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透析:中国新型水下核力量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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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里,围绕着中国新型弹道导弹潜艇及对中国核战略可能产生的影响,西方战略人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有影响的一派认为,中国核力量仍将追寻平稳发展的模式,尚未壮大的陆基导弹部队仍将一如既往地发挥主要作用。而另一派人士则对这种温和的预测产生怀疑,指出中国引进了下一代陆基机动弹道导弹,中国海军的整体实力迅速壮大,海军潜艇、尤其是弹道导弹潜艇得到改进。他们预测,按照这样的发展态势,未来几年中国的弹道导弹潜艇力量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会更接近美国海军。他们还推测,中国会放弃传统的“最低核威慑”立场,转而谋求更有利的“有限核威慑”态势。本文作者并不赞同上述两派关于中国核战略的观点。通过从战略层次上对中国弹道导弹潜艇的分析评估,本文作者认为,中国部署一支数量更多、战斗力更强的现代化弹道导弹潜艇部队,并不一定标志着中国会突破传统的最低核威慑战略。规模适度的水下核威慑力量反而会进一步增强中国最低核威慑的成效。


中国可资借鉴的历史模式


目前全球只有美、俄、英、法、中五国发展了水下核威慑力量。不过,就历史发展模式而言,与其它几个大国相比,中国过去几十年间在这方面的作为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一方面,中国长期关注的并非远洋,而是中国沿海水域;另一方面,“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科技与工程部门元气大伤,中国海军难以获得研发和建造潜艇所需的专门技术与工艺。因此,中国的造船工程师和武器科学家过去从未建造出一支可靠的弹道导弹潜艇力量,难以为国家提供无懈可击的第二次打击能力。鉴于此,在探讨水下核力量的历史模式时,可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排除在外。


通过观察美、俄、英、法的水下核威胁力量的发展模式,可以预测未来中国水下核威慑力量的发展态势。鉴于外界越来越多地谈论中国的崛起和迈向超级大国的前景,美苏的发展模式显然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是考虑到中国羽翼未丰,因此英、法的模式也可能是另一种选择,这两个国家在冷战期间都很担忧美国核保护的可靠性,促使它们独自发展了适度规模的核力量,并部署了弹道导弹核潜艇。一些中国观察家还预测,中国将在亚洲地区享有地区大国地位,类似于英、法两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欧洲及其附近地区扮演的角色,因而这种独立自主的核威慑模式也很值得关注。


美国模式在冷战初期,美国连续几届政府都认为美国需要依赖大规模的核力量。这种理念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最初的发展是在50年代,主要是寻求美国在核武器领域的领先地位。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核力量是抵消苏联强大的地缘和兵力优势的有效手段,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北约欧洲战区。因此,面对苏联的一切扩张行动,艾森豪成尔政府只是简单地以“大规模报复”战略应对,但收效甚微。到了肯尼迪时代,“大规模报复”战略丧失了可信性,因为用核武器对付第三世界的叛乱活动显然缺乏说服力。而且,由于苏联在1957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美国不得不大力发展导弹,以缩小与苏联的所谓“导弹差距”。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制定并完善了“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该战略的支持者坚持认为,美、苏双方头脑正常的领导人都不会冒发动核战争的风险,他们都清楚此举必将招致毁灭性的第二次核报复打击。


西方世界围绕核战略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主流观点认为,面对具有压倒性常规力量优势和强大的核武库的对手,保持一支庞大的核力量至关重要。学术争论中的各种奇思异想和时断时续的军备控制与裁军努力,无一不是着眼于这一根本问题。


也是从那时起,美国海军强大的潜艇部队构成了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核心。到冷战后期,配备“三叉戟”ⅡC4或D5潜射导弹的18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潜艇,成为美海军主要的水下核威慑力量。潜艇艇员也因严格保守弹道导弹潜艇的部署秘密而闻名,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增强美国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可靠性。


为防止战略潜艇误射核武器,美国政府精心制定了专门的指挥和控制程序。例如,要做到与弹道导弹潜艇失去联系30分钟后,能尽快恢复战略司令部与这些潜艇的通信联络。美国军政领导人显然很在意失去联系后美国潜艇会误射导弹。


