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诸葛亮拿什么恒久地感动着历史?-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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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擅长写作史诗的伟大诗人杜甫极赞诸葛亮,颂之为“万古云霄一羽毛”,华夏政史第一人。诸葛亮长眠陕西汉中,与武侯墓相辉映的武侯祠中那“天下第一流”的大匾,和杜甫的名句一起,倾诉着国人对这位古圣先贤的无比崇仰。 几乎所有历史名人,生前,人们对之总是或褒或贬;死后,随着历史的复杂演进,其所受毁誉也多有变化,甚至全誉全毁,尖锐对立,而又时反时复。唯有诸葛亮,其生也倍受赞叹,其死也尽享美誉,一千八百多年来,国人对诸葛亮,一直是有口皆碑,古今共仰。今天所能见到的汉末魏晋史料,清清楚楚地记载着,诸葛亮自隐居隆中

擅长写作史诗的伟大诗人杜甫极赞诸葛亮,颂之为“万古云霄一羽毛”,华夏政史第一人。诸葛亮长眠陕西汉中,与武侯墓相辉映的武侯祠中那“天下第一流”的大匾,和杜甫的名句一起,倾诉着国人对这位古圣先贤的无比崇仰。


几乎所有历史名人,生前,人们对之总是或褒或贬;死后,随着历史的复杂演进,其所受毁誉也多有变化,甚至全誉全毁,尖锐对立,而又时反时复。唯有诸葛亮,其生也倍受赞叹,其死也尽享美誉,一千八百多年来,国人对诸葛亮,一直是有口皆碑,古今共仰。今天所能见到的汉末魏晋史料,清清楚楚地记载着,诸葛亮自隐居隆中,到随刘备走出茅庐,统兵治国,以及死后,人们对之几乎都是众口一词,极尽赞美,偶尔有谁稍微说点诸葛亮的不足,立即会遭到激烈反驳。在汉末魏晋人眼中,诸葛亮已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



生前多美誉


诸葛亮隆中读书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而名士徐庶和崔州平却“谓为信然”。德高望重的襄阳隐士庞德公更称诸葛亮为“卧龙”,名士们也竞相许之。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有次向著名隐士司马徽打听人才,司马徽素有“水鉴”之号,极善识人,却唯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和庞统,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问其具体所指,司马徽答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到新野投刘备,受到刘备器重,遂向刘备推荐诸葛亮:“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其愿见之乎?”刘备让徐庶去请诸葛亮,徐庶却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之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刘备即亲往拜请,遂演出“三顾茅庐”的历史名剧。管仲、乐毅,是何等样的先贤?诸葛亮以之自比,时贤们竟“谓为信然”。龙自秦汉以后,便成了封建帝王的专喻物,而时贤们竟以之喻美诸葛亮,称之为“卧龙”,这赞誉,真可谓高之又高了。而到建安十二年,诸葛亮还仅是个未出茅庐的27岁的小青年。极力赞美他的几位,除徐庶和崔州平与之同辈,庞德公和司马徽都是其长辈,且正当盛年。听了司马徽和徐庶的赞誉便虔诚不移的刘备,那时也已47岁,也应该属于诸葛亮的长辈,且也正当盛年。这样一帮人这样倾心于一个未涉世故的青年,足见诸葛亮身上,有着怎样吸引和折服人心的魅力。


随着诸葛亮走出茅庐,人们对他的爱慕和赞美也就与日俱增。刘备初与之接触,便“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理解,刘备告诉他们:“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二人对诸葛亮也日渐仰慕。刘备死后,诸葛亮秉政,国人更颂之为“一时之杰”。邻国人对诸葛亮也真诚敬仰。孙吴名士太子太傅张温使蜀,称美诸葛亮治理的蜀国是“总百揆于良佐”,是“遐迩望风,莫不欣赖”,比之于古贤伊尹之辅汤太宗,周公之辅周成王。如此赞许引得吴主孙权妒火中烧,却又不好公开发作,只有“阴衔”之,借别的罪名将张温废黜。这说明诸葛亮不仅声名卓著,而且有着令人不得不服的威慑力。当时,诸葛家三兄弟“并有盛名”,而各在一国。诸葛亮的胞兄诸葛瑾仕吴,官至大将军,举国“服其宏量”。堂兄诸葛诞仕魏,为镇东将军、扬州刺史,名动京师。人们却品评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径直把诸葛亮推崇为无与伦比的时代冠冕。






