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周边地带各种力量分化组合

一、“大周边”概念的提出

“大周边”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中国传统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近者说,远者来”的邦交思想,以及“远交近和”与“远亲近邻”的战略与外交文化,把“远亲”与“近邻”一并作为“邻”加以考虑。中国古典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超越传统地理范围局限,具有“大周边”外交的思想内涵。中国政府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高度重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

在“大周边”概念之中,“近邻”一般是指与我领土、领水、领海直接接壤的国家,如朝鲜半岛等东北亚国家;越、老、柬、缅、泰、马等东南亚国家;哈、吉、塔等中亚国家;印、巴、孟等南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蒙古等国家。在中国延绵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上,与我接壤的有14个国家。

“远亲”的含义则要超出静态、传统的“直接接壤”的局限,着眼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从战略高度与长远角度,进一步敞开通道,将视野扩展到虽不与我直接接壤,但有安全、经贸、能源、文化等纽带密切连接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等。

因为,贸易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和传播性,决定了地理距离的相对性。因而,值得探讨的是,能否把亚欧大陆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丝绸之路”或茶马古道就是对自古以来遍及亚欧大陆(包括北非)广大地区的长途商业贸易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路线的总称。“欧亚大陆的整体性,不仅表现在区位上的不可分割,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西亚、中东、北非等地区在当时逐渐成为中国经贸伙伴的重要对象。这既是地理的政治化过程,也是政治的地理化过程。

目前,中国经济、贸易、文化、体育等影响在“大周边”地区不断扩大。如中国的改革、发展道路受到越南、朝鲜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借鉴;东南亚等国家出现了中文的学习热潮。总之,以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援助观、新文明观为内涵的中国“软国力”的扩大消除了“妖魔化中国”的负面影响,拉进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使“中邻”关系发展具备了某种精神动力。中国与“大周边”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已日益密切。如我国原油总进口量的约14%来自东南亚。

此外,在探讨“中邻”关系时,还应注意海洋国家的“邻距离”关系及传统的海权理论。蜚声地缘战略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马汉对海权的概念有明确的定义。老马说,海权所指的不只是海上的军事力量,而是指远较其广大的一套活动。海洋是一条高速公路。根据马汉把海洋定性为“高速公路”的观点,可以说参与高速公路环球之旅的国家,均被国际安全与国际经济两大体系的两端所连接:“宽广的海面是天然的交通道路,不太受时空条件的限制。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又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遥遥数万里,甚至从东半球到西半球都能畅通无阻。”

从海权理论及海洋国家的“邻”外交视野看,海上高速公路所能抵达的国家,都是“邻国”。既然中日、日美、美俄能互为邻国,那么中美、中墨、中智、中澳、中新(新西兰)、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也应该是邻国关系。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邻距离”?概念。

二、中国与“大周边”

对中国来讲,“大周边”地区是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托、贸易往来与能源供应的重要渠道、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平台、政治增信与文化交流的对象。但“大周边”地区同时也是经济、金融、恐怖活动、走私、贩毒、偷渡等有组织犯罪及疾病、疫情、自然灾害等各类风险发散的重要途径。因而涉及中国的文化、军事、能源、反恐、安全、经贸、公共卫生、禁毒、减灾等多个领域的对外关系及中国的总体外交。

从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的角度看,目前中国“大周边”地区的局势是我国建国以来相对稳定的时期,尽管局部冲突时有发生,但大环境还是以和平、合作、发展为导向。另一方面,从经济、金融、灾害等非传统安全角度看,突发性危机事态常有发生。本届中国政府在短短两年内,就出席了两次区域性高峰会议,共同谋划如何建立针对诸如“非典”与海啸等灾情的危机管理体制。

可见,“大周边”地带安全、经济、能源等战略因素的重要性,使之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上升到“周边是首要”的高度。因而,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也上升为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与基本目标之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营造”: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呢;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作为,有为才能有位呢?从探讨的角度看,作为“大周边”外交,可以考虑如下因素:

