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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洋马的坏,骑自行车的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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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文建


早些年北京地区监狱、劳改农场里有一句骂人的“片趟话”-----骑洋马的坏,骑自行车的更坏。此语如考证应来自中国文艺影视作品脸谱化创作习惯,即骑洋马者为日本鬼子官,骑自行车的则中国籍汉奸。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三五个鬼子带领一伙汉奸占领一个县或一个地区的“感人故事”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全国此等情况较普遍。说到这里我先阐述一下本人对战争的观点,在敌强我弱悬殊战争中,我坚决主张投降。哪怕当亡国之奴,哪怕国土全部分割出去,我也不希望平民百姓为了“民族荣誉”因战争而大量死亡。国家、民族无所谓神圣不神圣,而人的死亡将真真实实地意味着永不再生。一般而言,为国家牺牲个体生命是最大的不人道,纳粹、军国主义等无不为此死亡赋予了“神圣”的光环-----为什么大地美如画,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她。凡是煽动他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者,都是贪生怕死阴谋之人。


汉奸是以保全自己或自身利益为第一位,其他次之。我上述所言在战争状态下当汉奸是“被动汉奸”行为,因为生命价值毕竟高于一切。被动汉奸也在情理之中,我们没有必要站在道德高点上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过多指责,我们更没有权利要求他人充当烈士而自己却活着。


汉奸的行为完全是为上级负责,按照领导的指示或暗示去行事。汉奸与奴//才、走狗在本质上相同。


比战争状态较好的生存环境应该属监狱了吧,监狱也是培养汉奸的温床。在监狱里,中国有“犯人管理犯人”的传统,狱卒们把听话的“会来事儿”的几个少数犯人当管理大多数犯人领导。这些犯人基本都是人精,他们既能以自身犯人的心态去揣摩其他犯人心理,又能为狱卒出主意,这样一来,狱卒的管理强度大为改善。当然,这些犯人领导比大多数犯人获减刑的机会要多些,日常生活中较自由一些,最起码不参加繁重的劳动改造,打饭时也先打-----油水多。所有犯人都想当领导,因为犯人领导的好处是明摆着的,所以犯人之间为争宠的明争暗斗可谓天天都在发生,都在算计。假如狱卒之间有矛盾首先要找对方手下关系不错的犯人领导麻烦(以便让自己的人上来),能否过这一关,那要看这个犯人领导的头脑了。


用犯人管理犯人对狱卒的好处还有,比如,某狱卒看某犯人别扭,他就暗示或明告犯人领导去处理那个人。一旦出事,如把犯人打坏,犯人领导也不会将狱卒供出来,供出狱卒无疑是雪上加霜,死抗到底往自己身上揽终归会得到狱卒的“补偿”。不供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是出了人命,狱卒也不是肇事人,最重也是开除工职,那犯人领导也只有拉出去吃枪子了,没办法,谁让你没玩好呢。这里面的游戏规则与文革中那个伟大领袖与红卫兵小将们之间的关系一致。



因战争或身陷囹圄的被动汉奸行为可以原谅,再退一步说,文革中如郭沫若等一系列荒唐言行也可以谅解,因为你不那样说、不那样做毕竟等待的是家破人亡。那么,在当今你不那样说、不那样做基本没有生命危险和较大的个人利益损失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王兆山“纵做鬼也幸福”和余秋雨、张艺谋、蔡国强等帮狗吃屎的“主动汉奸”行为呢?归因还是满足个人利益的贪欲(讨好权贵)。欲望的实现如果是建立在违背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等)的道德底线上,必须严厉打击不动摇。


没有道德底线是国人的通病(人治社会通病),否则社会上不会出现“让领导先走”、“黑砖窑”、“俯卧撑”等令华夏民族无地自容人神共愤的恶劣事件。在当今“骑洋马的”如代表权力,“骑自行车的”则代表权力的拥护者和跟随者-----主动汉奸。权力的肆无忌惮除自身原因外,更主要是主动汉奸恶劣本性造成,没有他们的拥护和默认,权力便不会释放出更大的凶恶。所以,说真话、敢说真话是中华民族能否跨入现代文明的一道坎儿-----也是检验政治文明程度之一。胡适早就说过: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在犬儒演变为“智慧”的当下,犬儒者总会因自身的懦弱和无耻给自己找理由或攻击那些敢说真话者。我曾在一篇文字中说过:一个内心阴暗的人是容不得认何光明的,因为光明让他们原型毕露,所以嘲笑正义、调侃崇高也是他们的心理需要。


被动汉奸尚可谅解,主动汉奸绝对不能原谅;骑洋马的坏,骑自行车的更坏!

200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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