但是美国军政领导人也坦然允许战略核潜艇指挥官在巡逻区域自主活动,并没有施加严格的政治监督,也没有特意安排攻击潜艇或陆地武器平台防范敌人对它们的攻击。美海军水下核威慑力量的部署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进攻态势,这源于美国对其弹道导弹潜艇的隐蔽能力非常自信。美国潜艇的活动范围不受地理环境的约束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海上安全的庇护所对保护潜艇必不可少。如果中国采用美国的部署模式,一旦相关的支援保障技术成熟,未来几年中,外界将可看到中国海军弹道导弹潜艇穿梭于太平洋。


前苏联/俄罗斯模式前苏联像美国一样,深信只有大量的核武器才能确保威慑力,才能将敌手尽可能多的城市和军事力量置于核威慑之下。因此,前苏联海军也部署了相当数量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然而,技术上的局限,特别是苏联早期的导弹射程有限,也制约了苏联弹道导弹潜艇的部署模式,迫使苏联指挥官将这些潜艇派至大西洋,在那里可以威胁美国的城市。由于这一海域地处连接北美与北约欧洲盟国的重要海上航线,苏联的这一举动确实给美国及其盟国海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随着技术上的进步,苏联开始偏向于在海上采取防御性威慑态势。到70年代,大量迹象表明,日渐强大的苏联海军转向了防御性部署模式。武器工程师提升了潜射弹道导弹的射程,还在导弹上安装了可独立攻击目标的多弹头,这样苏联弹道导弹潜艇不必再冒险进入大西洋,只需在北冰洋海域巡逻,就能攻击美国目标,同时还能得到苏联海军基地的保护。如果北京采用了前苏联70—80年代的这种模式,则中国海军的弹道导弹潜艇会以渤海或靠近中国海岸线的第一岛链海域作为掩护堡垒。


英国/法国模式英国和法国为中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只是满足于对某一地区施加影响,并且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相对美国或前苏联/俄罗斯也更加适度。英、法两国之所以发展水下核威慑力量,主要是担心美国不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核保护。英法两国弹道导弹潜艇的数量虽无法与超级大国同日而语,但其部署方式却类似于美海军。两国政府都不要求潜艇停留在限定的地理环境或处于陆上部队的支援范围之内。如果中国采取这种部署方式,那么中国海军仍会继续保持一支小规模的水下核力量,但会允许潜艇指挥官在太平洋、南海或印度洋中展开更大范围的巡航,前提条件是不能脱离对拟定目标的射程。中国弹道导弹潜艇的攻击目标可能包括美国位于太平洋的基地,以及印度或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目标。

通过以上历史模式研判中国未来水下核力量的走向时,还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政府的影响不同的政府往往也表现出不同的战略和作战取向。西方国家政府制定了详尽的防范措施和严格的指挥与控制程序,以防未经授权就发射核武器。政府对于弹道导弹潜艇在远离本土的海域开展进攻性巡逻表现得非常放心。美、英/法的弹道导弹潜艇部署模式体现了这一点,它们在能攻击苏联目标的海域内进行独立巡逻,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而前苏联则注重政治上的忠诚,不赞成给予海军军官较高程度的控制战略武器的权力。特别是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苏联领导人更愿意将潜艇部署在离本土较近的海域,让潜艇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至于中国领导人偏向采取哪种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战略文化上世纪70年代,苏联在核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是否存在其特有的思维方式,西方战略人士曾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往他们都持否定态度,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苏联与西方式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理念截然不同,莫斯科寻求的是打赢一场核战争的能力。研究核战略的学者和相关人士长期认为,所有核国家在决策时都会遵循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理念,而一旦这种认识是一种谬误的话,则美国和西方根据相互确保摧毁理念筹划的核战略和部队结构就可能面临误入歧途的风险。正是在这次辩论的刺激下,战略人士开始思考国家传统、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对核战略的影响问题。


不过,要真正承认这一点也并不容易。尽管苏联收缩弹道导弹潜艇,并用常规海军和陆上部队予以保护,这对西方的攻势思维是一种挑战,但是当时的美国海军决策者对此仍然表示怀疑,而事实上苏联海军确实这么做了。如果说苏联与其它大国在潜艇作战样式上各具特色的话,那么中国未来也有可能与众不同。