美国不是亚太地区的“观众”,而是“主角”。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在整个亚太地区,无论是从小周边还是从大周边的角度看,美国的影响力都占据优势,并因之主导安全、经济秩序,显然是个局内人。可见,美国是亚洲各国以及中国的特殊“邻国”。因而,中国与“大周边”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中美邻”三角关系,美国因素在周边安全中影响颇大,中美关系远近,对周边力量组合有微妙的催化作用。换言之,“邻”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舞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笔者记得,早在10年前的1994年,著名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所属太平洋论坛就出面分别举办了题为“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东北亚”的两次学术研讨会,并认为在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上,美国和中国的邻国仍可做许多事情;美国和中国的诸邻国应进行更多和更好的协调,必须注意不要因对中国的看法有分歧而造成美国与亚洲之间的隔阂。

尽管中国的“大周边”外交,特别是亚太外交不会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但美国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大影响仍然持有戒心。据台湾部分媒体报道,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基金主持人季北慈于2004年12月16日在台北出席“第十届中信CSIS圆桌会议”时声称,近年来,中国成功地在全球及区域外交的领域中,与周边国家积极交往,推行对中国有利且排除美国参与的多元国际架构,以增加中国在区域国家的关键影响力。美国《纽约时报》更是炒作中美利益冲突这一题材。该报2004年12月26日的一篇文章说,“在整个亚洲,中国在贸易、技术、投资、教育、文化领域正逐渐取代美国的地位。”可见,中美之间有一个缩小战略误解、增信释疑的任务。

三、“大周边”地带的力量组合

“大周边”地带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所重视的“两洋一带”(大西洋、太平洋、欧亚大陆)相重叠。几年来,国际经济重心、地缘政治中心、国际矛盾焦点及军事力量重头逐渐转向亚太,受国际战略格局变动之影响,“大周边”地带各股力量的离散聚合,形成了深刻、复杂的态势。

“大周边”地带的力量格局基本上稳定,但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及大国关系调整,给“大周边”带来了新情况。“9·11”三年多来,“大周边”地带各股力量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组合、重新洗牌的“流动”状态之中;互动、组合、重叠;再互动、再组合、再重叠。这种不断洗牌是由美国全球兵力大调整、大国关系变化,以及区域内国家的地区认同意识增强等多种因素促成的。目前,主要有如下几种外交政策取向:

(1)以主导权竞争为平台,美、日、俄等力量加大对“大周边”的战略关注与投入,彼此对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的争夺加剧,并再次牵动了力量的分化组合。俄罗斯对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一线也有明显的外交进展。

(2)以传统安全合作为平台。美国军事上的“脱欧入亚”使地处“大周边”的各国在美兵力布局中的位置出现变化。在东北亚,美新军事安全战略与日、韩既有契合的一面,也有悖的一面;在东南亚,菲律宾、泰国被提升为“非北约盟国”。“9·11”三年多来,美国的军事力量几乎都是沿着“动荡弧”地带展开的,反恐战争打响之前,美国“前沿展开、双边同盟”的亚太安全战略正在向互相“联网”、多边“升级”转变。换言之,“动荡弧”在演变为“基地弧”,并带来一系列国际关系变化:如美日韩三边关系在军事合作领域的深化;美日澳三角呼应关系的加强等等。

(3)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平台,展开反恐怖合作。“9·11”三年多来,“大周边”地带亦是“恐情高发弧形带”。从高加索到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我国周边地带成了恐怖活动高发地带,被“感染”的可能性颇大,各国面临的安全成本在不断增大。美、俄、印、巴及东盟国家正在修改国家安全战略,以应对威胁对象的变化;调整军事建设原则,组建反恐专业队伍已势在必行。中国与上述国家在反恐领域有一定共同利益。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已成功地举行了反恐联合演习,进而促进了政治关系?发展。

(4)以防扩散合作为平台,突出共同利益,维系合作关系。除长达十年之久的朝核危机久拖不决外,韩核问题、伊朗核交涉,以及日、台的核扩散危险,反映出各国(地区)拥核保安的心态及核环境的恶化。中美在区域核不扩散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中韩在朝鲜半岛或东北亚无核区问题上观点接近一致。

(5)以经贸合作为平台,“乘龙骑象”,加大对中印的经济、贸易合作,从而形成了多头的经济阴晴。各股力量基本上是在维持对美、日传统经贸渠道的前提下,加大对中印的经贸关系。

近年来,国际经济界有所谓“CD”经济的说法,即“大周边”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中国经济(CHINA)与数码经济所驱动。哈、蒙、印、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及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对华经贸往来加大,搭上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快车。此外,中国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深化双方的贸易依存度,用经济杠杆增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