死后倍得彰


诸葛亮死后,人们对之追思不已。刚一死,各地就纷纷请求给他立庙,以便致祭,蜀汉王朝因礼制所限,没有答应,老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上”。多少年后,仍是“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蜀汉王朝只好顺从民意而打破礼秩,在今陕西省勉县诸葛亮墓附近为之建祠。以后不久,几乎诸葛亮足迹所至,都有虔诚的人们为之立庙,“岁时伏腊走村翁”,香火不断。本来,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虽聪慧过人,却唯工书画,并无杰出的政才和将才,蜀汉臣民因怀念诸葛亮,对诸葛瞻也倍生好感,朝廷每有善政佳事,不管是否诸葛瞻所为,人们皆竞相传告:“葛侯之所为也。”


不仅蜀汉人民如此,邻国吴、敌国魏之士人,也对诸葛亮无比怀念。自东汉明帝以后,置史官以修国史,便成为封建王朝的一件大事。自献帝建安初年以后,帝王身边又设专官以记起居。三国之时,魏和吴皆有史官和本朝国史,唯蜀汉不置史官,所以君臣“行事多遗”。为了不使诸葛亮的功德失传,吴之大鸿胪张俨毅然代蜀人完成这个任务,所作《默记》多记诸葛亮行事,极尽褒美。在《述佐篇》中,将司马懿同诸葛亮对比,极贬司马懿之“劣”,盛赞诸葛亮之“优”。甚至不惜为诸葛亮编造一篇《后出师表》,以彰诸葛亮之忠。至今盛传的诸葛亮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出自这篇伪作。可以想见,吴人张俨对蜀相诸葛亮崇敬、厚爱到了什么程度!263年春,诸葛亮庙刚于勉阳建起,秋天,魏镇西将军钟会即率十万大军攻克汉中。行军至汉川,钟会即“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庙所左右刍牧樵采。”钟会此举,固然有羁縻蜀人的用意,但主要是出于对诸葛亮的崇敬。


魏晋南北朝时期,称美诸葛亮,甚至成为君臣奏对,以及达官显贵、士族文人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次宴会上,司马昭命乐伶为亡国不久的蜀后主刘禅表演蜀国歌舞,“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嬉笑自若”。司马昭大为感叹,谓人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司马昭时为晋王,是灭蜀的最高指挥者,但他显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对诸葛亮指斥嘲弄,而是竭力为之开脱,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西晋武帝司马炎和其父司马昭一样,也很推崇诸葛亮。一次,他向曾任蜀汉尚书令的樊建询问诸葛亮如何治国,樊建朗声应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不禁失声赞道:“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在司马炎眼里,晋之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可望诸葛亮之项背。


皇室扶风王司马骏镇关中,尝与“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有人讥刺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大谋小,不能度德量力。”郭冲起而反驳,“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只因功业未就,而论者惑焉。遂举出包括空城计在内的五件“隐没不闻于世”的事例,以证实诸葛亮的德业战绩。据裴松之分析,这五件事纯系子虚乌有,有的并有明显的为颂扬诸葛亮而贬低司马懿的倾向。而“诸官属士大夫”们听后,“亦不复难”。作为司马懿之子的司马骏,竟也“慨然善冲之言”。西晋的君王臣民,已深深陶醉于褒美诸葛亮的时尚之中了。而这种时尚,在当时乃是一种风雅的象征,以这种时尚为内容的清谈,自然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激赏,至于偏颇失实,好尚所在,也就不愿细究了。


到了西晋末年,《陈情表》的作者李密之子李兴为诸葛亮隆中故宅作碣文,把对诸葛亮的美誉又推向了一个惊人的高度。碣文一则赞诸葛亮:“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二则历举古贤,认为大都不能和诸葛亮攀比,即使像孔子那样的大圣,也不可企及:“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侪,良筹妙画?臧文既殁,以言见称,又未若子,言行并征。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于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郑,教美于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岂徒圣宣,慷慨屡叹!”你看,自古称颂的致治名臣和高洁之士太颠、闳夭、臧文仲、管仲、乐毅、许由、子产、晏子、孔子,都不及诸葛亮,只有皋陶和伊尹或许可望诸葛亮之项背。在李兴笔下,诸葛亮实为古今第一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陈寿奉诏编成《诸葛亮集》,接着又撰成《三国志》,及时为褒美诸葛亮提供了丰富的谈资。陈寿本来“折服于诸葛深矣”,在《三国志》中,明里暗里,极力渲染诸葛亮的功德,把诸葛亮写成三国时期的天下第一。但就这,人们还嫌不过瘾,遂造出流言,说陈寿乃“挟恨”贬低诸葛亮。一则说,陈寿之父曾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马谡,也髡其父头。二则说,陈寿任诸葛亮书佐时,曾“被挞百下”。陈寿因此在《三国志》中攻击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前者,晋人王隐《晋书》记之,笔下含恨;后者,口碑流传,义形于色。


汉末魏晋以后,随着正统之争、华夷之争愈演愈烈和政治斗争日益惨烈,政治人物加剧腐败,诸葛亮的历史地位也愈来愈高,到《三国演义》问世,诸葛亮更被圣化、神化到极致,过犹不及,以至有点妖化了。


缘何被崇仰


诸葛亮究竟凭借什么,获得历史这等不同寻常的赞誉?


