讲话。他问我怎么来的,我说:“走路来的。”他即告诉卢永炽、黄师爷和其他两个同志共四个人的号码,便要求我赶快离开,回程一定要坐的士(出租车)。因为叛徒江慧芳从广州来,带了一群叛徒,还有国民党的密探,他们刚刚来狱中认人,由监狱将全部政治犯人押出站好队,用布幕遮盖严密,然后在布幕上挖了几个小洞,好让江慧芳和叛徒们透过小洞往里张望,指认出他们认识的人的身份。我到之前,正好张慧芳等认过这一批人之后,转到监狱办公室休息喝茶。我听后心中暗想,我饭都吃不上了,哪有那么多钱打的(坐出租车)?只好匆匆离开,仍然走路回去。


第二天,我将查到的几个同志的代号交给李富春同志,以后就由组织上花了好几千元将卢永炽等人保释出狱。在卢将获释前,李富春同志又命我再到监狱与卢接头,商议出狱后,如何与党组织接上头。卢出狱后依照香港方面规定的停留限期自由出境,如期满仍未离境,保释作废,再逮捕。他是由另一同志接应转送到上海的。与卢一起关押的省委秘书长黄师爷,经党组织找人营救,他的情人出资港币两千多元保出。也是由我到监狱里和他接洽、交代清楚接头时间地点和暗号等。在他放出来后的当晚,由与他接头的同志护送,不经码头以避开敌人盘查,由海员同志掩护用小艇运送至海轮的轮梯登轮,黄师爷另送回台山原籍。


1931年1月下旬,党中央王明和罗章龙政见不同,出现了分裂成王明、罗章龙两个中央。此时罗章龙派了一个叫李大汉的同志代表罗章龙的党中央来了解广东和香港党组织情况。李富春同志又一次在九龙一间旅店约见我,提醒我若向李大汉汇报时,不必太认真,要有虚有实。我前后两次向李大汉作汇报,并将香港市委实有三四十个支部三百多名党员,汇报成五六十个支部,四五百名党员。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富春同志是在1931年1月底,他对我说现在让饶君强先撤走,然后是蔡畅撤离,再后是李本人,最后才是我离港,因为我要等中央派人来接替工作才能走。但实践起来,到底谁先走,谁后走就不清楚了,反正我自己是1931年2月初到达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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