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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从“美丽”开始



记者:在我八九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彩色电影,好像是新闻简报,《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绚丽的画面,一簇簇鲜花,少男少女灿烂的笑脸。尤其是您,一袭中式旗袍,美仑美奂的形象和高雅气质,使我年少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可以这么说,那是一个少年性别意识的最初顿悟。今天有幸当面问您:年轻时很美吗?



王光美(笑):美?谈不上,只能说还比较顺眼吧。我母亲很美,大大的眼睛,双眼皮。瞧我,眼睛不大,还是单眼皮。



听带我的王妈说,小时候我还是人见人爱的,皮肤洁白,模样特逗。



记者:您的名字中有个“美”,是父母对您的美丽希冀?



王光美:那是望文生义。我父亲是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司长。1921年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正在美国公干,所以我的名字中就有了一个“美”字。我六哥王光英,名字也是这样来的。



记者:“文革”中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刘少奇娶了一个大学的校花。



王光美:我哪是什么校花。我从不知道我是校花。我在辅仁大学读物理研究生,倒是听说辅仁大学有一个叫范繁的被称为校花。她是化学系的,会说法语,父亲是大学校长或是校务长,她的面部轮廓很符合审美的标准,人在社交圈子,也很活跃。



与少奇主席的“缘份”



记者:常听人说,有缘千里来相聚,无缘咫尺不相逢,当代很多年轻人更是把爱情归结为一种缘份。您和少奇主席的相爱是不是一种缘份?能谈谈你们相识相知的过程吗?



王光美:我与少奇相识,没有秘密。我在大学读书,同北平地下党很接近。国共和谈期间成立了军调部,叶剑英、张治中、马歇尔是三方代表。军调部下面有个军调处,军调处需要翻译,地下党便推荐了我。




记者:和谈破裂后,您去了延安?



王光美:我是乘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去延安的。那时候毛主席疏散到外地,朱总司令在枣园,我们一行去见朱总,朱总又带我们去见少奇。那是我和少奇的第一次见面。少奇说了一些鼓励我们的话。少奇送客时,我走在最后,因为我年轻,官最小,我自然走在了最后。最后一个与少奇握手的,少奇可能多握了一下。这是缘份吗?



我和少奇是在西柏坡结的婚,婚礼是王炳南主持的。



记者:您和少奇年龄差距那么大,又不是原配,家里人反对吗?



王光美:我很早就自立了,一向自做主张。恋爱结婚都没告诉家里。后来我还是很抱歉地给父母写了封信,说:我已结婚,先生是个布尔什维克,名叫刘少奇。



父亲懂英文、日文和俄文,知道布尔什维克是相对于孟什维克的多数派之意,但却不知少奇何许人也。



父亲没办法,只得跑到北京西单商场,买了一本日文书《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书中有介绍少奇的内容。可以说,我父亲是从书本里认识少奇的。



记者:您与少奇主席的爱情产生与对他尊敬有关吗?您最看中少奇主席的是哪一方面?



王光美:我真正认识少奇,或者说对他产生敬意,与一本书有关。书名叫《论共产党员修养》,作者刘少奇。那个小册子我读了很多遍,和风细雨,娓娓动听,条件却非常严格,感觉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真的很难。



少奇说的做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婚后,他是中央领导,我是普通翻译,他的房间里有很多涉及政治、军事的机密,我只看公开的报纸和外事局送我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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