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清朝最后一棵顶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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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左宗棠

瑕不掩瑜,左宗棠之功远高其过;民族之精英、杰出爱国志士,如此评述,左宗棠当之无愧!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中举,接着考进土,三试不第。从而弃科考,悉心钻研兵法,请熟三韬六略,孕育将帅之法。与朋辈交游,喜为壮语惊众,又尝以孔明自比,人们都笑他狂妄,唯独友人胡林翼极力称赞,说他横览九州,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后来果不出所料,左宗棠累官至巡抚、总督,成为一名很有作为的封疆大吏,后因功奉诏回京,晋升为军机大臣,佐理朝政。

因历史局限和阶级偏见,左宗棠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但总观其生平,其主要功绩是在帝国列强瓜分中华之时,他以大智之言,力排朝廷重臣之昏庸众议;以大勇之行,克服万难,坐镇甘陕。收复新疆之壮举,国人称快,造福子孙,亦令侵略者震惊,举世刮目相看!其维护祖国统一大业之奇勋,捍卫边疆之殊功,可于张骞、班超并架齐驱!无张、班二人,无中国之西域;无左宗棠,中华之新疆,今落谁人之掌,未可知矣。

不得不承认,瑕不掩瑜,左宗棠之功远高其过;民族之精英、杰出爱国志士,如此评述,左宗棠当之无愧!

提到左宗棠,就必须得铭记这样一段悲惨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打破了中国大地古朴田园生活的平静,也打开了与世隔绝、千年封闭的中国大门。一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一时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奴役宰割的对象。英、法等国从海上大肆侵犯中国。

睡在中亚大陆旁边的北极熊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蠢蠢欲动,把侵略的魔掌伸向中国新疆及西部广大地区。鸦片战争之前,沙皇俄国就已侵占了我国西北部的斋桑湖地区和浩罕、布哈拉等中亚小汗国。趁鸦片战争中国处于劣势的境况,沙俄出兵占领了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塔拉塔勒河、伊犁河等七河地区。由于沙皇军官宣称,对中国要用大炮来发言,所以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章程》,沙俄得到了在伊犁、塔城地区的通商,贸易免税,自由居住,传教等特权。

沙俄在鲸吞了我国的古尔班玛图(今阿拉木图)等地之后,进一步强占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深入中国境内750公里,割去我国这片领土上的许多地方。现在划入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就是在1864年归属沙皇俄国的。

就在1864年,清朝在沙俄军队的炮口下被迫签订丧权失地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同时,新疆各地也卷入了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回民起义影响下的各民族反清起义浪潮。封建宗教头目趁机而起,新疆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

喀什噶尔由***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在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由司迪克称王。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

司迪克也有同样的想法,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请回喀什噶尔,对抗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不料, 阿古柏,却是由司迪克引来的一只野心狼。阿古柏盘踞在新疆,和沙俄及英国狼狈为奸,对各族人民实行残酷奴役和掠夺,把新疆搞的南北分裂,民不聊生。

自1886年阿古柏入侵新疆以来,新疆各族人民英勇抗敌,前赴后继,不断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但由于各地封建割据头目大多只关心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各自为政,不能一致对外,有的贫生怕死,临阵败退,有的甚至认贼作父,拱手出卖祖国河山。致使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遭到失败,造成新疆千里领土沦陷,数百万同胞被蹂躏的历史悲剧。

人民的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新疆各族人民要求摆脱苦难,盼望得到内地人民的支援和帮助的心情却更加边切了。据毛拉木抄在《伊米善史》一书中记载说:“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在街头巷尾成群结伙地在一起议论着“汉人就要来了”的消息,不知这些稍息是真还是假,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心愿编织出许多故事,以悦人心,更悦己心。”而此时,清朝政府也已逐渐认清了阿古柏的侵略本质及其巨大的危害性。用武力讨伐阿古柏的提案上了清朝政府的议事日程。

新疆寇深祸急,早该出兵西征了。但腐败的朝廷还在争论不休,待兵不发。为了收复新疆,“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七月,左宗棠率师进驻兰州。

对于这次西征,左公准备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战策。所谓“缓进”就是要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调集军队,操练将士,创造好出战必胜的一切条件。他排除一切干扰,既整顿了军队,减少了冗员,又整肃了军纪,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为了适应出关西征的需要,他对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大事整编,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经过整顿又自愿出关的官兵,士气饱满,情绪高涨,是一支敢于冒险犯难、一往无前的军队。

所谓“速决”,考虑国库空虚,军饷难筹,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大军一旦出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左宗棠申报这笔军费预算之前,他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亲自做了深入调查和细致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

