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关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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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我想着要写些类似的文章,也有一年多了。近日见到一篇《华盛顿与洪秀全》,极言西方之民主与中国之专制和“打天下,坐天下”概念的根深蒂固。那篇文章其实写得挺好,我们不得不承认,与中国不同,西方人夺取政权,“仅仅是为追求自由和幸福”。因为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深入骨髓,他们绝想不到“打天下,坐天下”上面去。然而那篇文章中说,“中国的土壤孕育不出华盛顿那样的人物。那只能属于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文明。”我以为此言不确。 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民主观念是如何体现的。 《礼》中关于“公天下”的记载没什么可说的。然而便是《礼

我想着要写些类似的文章,也有一年多了。近日见到一篇《华盛顿与洪秀全》,极言西方之民主与中国之专制和“打天下,坐天下”概念的根深蒂固。那篇文章其实写得挺好,我们不得不承认,与中国不同,西方人夺取政权,“仅仅是为追求自由和幸福”。因为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深入骨髓,他们绝想不到“打天下,坐天下”上面去。然而那篇文章中说,“中国的土壤孕育不出华盛顿那样的人物。那只能属于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文明。”我以为此言不确。


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民主观念是如何体现的。


《礼》中关于“公天下”的记载没什么可说的。然而便是《礼》也不得不承认,“仁”“义”“礼”这些东西,是为适应“家天下”局面而出现的。这一想法,先后有很多大哲学家,大思想家提出来过,我们后面再说。


在等级君主制的三代,政治上有两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人物,伯夷和叔齐。之所以引人注目,倒也不是因为《庄子·秋水》中所说的辞让天下“以为名”,庄子的门徒们还就这一点进行过批判。然而伯夷,叔齐力阻武王伐纣一事,的确不同一般,即便是司马迁也十分赞赏,他的《伯夷叔齐列传》重点记载了这件事。实际上,伯夷,叔齐并非如常人想象的那般迂阔疏远,他们对于文明有一种疯狂的热忱,是以不愿相信这天下的大位是用来进行武力篡夺的。“礼让为国”的遗风此时早已散尽,他们却不甘接受这一事实,且对建立在巧取豪夺基础上的周朝深恶痛绝。为此他们决意与现世彻底脱离关系。必须承认伯夷,叔齐的心胸已经偏移,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此后中国历代王朝乃至平民,都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伯夷,叔齐献出生命,却没能阻止“家天下”理念在周代的成熟。然而我们也知道,“公天下”理念在此后依然长期存在且有巨大的生命力。


老子,庄子这二位“半隐”,原是将研究形而上的本体作为主业的。然而他们的著述中所表达出来的,毕竟是字字皆可用到现世中去。


《老子》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老子·六十六章》都在阐述这一观点,所谓“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便是直言依照“公天下”理念组织政府和管理社会的原则。


至于庄子的门徒,则是从反面来说这些事。《庄子·胠箧》中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认为统治者们不过是窃取人民利益的大盗,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定下种种所谓“仁义”之说,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民。这和《礼》中所言其实是一回事。


等级君主制到了秦就结束了。始皇帝是以独裁著称的,但如此大一统的国家,远非他一人之力所能治理。这就需要建立起完备的官僚体系。秦时虽然未有科举制度,但中国的文官制度,实是始于秦。我们都知道始皇帝彻底废除分封制而在全国范围内设置郡县。这一革新是具有开拓性的。在此之前,即便是等级君主身边的官员,也都由贵族世袭,而郡县制却将参政的机会给了每一个平民。这一革新在使皇权迅速上升的同时,也扩大了统治基础,是对“家天下”理念的一种变相攻击。


当然这不表明始皇帝懂得民主。在他称皇帝之前发生的一件事,倒是很带有“民主”的意味。只不过这次的主角不是他,而是那个出使秦国,当面驳斥当时还是秦王的嬴政的唐雎。后者以“士之怒”的“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回击秦王“天子之怒”的“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多少折射出人民的力量。


而说到对人民力量认识之深刻,封建帝王中恐怕无人能及得上亲身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的唐太宗。我们所知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即是出自贞观朝。这说明太宗和他的大臣们都已认识到政府的作用在于代人民处理重大事务,皇帝本人能否保住大位,也取决于人民对他是否满意。太宗说的“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便是这个意思。这些都不错,只是太宗在论述人民力量时,最后来了一句“诚可畏也”,这使得他的整套言论变了味儿。但无论怎么说,这反映出唐朝民主思想的影响力。


