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丰臣秀吉:只把北京当京都


1983年,还在我刚开始学习日语的时候,我同来四川大学留学的一位日本青年相识。

一天晚上,我贸然敲开几个日本留学生住的一套公寓的门,问其中谁愿意和我交谈,成为朋友。过了一会儿,有个老实的学生答应了我的要求。那天夜里,我一一问过房中的留学生,问他们将来学了汉语后干什么。

他们的回答或者是为了找一份好的工作,或者到原单位继续当老师。总之,我从他们的谈话中深深地了解到:日本的青年没什么理想。

我失望了。

后来的几次交往中,我从我的朋友身上也看不出任何让人敬羡的地方。于是,我决定不再继续交往,从此双方断绝了音信。

的确,今天的日本青年一代,由于富裕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对生活失去了根本的理想。他们和其他年龄的日本人一样,甚至忙得没有时间来思想。反正别人在为工作、为钱忙,我也得为之而忙。这同战后一代的日本人大不一样。

那时,日本饱受战争之苦,到处是一片废墟。如果不努力改变自己的现实处境,日本人在岛上要生活下去将难以维持。战前日本人的理想,就是到海外战场为日本天皇捐躯,打个胜仗回国。二战中日本军队发明的挺身队、特攻队——一些未成年的青年驾驶着载满炸弹的飞机冲向目标,正是受这种非人道的理想的激励。

不过,据一次民意调查表明,今天的许多日本青年对日本历史上的丰臣秀吉的倾慕,却是有增无减。他们把丰臣秀吉作为日本男儿的理想榜样。其原因有二:一是他在日本国内实现了统一大业;一是他要让天皇巡幸北京,自己迁居宁波,建立东亚大帝国。

丰臣秀吉出身微寒,本为战国大名织田信长的部将。1582年,信长在本能寺遭部下光秀谋反,切腹死于火灰中。秀吉继承其主人的统一大业,四处征战。

1585年,被朝廷任命为关白。

1586年,后阳成天皇赐姓“丰臣”,为太政大臣。

1588年,迎后阳成天皇,尊皇室,根据关白之命使诸大名向天皇发誓。

1590年,灭北条氏直,统一全国。

1594年,他以大阪为根据地号令天下,利用朝廷的传统权威实施统治。

丰臣秀吉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上了日本战国时代后期现世政权的最高宝座。他的父亲,既不是公家贵族,也非天皇,连僧人都不是,而是今天爱知县爱智郡中村的土百姓,属于武士中的最低阶层——足轻。但秀吉通过自己的努力抗争,打败各路群雄,成为织丰政权的缔造者。这对于今天自由竞争中的日本人,实在能给以极大的鼓舞。

同时,丰臣秀吉实践的征服大东亚的梦想,也是他一直为日本人爱戴的又一原因。

正在丰臣秀吉实现全国统一后不久,即1592与1597年,他两次出兵侵略朝鲜。在接到日本军占领朝鲜国都后,他立即发表了征服中国后的措施,内容包括:

(1) 天皇迁都北京,自己定居宁波。

(2) 北京周围的十国为天皇领地,养子秀次为大唐(指中国)关白。

(3) 朝鲜国王移居日本。

(4) 着手征服印度。

1593年,又提出同朝鲜讲和的条件,包括以明皇帝之女为日本皇后,朝鲜永誓称藩日本等。

秀吉还要求印度的葡萄牙总督、台湾高山国、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琉球国王进贡。他再开对明朝的贸易、出兵侵占朝鲜,最后是要征服明朝、印度,实现协助天皇统一大东亚的梦想。

其实,侵略中国大陆的政策,决不是秀吉的发明。织田信长在征服毛利成为66国领主后,他就着手计划编成大舰队征服中国,要将诸国分给自己的孩子们。有的学者认为:向海外扩张,是当时专制统治者的共同愿望。当然这也不愧为一种解释。

但我认为:丰臣秀吉征服东亚的构想,还同日本古有的天皇思想有关。

日本在武家时代(1192-1868),武士们直接效忠幕府的将军,但其真正的主人是天皇。是后阳成天皇赐与秀吉“丰臣”的姓,更是这位天皇提升他为太政大臣。丰臣秀吉既从天皇那里领受了自身作为朝廷官员的合法性,总得对他效忠才对。而忠于天皇的最好方式,就是扩大天皇的国土,让天皇成为普天下的皇帝。虽然因为出身低下而未能登上征夷大将军(日本封建时代幕府的最高首脑,相当于现在的总理)的高位,但实际上,秀吉已扮演着征夷大将军的角色。在日本国内,当时凡是背离天皇意志的人都是内夷,将受到将军讨伐;在国外,一切不对日本天皇朝贡的民族即为外夷,也会遭到将军征讨。恰恰是在这种思想武装下,丰臣秀吉迫不急待地在向朝鲜开战后一个多月发布迁都北京准备令。

当然,日本人觊觎亚洲的梦想,不但古代不可能实现,而且现代以及将来,都永远是梦想。1598年8月,出兵朝鲜的最高指挥官秀吉死去。朝鲜战役以12月日军撤回日本而告终,更不用说不可能迁都北京了。

明治以后,秀吉的“事业”,被称赞为海外扩张的典型。军国主义者侵占中国之际,他们尊之为大亚洲主义的先驱。战后中小学的历史教育,依然把他评价为和圣德太子齐名的人物。他在国内取得天下,为乱世带来和平;但在国外,他成了亚洲和平的破坏者,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天皇的神国思想,不惜发动侵朝战争,一方面也是出于解决国内的各种矛盾。民族主义者往往就是这样,当国内出现问题时,他们就可能利用对外侵略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和矛盾,从中谋求政治资本。

日本民族主义者同其他的民族主义者还有差别:那就是根植于天皇信仰的哲学。不管丰臣秀吉征服大东亚的梦想与二战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有多大的差别,但两者在以“北京为京都”的皇国思想上是一致的。

20世纪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吞并韩国,仅仅是丰臣秀吉在16世纪征服东亚计划在现代的重演。秀吉在要求台湾高山国入贡的外交文书上这样写道:

“若不遵从要求,将命令诸军攻伐。使万物成长的太阳,也是使其枯竭的太阳,记住这点。”

实际上,当时台湾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高山国,除居住在西部及北部的大陆移民外,其余都是未开垦的荒地。但丰臣秀吉的文书,实在暴露出和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样的皇国思想的本质。

不过,以后也不可能有高山国似的国家。可恶的是:一个曾经为朝鲜及中国带来灾难深重的丰臣秀吉,居然成为今天许多日本年青人的理想榜样。这些人倾慕他的奋斗精神,从一个底层武士的后代爬上太政大臣的宝座,我们倒无可非议。然而,假如他们把丰臣秀吉有迁都北京的打算当作自己喜爱他的原因,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北京不是京都!

同样,作为许多日本青年的典范的丰臣秀吉,为修筑伏见城,向各大名摊派军役,征集25万人夫,搬运巨石。剧烈的劳动,导致他们疲惫不堪、营养失调、夜不能眠。负伤的人成千上万躺在石头上。他们一旦离开工地,就无饭吃,于是京都城到处是乞丐在讨乞。

我想,要是今天日本青年中出了这样一个丰臣秀吉,他们一定会拒绝当他的人夫,更不用说以他为理想的人生形象了。

查常平博士(学者,著有《日本历史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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