为防止意外,做到留有余地,他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就想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就很难一时凑齐,会贻误战机。军机大臣文祥过问了这件事,他亲自去找皇帝陈述利害关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左宗棠拿到军费,忙命人筹措军械物资,备办粮草,积极实现“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同时,在兰州建立机器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匪徒的洋枪洋炮,左宗棠从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先进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经过一段时间扩充军备,已有了一批威力较强的轻重武器。这时的左宗棠已是万事俱备,胸有成竹,决心马到成功,一举夺回新疆被外寇侵占的失地。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经过一年半的准备,积草屯粮,调兵遣将,打开关陇通道,在即将挥师出关之际,朝廷群臣会议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在这次讨论国家安危的决策性会议上,众大臣都异口同声地说:“自从高宗皇帝在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岁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窟窿。如今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真是个得不赏失的下策。这样打下去,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是了。如果这样办了,也就不必兴师动众,再去西征,就可以专心全力去治理海防了。”在唱和这种不打自招的投降派的论调之中,李鸿章的调门最高,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左宗棠见此情状,似乎不战而降已成定论,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不畏群臣的邪恶,挺身而出,力排众议。

他气贯长虹,慷慨陈词地言道:“如今关陇新平,如果我们不去一鼓作气,及时收复失掉的新疆。而割裂这块国土,让它自成一国,这无疑是个遗祸患于子孙万代的罪恶主张。万一阿古柏无能自立,新疆这块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国势力所狼吞,就是落入北方的沙皇俄国虎口。如果我们这样眼睁睁地束手坐视,任列强鲸吞蚕食我们的国土,那么我们丢掉的就不仅仅是个新疆,也将失去西北边防的关卡要塞和重镇,使西北边防无以屏障,到那时候,我们边防的兵力不但 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从全局来看,它的后果,对内必将严重的有损于国威,丧失民心;对外,也必将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不利于海防。臣以为罢兵乃是误国之计,绝不可行。”

左宗棠的这番宏论,使四座哑口无言,也深深地感动了在朝中久负众望的军机大臣文祥老先生。文祥离位向皇上奏道:“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德宗皇帝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

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自兰州移师肃州(酒泉),坐镇河西指挥战争。清朝大军挥师西进,铁骑千万里,烽烟滚滚,直奔玉门关外,指向英国走卒阿古柏匪帮。此时,英国制造了一起意在牵制西征行动的“马嘉理案”。

1875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派遣使馆译员马嘉理赴云南,迎接从缅甸非法进入云南的由英国军官柏郎率领的所谓探路队。事先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明确表示因边地“不靖”,所以不予发给“游历护照”,但英方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这支一百多人全副武装的探路队还是侵入云南境内,公然向中国挑衅,遇到阻拦即开枪射击,打死中国边民。边地军民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击毙马嘉理,柏郎率兵仓皇逃回缅甸驻地。这就是所谓的“马嘉理案”。

英国驻华公使借机兴风作浪,歪曲事实真相,向中国提出十分苛刻的无理要求。李鸿章不仅不据理力争,反而为英国人帮腔,竟说“此案其曲在我”。在英国盛气凌人的要挟下,李鸿章不得不与之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条约除规定“抚恤”、“赔款”、“惩凶”、“道歉”和扩大领事裁判权、增开若干通商口岸外,还允许英国派员从北京起程前往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进入西藏抵达印度,以“探访路程”。

与此同时,还通过《申报》造谣惑众,发出咄咄逼人的警告:“英国有打通西路之意,因云南腾越官军致毙英国翻译马嘉理,欲借此为词,俄人亦有与甘肃为难,欲牵制官军,使我(中国)首尾不能相顾。”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宣传,目的就是为要撼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决心而开展的心理攻势。

左宗棠对此毫不畏惧,明确表示“马嘉理案”是英国在挑衅,“其曲在英”,“英人将欲开通西路,广销鸦片,掀波作浪,虚言恫吓,其技已穷”。他指责李鸿章对英交涉过于软弱,不敢据理驳斥,以致把事情愈办愈糟。他大声疾呼:“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我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决心没有动摇,他明白,自己年老多病,“动必须杖,生出玉门,谓无逾老臣也。谓戎机肆应,或无疏谈。”为了使“金瓯罔缺”,就必须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至于马革桐棺,寂寞身后,则固非所论耳”。即使“老死西域”,也在所不惜,“非与决战不可”对于在新疆用兵,左宗棠的方略非常明确。他指出,要提防“俄人狡谋”,必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左宗棠战略观点明确,在战术上也精心分析。他说:“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 因此,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

西域幅员辽阔,交通不便,运输军粮代价很高。自古用兵西域,都把兵精、饷足作为先决条件,兵精则军需少,饷足则军粮丰。左宗棠对西征的艰巨性深有了解,所以他不惜一切力量,筹备军粮。

左宗棠运输军粮的线路有三条: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此外,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哈密是从西域进人中原的咽喉,是东、西方交通的要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但这里水渠年久失修,渗水严重,因是砂土地,需用毡毯铺底。左宗棠得知消息后说:“开屯之要,首在水利。毡条万具,既所必需,文到之日,即交宁夏、河湟各郡并力购造。”左宗棠大力支持,张曜屯田积粮成绩巨大,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哈密绿洲已是一片安定的田园风光。

时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清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上无飞鸟,下无水草,极难跋涉。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

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像接力赛似的,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清军大部队严阵以待,兵锋直指乌鲁木齐。

五月,两路会合,首先攻下乌鲁木齐。叛军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九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光绪三年三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叛军一号首领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官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