(6)以能源、资源竞争为平台,形成了新的石油政治格局。“大周边”地带有很多富油、富矿国和地区,如中亚、里海、高加索、俄远东地区、伊朗与伊拉克;但同时美国在加强战略控制力,俄罗斯在提升市场影响力,日本在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大垄断公司大力拓展业务,不少产油国各找“门当户对”的大国合作,以致形成了利益交错的竞争格局与政治关系的演变。

此外,马六甲通道,克拉地峡引起相关国家的竞争。如中缅泰印围绕油气输送管道的整合,俄日以能源合作为契机加快互动,中哈签订能源合作协定引起中国与中亚关系的互动。俄、日、印等挺进中亚,围绕能源产地和油气管线走向的竞争激化。

四、各国的外交走向

处于“邻距离”范围内的“一超多强”:美国、俄罗斯、日本等无一不是“大外交”的老手,都在博弈左右周边安全总态势。“大周边”概念与美国、俄罗斯等国提出的“亚洲北约”、“大中东”、“大中亚”、“动荡弧”、“稳定弧”等构想,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蒙古的“多支点外交”与“第三邻国政策”部分重叠。

其次,以美国为例,美具有深远的地缘战略和大国战略思维。谈到“大周边”安全格局,就不能回避美国因素。周边局势波动、起伏的原因离不开美国。“9·11”三年多来,美军事力量先后进驻中亚、高加索、南亚、东南亚等美全球战略的软腹部,“反恐战场”与美长期觊觎的战略要地相重叠;军事重心向欧亚大陆的中、东部转移,并推动美日韩、美日印等建立某种战略呼应与合作关系。特别是美国部分外交官员与学者鼓吹在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东等地建立一个基于“民主价值观”的防务合作组织,进而将大西洋两岸的“老北约”与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的“新北约”联结为一体。不能说没有长远的战略考虑。

日本于2000年前后提出过“丝绸之路外交”,欲将中亚当作其欧亚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和俄罗斯背后掌握对方”。2004年底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居心叵测地提到,“从中东到中亚的‘不稳定弧’地区的稳定对日本来说极为重要”,强调了在美居全球兵力调整背景之下,日美重新分担任务的重要性。此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对中国与邻国双边关系及多边关系之进展感到担心,并称“中日对亚洲支配权的争夺日趋激烈”。

无论是中美日关系、中美俄关系、中美印关系,还是中美亚(东南亚)关系等,都有一种彼此斟酌的感觉。小国常以警惕的眼光看待大国。一些亚洲朋友说,中国与美国像两头大象,而我们就像草坪。大象翻身、大象打架,受损的是草坪;大象亲昵、大象做爱,受损的还是草坪。

诸强在大外交上,不可能抛开美国与另外一个大国发展关系。从日本来讲,其外交方针,是把日美关系定位为“基轴关系”,即压倒一切的关系;把日中关系定位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印度、俄罗斯都搞东西兼顾的“双头鹰”外交。

由于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各国利益不一,“大周边”地带多数国家现阶段脱离美国不可能,倒向俄罗斯不可取,错失中国机遇不合算。面对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都不愿或不会在大国之间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是作足姿态、两面周旋、互相平衡、暗中发力。因此,“大周边”地带的国家基本上呈现如下外交调整。

一种是脱美入亚、远美近俄:在双边关系上,伊朗、缅甸,以及对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心有余悸的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个别国家;在多边合作领域,欧亚会议、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的对话与合作网络基本上不是美国扮演主角。

一种是联美入亚、联美近中:如印度一方面加强对美关系,一方面继续推行“东向政策”,出现了“印中俄”与“印美日”两种不同的战略图景;韩国因应美安全战略调整,发展对华关系;新加坡虽然身在东盟,但其在区域安全政策等方面与美更近。

综上所述,“大周边”地区的形势是有“光”有“影”,有喜有忧,稳而不定,周边环境趋向复杂,安全隐忧有所增大。“大周边”地区范围内,利益与矛盾交织,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逐渐定型,中国外交面临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大周边”外交进入“深水区”。因此,中邻、中美更要强调合作,缩小战略误解;对区域内矛盾,要以解决“内部矛盾”的思路,对矛盾宜解不宜结;对利益抓大放小。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