是像世俗盛传小说家言,诸葛亮能掐会算,战无不胜,创建了赫赫战功吗?


乍听似乎很是。但细检史实,结论却是相反。不可否认,诸葛亮的确是个军事天才。他长于治军,军之出也,“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止如山,进退如风”。他巧于发明,创八阵图,制木牛、流马、连弩,有效地增强了蜀军战斗力。陈寿称他治军是“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他死后,对手司马懿“按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但在军事上,他也仅有此两长,其“应变将略”确如陈寿所评:“非其所长”。正是由于这一重大缺憾,他一生,除南中之役因形势占了绝对优势而取胜,军事上实无值得炫耀的战绩。他从建安十二年初从刘备,到建兴十二年病死五丈原,二十八年间,刘氏势力经历了赤壁之战和争夺荆州、攻取益州、强占汉中、夷陵之战、南中之役、北伐之役七次重大的军事斗争,刘备在时的五次,他并无直接战功;他独掌军政的两次,北伐实以惨败告终。


或者,是他那卓越的政治才干和出色的治蜀政绩?


的确,诸葛亮的政治才干,在中国几千年众多的政治家中位于出类拔萃之列,他执政时期的蜀汉政治,是三国时最杰出的政治。陈寿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负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说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笔者遍检史籍,在一部二十五史人物传的赞语中,还没有读到比这评价更高的。然而,诸葛亮既属“管萧之亚匹”,为什么管仲和萧何得不到这样的赞美?迹近管萧,善安邦而治国,并取得辉煌治绩的贤相多矣,为什么即便是名声特大的古贤伊尹、周公,唐贤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和魏征,也得不到这样的赞美?是别的史家吝于用词,还是陈寿过于溢美?显然都不是。



忠、正、平、仁、公


细读诸葛亮事迹,就不难发现:一个崇高的人品,完美的人格,粲然巍然,耸立面前,让你不由得不肃然而生敬意。诸葛亮远胜其他历史名人征服人心的强大魅力,正在这里。


诸葛亮的人格魅力首先表现为一个“忠”字,忠于国家的统一事业,忠于高尚纯净的友谊,忠得一心不贰,不掺半点杂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和刘备,既是君臣,更是在“汉”字大旗下实现国家统一这个崇高目标结成的挚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诸葛亮和刘备为封建时代的君臣知遇,写下了“稀世一时”的珍贵篇章。特别托孤一幕,堪称绝唱。刘备临终,对诸葛亮至真至诚,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也答以至诚至真,涕泣以告:“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自此以后,十二年间,所言所行,无一不是为着实践这一誓词。在中国几千年古史中,君臣之间相知相答到这般境界的,实在少之又少。诸葛亮在这之中表现出的高度人格美,足以使其他所有“忠臣”黯然失色。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诸葛亮执政时期的蜀汉王朝,才没有搬演中国古史惯常上演的权臣由专政进而窃位的“保留节目”。而这在当时的魏和吴,却是频频演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惨重的灾难。


诸葛亮恒久的人格魅力,更主要是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曰持身正,二曰执法平,三曰为政仁,四曰选才公。如果说,诸葛亮的“忠”,难免印着他那个时代的标志,有其局限性,这四个方面,则无论哪个时代的人们,都会从中受到震撼性的启迪。


诸葛亮持身正,在当时是岀了名的。初出茅庐,曹操的丞相掾赵戬即赞其“正而有谋”。诸葛亮为人正派,乐听谠言,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他开府治事,第一件工作便是鼓励属下对他的指示勇于“违覆”,大胆驳正,认为“违覆得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街亭败后,有人劝他征兵再战,以掩前失。诸葛亮不肯,而是如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上表要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教诫子弟“俭以养德”,自己首先切实行之,一生生活简朴,官俸之外,不营私产。他曾上表刘禅,述其家中经济状况和终行俭朴的决心:“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及其死,“果如其言”。诸葛亮任相十五年,特别在刘备死后,他是实际上的蜀汉一号人物,那“收入”按说是不低的。他却将相当一部分用于抚育将士遗孤,自己和家人则生活得很是清俭。陈寿赞诸葛亮为“管萧之亚匹”,如果就自奉节俭这方面而言,管仲、萧何根本不能同诸葛亮相比拟。管仲自少至老,既贪且奢,相齐以后富拟公室,生活僭越。萧何强行贱买百姓田宅数千家,被告到刘邦处。像诸葛亮这样,勋业盖众,位拟人主,却持身极俭,实为其他名贤所莫及。诸葛亮持身正,治家也严,子孙皆有其忠贤清正之风,为世所叹慕。他因此比别的名相又多了一分人格魅力。比如唐代的五大名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和魏征,持身不可谓不正,治国不可为不贤,却无一人没出过败家子。


