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十种形象[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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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十种形象

孔子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汉代已有人称孔子为“素王”,意思是说孔子有王者之德,无王者之位。换言之,“素王”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无冕之王。清代统治者封给他一个称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概是二千多年中读书人的最高头衔。


康有为曾说:“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国魂”称号较之“素王”似乎更加崇高,并且难以超越。梁启超说:“苟无孔子,则中国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又说:“苏格拉底之后,容有苏格拉底;而孔子之后,无孔子也。”这是说孔子是影响中国最大的一个人物,空前绝后。康、梁显然是近代尊孔派的先锋人物。


宋明理学家甚至说过更加极端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就是说孔子是宇宙间的太阳,没有他的降临,人类至今只能在黑暗中摸索。难怪明代思想家李贽对此嘲笑说:怪不得三皇五帝时代的人们白天都点着蜡烛在走路。


今天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孔子思想,只讨论孔子的历史形象,问题就显得简单一些。


在中国历史上的七种形象


孔子到了汉代,在国家政治思想领域已树立了合法正统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镜子,孔子本人则是王者之师。


第一种形象是“圣化”。一介布衣的孔子被初步塑造成圣人,中间大概经历了四五百年的过程。吴国大夫曾向孔门弟子子贡发问:你老师莫非是圣人吗?为什么如此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道:上天赋予他做圣人的资质,所以他又多才多艺。这里子贡把孔子赞美成“天纵之将圣”,首次把孔子的形象定位成天赋“圣人”。一百多年后,孟子对孔子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意思是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孟子认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古代圣人有许多不同的侧面,而在孟子看来,孔子身上凝聚了圣人的各方面的优点,是古代圣人的“集大成”者。


在孔子被“圣化”的过程中,大史学家司马迁推波助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这是说自帝王至学者,如果要探讨以六经为核心的知识学问,皆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非标准。援此而论,司马迁就认定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至圣)了。


第二种形象是“矮化”。“矮化”孔子可以说是自老子开始。孔子当年西行,向老子问礼。老子认为周礼的创始人周公早已死了,要复周礼必须要估量时代潮流是否允许。老子告诫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史记·老子列传》)这说明孔子身上有两大不足:趾高气扬的神态(骄气、态色),过多的欲望与理想(多欲、淫志

在《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中,有许多同时代的隐士对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极尽嘲笑“矮化”之能事。或讽刺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或嘲笑他“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垒垒若丧家之犬”;或策反孔子的学生:与其追随“避人之士”(指孔子),不如跟随避世之士(指隐士);或暗示孔子应改弦易辙,“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庄子·德充符》塑造了一个肢体残缺名叫“叔山无趾”的人物,向孔子求教并进而论道,最后使得孔子甘拜下风,自惭形秽。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庄子》一书中还有许多“矮化”孔子的故事。


道家“矮化”孔子在历史上是有传统的。《列子·汤问》编造了一个故事:孔子东游,看见两个小孩在辩论早晨的太阳和中午的太阳哪个离我们近?双方从形状、温度出发各执一词,究竟谁对谁错,“‘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也?’”实际上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两千多年后天文学家经过精密的计算后才能得出答案。但孔子不是圣人吗?按照宋儒朱熹的说法:“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哪个事理会不得?”但是无所不知的圣人对小孩的疑问也不能回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妙的讽刺。


第三种形象是“正统化”。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来,孔子的形象就逐渐趋于正统化。董仲舒声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原先对孔子的形象无论是“圣化”还是“矮化”,都是一种民间行为。现在董仲舒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把孔子思想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强行统一天下人的思想,使之成为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董仲舒极力推崇孔子所作的《春秋》一书,认为“《春秋》之道,大得之则王,小得之则霸”。《春秋》一书具有“大一统”的观点,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包含了国家政治版图与意识形态的双重统一。因此,统治者掌握了《春秋》一书的思想本质,就可以称王天下,至少也可以称霸天下。


稍后,刘向《说苑·建本》指出:“有国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鲜矣。《春秋》,国之鉴也。”明确指出《春秋》是统治者必修的教科书。这样看来,孔子到了汉代,在国家政治思想领域已树立了合法正统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镜子,孔子本人则是王者之师。