他的长子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当其时, 白彦虎也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左宗棠正欲趁热打铁,挥师追剿拿擒之时,突然接到朝廷敕令,说什么:“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仰天长叹道:“而今正当擒贼之机,廷臣竞然圈定作茧之策束我手足!于是他上疏抗旨,据理力争。光绪帝看罢他的奏章,暗暗点头称是。不久,俄帝和土耳其开战,金顺建议乘虚袭取伊犁。左宗棠道:“此事不可。我们师出无名,反遭其谤。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并以数支奇兵间道围击。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也相继而下。官军所到之处,南疆各族人民捧茶献水,夹道欢迎。在平叛期间,还有不少群众自愿为官军引路追剿叛匪。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见势不妙,逃往俄国。从此,这场借助英、俄两国支持的分裂祖国的叛乱活动,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这是清朝政府对列强出奇制胜的得意之笔,也是左宗棠戎马一生中最华采的乐章。左宗棠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戎机顺迅,实史传罕见之事。”

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绪帝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族人民为了感念他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恩德,乃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为了进一步开发新疆,治理好大西北边防,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80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开设行省的主张。并建议朝 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叛匪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早在1871年,沙皇俄国乘阿古柏匪徒侵犯我国南疆和乌鲁木齐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驻华公使为了掩盖其强盗面孔,也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这次行动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俄方以为乌鲁木齐很难收复,声称将来归还伊犁,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谎言。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后来俄方虽考虑归还伊犁的问题,但又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左宗棠明知沙俄借归还伊犁进行敲诈勒索,但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通过外交途径,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或许可以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但事实井非如此,沙俄一边谈判,一边唆使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制造事端,进行外交讹诈。并公然野蛮地恫吓说,对中国人“要举起拳头”,要“把剑拔出来”,“用大炮来提出明确的要求”,“用枪口来发言”。还威胁说,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俄国人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不合理要求,由于崇厚是个昏庸之辈,竟然糊里糊涂地签订了条约,消息传来,朝野上下,无不义愤填膺。沙俄的强盗行径和无赖手段,使左宗棠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向光绪帝奏道:“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亡,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光绪皇帝壮其言,殊堪嘉许。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左宗棠,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朗朗宣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乃率军屯哈密,为使臣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西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

哈密是联系西域与中原的交通枢纽,是东西交通要冲,素有“中华襟喉”,“嘉关锁钥”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左宗棠雄踞新疆东大门,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力量,对沙皇俄国则是一块卡进咽喉的硬骨头。同时,他将其舆榇(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我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 辽宁)、山东先后报警,都处于戒备状态。

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时间,他大力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多方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在哈密大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据记载,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他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清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感慨地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左宗棠胸怀开阔,不仅志在夺回失去的疆土,更悉心于经营边陲,美化西域。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

清代诗人肖雄有一首名诗,专为咏顼“左公柳”而作:

十尺齐松万里山,

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

齐唱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的同乡及暮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 即景生情,吟七绝一首:

大将筹边来肯还,

湖湘于弟遍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正当左宗棠在哈密积极准备收复伊犁的反侵略战争时,在投降派的破坏下,清政府动摇了武力攻克伊犁的决心,以“现在时事乱亟,俄人意在启衅,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为由,下诏将左宗棠从新疆前线调回北京。左宗棠将钦差大臣关防移交给刘锦棠后,怅然离开哈密。 正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左宗棠被调离前线,本是朝廷改变武力收复伊犁的作法。不料却给作贼心虚的沙俄造成错觉,认为清朝召回钦差大臣是为了决定对俄战争事宜。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大伤元气。一方面强打精神,让俄方谈判代表放风说,“只有痛打他们一顿,才能使他们老实下来。”私下里却说,“但是我得承认,这种必要的做法,对于我们涸竭的财政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这时的沙俄其实已是色厉而内荏,左宗棠的突然回京,使沙俄不摸底细,十分震惊,所以在谈判桌上,不得不有所收敛。

1881年2月28日,左宗棠返回北京。就在几天前的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这一条约是明显的不平等条约。

沙俄归还伊犁,但却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 北的大片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 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 虽然这一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说,其原因主要是害怕中国出兵“径取伊犁,彼中草木皆兵,遂弭首归诚,退就议和”。但对这一不平等条约大为不满,他说:“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庇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

在外寇长期奴役之下,新疆大地满身疮痍,民生凋蔽。十室九空,土地荒芜,水利荒废,一片荒凉景象。

左宗棠有先见之明,在收复失地过程中,设立善后局和分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各地善后局在安置难民、招民垦荒时,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收留清军中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务农人员的增加和内地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给新疆各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带来了活力。

大规模发展生产,必须全面整治水利。左宗棠始终把“兴修水利以除民患”,列入“最为切要之务”。新疆各地全面整修旧有渠道灌溉系统,清理淤毁河道,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

荒地开垦为良田,戈壁变成了绿洲,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这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为此,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他说:“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但此时左宗棠已不在新疆,而是身居两江总督的高位。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终于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

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阿克苏道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

清朝政府正式批准了新疆设省的方案。1884年11月16日,是新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左宗棠之功,实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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