诸葛亮主张“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所谓“大德”,即执法公允。他治蜀期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处死挚友马谡,而擢拔降将王平;罢免同受托孤之命的李严,而重用郡衙小吏何祗,无一不出以公心,无一不恪守国法。诚如张裔所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诸葛亮治蜀,罚虽严而为政仁,蜀汉政治优于魏、吴,主要体现于此。陈寿叙述诸葛亮的政绩,一则说其“开诚心,布公道”,再则说其“用心平而劝诫明”,归根到底,所讲的就是一个“仁”字。袁准论诸葛亮为政,称其“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讲的还是一个“仁”字。而且不仅在国内仁,兵之所至,仁也随焉。以蜀一区区小国,八年间“无岁不征”比其大数倍强数倍的曹魏,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国内却安定祥和,不像魏和吴骚乱不断,老百姓对诸葛亮的拥戴程度,可想而知。诸葛亮的仁政,在少数民族政策上表现尤为突出。南征之前,他即采用马谡建议,确定了“服其心而已”的战略方针。战争中,不多杀人,唯服其心。对首乱分子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之感动,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战后,“皆即其渠帅而用之”,且不留兵。这种“以夷制夷”的政策,较之魏和吴纯用武力征服和编管的办法显然进步许多,因此受到西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真诚拥护。诸葛亮死后,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悲痛难抑。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诸葛亮堪称中国古代仁政理想实践的典范。


诸葛亮英才盖世,也特别重视人才,他选才有慧眼,用人自公心,史称其治理下的蜀汉,“官属皆天下英俊”。他提拔官吏,不讲门阀不论资历,唯看才德,同曹魏九品中正制下唯门阀为重,孙吴专用江东士族的干部路线,形成鲜明对比。《三国志》中有一段诸葛亮用人公正的文字,读来很是感人:“始,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去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据说,何祗被擢为广汉太守后,“每朝会,祗次洪座。洪嘲祗曰:‘君马何驶?’祗曰:‘故吏马不敢驶,但明府未著鞭耳。’”一时传为佳话。诸葛亮不仅善于发现和选拔一般人才,尤擅在此基础上发现和选拔栋梁之才。姜维本是曹魏降将,蒋琬原为县长,费祎乃刘璋亲戚,诸葛亮看出三人皆“社稷之器”,培养,提拔,尽其器能,诸葛亮死后,三人遂继之撑持蜀汉江山三十年。


持身正,执法平,为政仁,选才公,一个政治家,四者具其一,便会受到人们的敬仰,而诸葛亮却四者兼备,且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他身上所迸发出的人格光辉,无论在其生前,还是殁后,都生发出强大的折服人心,震慑人魂,昂奋人魄的力量,使人对他不得不信,不得不服,不得不学。


刘禅曾被人们当作昏君的典型,至有“扶不起的阿斗”之说。然而,刘禅却与一般昏君多有不同:他尊信诸葛亮,一无所疑。不仅诸葛亮在世时,权力一委诸葛亮主宰,而且于诸葛亮死后整整三十年间,一遵诸葛亮遗制,全用诸葛亮选定之人,爱之者用之,恶之者同样用之,不做丝毫变更。这之中,固然有刘禅并不全昏的因素在,但最根本的,还是诸葛亮巨大的人格力量,诱引着、震慑着刘禅,使其自觉不自觉地遵奉着诸葛亮的一切。


廖立被诸葛亮由侍中徙为校尉,接着又废之为民;李严被诸葛亮由蜀臣中二号人物的高位拉下,弃置不用,处罚够重的了。但闻诸葛亮死,这两人比别人还要悲痛。廖立“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袵矣!”李严竟“发病死”。廖立想到的是国家失去栋梁,难免一亡;李严想到的是诸葛亮迟早会再用自己,而他人没有这种襟怀,“故以激愤也”。他们受重罚而思罚者,感佩的都是诸葛亮的为人。这,尤能看出诸葛亮人格力量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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