当然,若要说中国式民主,除了起自唐朝的佛教丛林制度外,最值得称道的便是明朝中后期的启蒙运动。


心学的集大成者,明朝中期的大哲学家王守仁是启蒙运动的先驱。心学的“心”和释家的“心”,以及庄子以来传统道家所说的“道”,孔孟所言之“一”,在意义上究竟有相类似之处。王守仁反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认为理学人为地将“天理”和“人欲”割裂开来。心学则是在《老子》所说的大道破裂之后,世人对其进行的一次最深层次的弥补。王守仁在继承理学成果时,一反理学之常态,将“天理”和“人欲”重新合而为一,主张现世中的人通过自己的“心”认识真正的本心。此即所谓“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王守仁主要研究形而上的本体。然而心学对于现世的意义迅速显现出来,且这种影响在此后的百年间不断扩大。王守仁将心学发展到极致的同时,也就完全摧毁了历代封建统治者们利用“仁义”,“天理”控制人民以进行统治的理论根基。这在中国是理性的回归,也可以视为中国人自我意识再度觉醒的象征。从这个角度说,心学的成熟为之后大规模的启蒙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启蒙运动自明神宗万历朝起进入高潮。而这也是中国自宋朝商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二度萌芽的时期。这一时期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主要分为两拨。其中之一是朝廷的高官,先后有张居正,徐光启,杨涟,左光斗等。张居正深受启蒙思想影响,力主大力发展工商业,同时主持推行了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环节的全盘改革。这次改革的影响十分深远,它逐步取消包括人头税在内的一系列杂税,“悉并为一条”,放松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意思是张居正在通过丈量全国土地,“计亩征银”等措施限制土地兼并的同时,有意无意地保留了这一现象。这不仅起到了一个制约皇权的作用,也开始借助大地主之手,逐渐将大批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确实极大地推动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强大起来,对小农经济则是一种破坏。当然,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加之封建国家采取了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中国的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并不缺乏原材料和市场。于是新兴资产阶级最初所期盼的唯有安定的社会环境,是以暂时和封建国家的利益一致。然而这对于启蒙运动包括民主的精神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却恰恰是一个有利因素。年代晚于张居正的徐光启同样身为朝廷高官,是明朝后期引进欧洲自然科学成果的重要人物。而与之同时的还有民间的思想家们,如顾宪成和张溥。


顾宪成创立东林党,坚持在东林书院主持士大夫集会议政。他有一副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鼓励平民积极参与政治,要求人民能够在国家大事中展现出重要力量。复社的创始人张溥继承了顾宪成的精神。他有一篇代表作《五人墓碑记》,其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匹夫之有重于社稷”。张溥极言人民之强大,认为人民确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力量。这在当时代表了思想界的主流。


张溥之后的明末三大思想家是晚期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我们都知道明朝内阁制度完善于宣宗宣德朝,万历朝前后内阁权力进一步扩大,成为士大夫左右朝政的媒介。然而内阁制度在崇祯朝遭到极大破坏,加之这一时期战乱不断,使得启蒙运动的中心完全转移到民间。


这三大思想家中,顾炎武基本上承袭了张溥的论调,王夫之先于达尔文和赫胥黎,从哲学角度阐释了进化论。而黄宗羲是他们三人中言论最激烈的。


黄宗羲进一步阐发了张溥“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观念。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认为,人民是天下的主宰,只是为了获得更大利益才主动将部分权力交于君主,委托他代为管理社会。君主的设立,不过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然而事实上远非如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不无失望地说,历代的帝王们无不“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皆出于我”。以君主为首的整个政府原本都应体现人民的意志,然而君主们却正好相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反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以巩固其统治。他们“视天下为莫大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黄宗羲对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极力主张废止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国家。这是启蒙运动最高潮的一个体现。


至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民主思想。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至今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不妨将之归咎于中国人法的精神的普遍欠缺。


其实凡中国的大思想家,大抵有强调法的意味。似郅都这样的“酷吏”,却得到司马迁的高度赞扬,因为他“争天下大体”,维护了法的精神。而那恰恰是司马迁所重视的,它远比法律本身重要。无论中外的思想家,大都以法为理性的体现,是以以法规范社会即等同于以理性指导人们,而法的核心亦只能是理性的原则。这便是法的意义所在。古代希腊人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其中又以雅典为最。但雅典在反复改革,不断加强平民权力的同时,始终没有确立法的精神。雅典出了一些著名哲学家,这些人大抵反对雅典的所谓“民主政治”。苏格拉底即是死在这件事上。可以说,苏格拉底之死直接暴露了希腊式民主政治的本质,那实际上是一种没有节制的暴民政治。


相形之下,罗马人的民主就高明得多。罗马法素以完备,严谨著称。法的精神在罗马的确立,是罗马民主和自由的保障。


而中国的情况和希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中国的平民普遍缺乏理性,即便是在平民素质较高的唐,宋,明三代,这使得他们根本不懂得“民主”的意义。显然,将权力过多地交到这些人手中是可怕的。但中国的统治者们自来不需要担心人民索取权力,因为缺乏理性的人民,对于独裁统治无疑也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说得更明白一些,他们绝不会将法或是其他什么,而不是某一个政府视为权威。事实上中国人至今仍处于这种状态中,他们仍在将不能独立解决的一切诉诸政府而无视法律。


有一点在中国尤其有意思。由于小农经济特殊的稳定性,国家权力的归属对于平民的重要性会较西方低不少,这是中国之不同于希腊的地方。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自秦以来最有希望实现真正民主的时候便是在明朝中后期,张居正改革对于中国的意义或许也能体现在这里。


然而事实上是,满清贵族在中国统治的确立意味着中国将无法实现民主。所谓“正士气之极衰”,士大夫开始奴颜屈膝起来,平民更是沦为愚昧的半野蛮人,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日。但我们却也能看到中国人民主观念的体现。我想那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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