威胁判断中国如何看待威胁无疑会影响弹道导弹潜艇的作战思想。一般来说,在上述历史模式分析中,部署潜艇部队针对的只是一种威胁。在多数情形下,美国和苏联都寻求阻止对方取得核优势,以防对手发动战争时不用担心遭到灾难性反击。英国和法国则试图通过部署足够数量的潜艇威慑苏联,以防美国放弃对它们的核保护。中国面对的局势显然更加复杂,不仅要顾及美国会在台海突发事件中攻击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而且还担心印度这个新兴核邻国的威胁。尽管中俄在近几年开展了积极的合作,但俄罗斯的目标也可能是中国潜艇攻击的对象。这些相互交织的因素究竟会对中国弹道导弹潜的规模和作战行动产生怎样的影响,仍有待于观察。


技术水准正如前文所述,技术因素也制约了冷战时期弹道导弹潜艇的部署模式。当时的前苏联海军选择了防御态势,充分发挥地理位置和陆基防御等方面的优势。而在早些时候,苏联潜艇不得不冒险进入大西洋才能将拟打击的目标纳入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内。同样,西方潜艇也不得不在其导弹射程范围内巡逻,这样也限制了其行动自由。一旦技术上的制约因素有所改观,政治和战略文化因素就会再度发挥作用,苏联将潜艇部署在地理堡垒中,而美国、英国和法国潜艇则在公海上展开更自由的巡航。中国在构建和运用第一批有效的弹道导弹潜艇部队时,无疑也会面对类似的技术障碍。一旦解决了这些技术挑战,中国也会追寻与其战略传统相一致的弹道导弹潜艇作战行动。


最低核威慑并不等同于核力量一成不变


为了判断中国的水下核威慑力量会采用何种模式,还有必要分析中国的核作战思想和核部队的发展变化。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在5个核大国中可谓独树一帜。令人惊讶的是,自1980年中国展示了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后,其核力量一直保持着适度的规模,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中国一直坚持西方所谓的最低核威慑理论:保持严格的防御态势;保留数量有限的核武库;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不攻击或威胁攻击无核国家。中国的官方文件也反复重申了这些最低威慑原则。


尽管中国国内和西方国家就放弃最低核威慑政策的好处展开了辩论,但中国政府仍然坚定不移地奉行现行政策,中国最新的国防白皮书详细阐述了这种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中国始终奉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无条件地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坚持自卫反击和有限发展的原则,着眼于建设一支满足国家安全需要的精干有效的核力量,确保核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保持核力量的战略威慑作用。正如一位防扩散专家所说:“中国仍会将核武器主要视为意志较量的政治与心理工具,而非可轻易使用的武器。只要能确保核武库有足够的生存能力,中国仍会满足于维持一支小规模的核力量。”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本世纪下一个十年里中国也不会轻易放弃最低核威慑态势。


最低核威慑战略也对中国的核力量态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抑制了中国核力量的规模和战备水平。兰德公司的研究认为,中国核武器计划最令人好奇之处在于其数量和质量始终有限。这种局限性的现实体现便是弹头数量相对较少;投送工具数量有限,技术性能也欠佳;主要依赖陆基核武器系统,长期关注核武库的生存能力、可靠性和突防能力,研发和试验规划不足。另一项最近的分析指出:中国小规模的有效核反击力量由大约80枚实战部署的核弹头构成,分别配置于所属的陆基弹道导弹,主要担负报复打击使命。与其它4个公认的核大国相比,中国的核武库规模很小,打击手段比较单一,实战准备程度也不够高。但是,更需要指出的是,最低核威慑并不等同于核力量的一成不变。随着中国寻求适应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的核力量在质量和数量上无疑也在发生变化。正是在上述明显有所克制的大背景下,新一代水下核威慑力量(094或“晋”级潜艇)进入了中国的战略视野。例如,连续几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都强调增强海上核威慑能力的必要性。2004年的国防白皮书指出,“海上战场准备得到了充实,核反击能力也有所提高”。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也期望中国海军进一步提高海上联合作战能力和核反击能力。显然,中国期待着其水下核威慑力量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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