第四种形象是“神化”。孔子在汉代除了被官方及御用学者董仲舒等人独尊而“正统化”之外,还受到另一批公羊学派儒生的高度“神化”。在《春秋纬·演孔图》、《孝经援神契》等书中,从孔子的出生、相貌至行为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编造的“神化”:1、孔子并非是俗人凡胎,他诞生于人神交合之中。孔子父母“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2、孔子生有异相殊表:“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峙,坐如蹲龙”。3、孔子作为奉天承运的“素王”,编撰《春秋》、《孝经》,为后世制定了治理天下的大法,带领七十二位弟子朝拜北斗星,这时天空“白雾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孔子在此预言刘邦将取代秦王朝而登上帝位。


从一定意义上说,“神化”是对“正统化”的加码,是为了树立孔子更大的权威,把孔子从人性世界的典范提升到神性世界的救世主。《古微书》卷二十五中的一则神话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鲁国有个人出海而迷失方向,后来在海上遇到孔子。孔子给他一条手杖,“令闭目乘之归”。此人像哈利·波特似地骑在手杖上飞回鲁国,并向鲁王转告孔子的告诫:不久有外敌入侵,应趁早高筑城墙。后来齐国军队兵临城下,但无功而返。


第五种形象是“僵化”。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孔子的形象到了宋代就渐渐被理学家所“僵化”。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僵化”是“正统化”难以避免的逻辑结果。首先,宋代皇帝进一步制造了尊孔的社会氛围,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的祭孔仪式,宋真宗赵恒亲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有了统治者政治上的大力倡导,理学家就努力把孔子改造成只知维护天理、极力遏止人欲的“僵化”形象。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春秋时期的孔子思想丰富多彩,何尝“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呢?孔子曾经提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提倡“君子不器”,意即人们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鼓励人们搞些下棋、射箭有益身心的活动,甚至还赞赏这样的生活态度:暮春三月,穿着春装,集合几位友人去郊外休闲,在河中游游泳,在高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吟唱着诗歌归来。


然而理学家舍此不论,一定要把孔子“僵化”成一个干巴巴只会以天理灭人欲的政治说教者。清代大学者戴震对于理学家的观点严加抨击:“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应该说,孔子这种被“僵化”的形象对于后世起到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近代以来,孔子思想受到攻击,孔子形象受到“丑化”,皆与此不无关系。


第六种形象是“维新化”。晚清康有为搞“戊戌变法”,他需要发掘古代思想资源作为变法的理论支撑。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把孔子塑造为维新运动的祖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尧、舜的言论而亲自写成的作品。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呢?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意思是说:孔子作为一个老百姓想要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简直耸人听闻,不如假托古代帝王尧、舜的名义来进行,既不使人吃惊,自己也可以避祸。这些言论无疑是康有为的“夫子自道”。康有为想要变法,挽救奄奄一息的清王朝,面对的是一大帮清王朝旧制度的维护者,他只能抬出一个经过改造后的“维新化”的孔子形象与之抗衡。


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按照康有为的解释,孔子之道的作用是“与时进化”,这无非是说孔子思想的本质是要不断改革,不断维新,否则怎么能跟随时代一起“进化”呢?康有为在这里再次强化了孔子与时俱进的色彩,塑造了一个“维新化”的孔子形象。

第七种形象是“丑化”。晚清以来,孔子的形象江河日下,或被严重扭曲,或被无情抨击。太平天国洪秀全率领农民起义,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阶层,对于所谓“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自然全无好感,他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天日》一书编造了新的神话:天父上帝审判孔子,命天使捆绑及鞭挞他。孔子跪在天兄基督前哀求不已,上帝始命停止鞭打,永不准他下凡。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孔庙,捣毁孔子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凡一切妖书,如有胆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太平军抵制孔子及其思想,或许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持怀疑态度。洪秀全创立上帝教,对于不信鬼神的孔子自然要打倒丑化。这是因政见及信仰不同而遭到丑化。


后来,袁世凯窃国、登上民国总统之位,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尊孔读经。章太炎写《订孔》一文,指出儒学是“中国的祸本”,孔子“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号召青年:“以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塞绝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


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认为孔子的忠、孝观点是维护宗法专制制度,“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吴虞痛骂孔子为“盗丘”,说“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这些批判在当时看来不无道理,但情绪化、夸张化的言论色彩,不免使孔子形象受到严重“丑化”。


在西方历史上的三种形象


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哲人”。第二种形象是“智者”。第三种形象是“完人”。


孔子思想大概从16世纪开始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到西方的。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哲人”。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说:“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直到现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并感激他留下的遗产。”“虽然不能说在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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