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汗!美国人眼里明朝居然是这样子


摘自《亚洲史》,[美]罗兹·墨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5。


北京是在国力强盛和自尊的年代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后,骄傲自满取代了追求新成就的进取心,它越来越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问题。它无力剿灭在沿海烧杀抢劫的日本和朝鲜海盗,政府的最后对策是命令所有居民向内地后撤30英里,同时正式禁止海上贸易,尽管这一禁令被广泛忽视。枪炮已经使用了数百年,但中国在枪炮制造和射击学方面已经开始落后于先进的西方。当15世纪末一位例行巡视的监察官要求驻军演示他们那些显然闲置不用又年久失修的大炮时,指挥官竟然回答说:“什么!开这些炮?干吗!那会炸死自己人的!”[1]这位指挥官的话颇有人情味,但举这个例子不太公平,因为在明朝的大部分时期里,它的军队在保持内地和边疆的长久和平、维护经济繁荣所需的秩序方面是相当有效的。但是,无力防范心目中“属国”的侵犯则是令人担忧的。


而现在中国还得同西方人打交道。葡萄牙人在1514年到达华南沿海,但他们的侵略和野蛮行为导致他们于1522年被逐出广州,他们的代表在那里死于狱中。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与步其后尘的荷兰人一样都不过是野蛮的海盗,他们的人数和船只都少到不难赶走。中国人还觉得他们多毛、畸形、有臭味。虽然有几个指挥官注意到他们的枪炮比中国的好,但政府中无人重视他们,更无人从他们那里学习什么长处。


16世纪欧洲反宗教改革派的耶稣会传教士很快就看出中国有大量潜在灵魂需要拯救(所有传教士今天仍然认为如此),并在1582年派出以利玛窦为先行者(见第11章)的一批传教士到中国。利玛窦和他的后继者,特别是汤若望和南怀仁,都是掌握了欧洲文艺复兴后迅速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方面丰富实用知识的博学之士。骄傲自大的中国自尊心使中国不愿向耶稣会士学习可能是最有用的东西:欧洲人在数学、地理学(可悲的是他们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并不完全和准确)、力学、冶金学、解剖学、测量学、精密测量和测重的方法和仪器,甚至枪炮制造和射击学。


然而,朝廷却着迷于耶稣会士带来自娱的钟表和钟表机构之类的小玩艺和玩具,对他们的真正赠品反而不屑一顾。汤若望是训练有素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弄懂并讲解了北京几台元代制造的出色天文仪器的用法,因为明末时中国人对这些仪器的原理茫然无知。他们自己的天文学家曾经注意到他们的计算不再能够预报天体的运行,但他们不去检查他们的假设和方法,反而断言“上天出了故障”。所有这些都是越来越忽视新思想或麻烦间题(如外国人问题)、或者以过分自信态度掩盖这些问题的征候。


在首都,到16世纪末,行政管理效能明显衰退,朝廷充满了耍阴谋的宗派,包括太监。这已成为帝国的祸害。洪武皇帝曾经创立了一个为他出谋划策、侦察阴谋活动和维持严厉独裁的秘密机构。太监由于没有后代而往往得到信任,让他们照看皇子,故易于接近皇帝和有权势的后妃们。他们也被委以皇宫警卫的指挥权,并作为指挥官而取得高级武官职位,有时还到外省充当钦派视察员。他们控制着为宫廷制作奢侈品的工场,监管各省或外国呈献的贡品。太监也常常被任命为出访外国的官方使团首领。


这一切给他们提供了无数贪污受贿的机会,他们就这样为自己聚敛起大量财富。太监也开始控制令人生畏的秘密特务组织,利用它们的权力敲诈勒索和腐化堕落。这对国家资源来说是一种额外负担,因为他们从正常岁人中抽走了资金。财富的另一种严重消耗是支付给皇室和显贵家族无数亲属们的巨额津贴,这些亲属及其家人成千上万。到16世纪后期,单是这些津贴就消耗掉两个省岁入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其数额的庞大。远征朝鲜驱逐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入侵者(见第8章)的昂贵军费,更进一步耗竭了财力资源。给与蒙古和中亚其他君主国的财政援助,本意是让他们安分守己,防止他们再起暴动或进犯中国领土,但却加剧了财政紧张。已经很高的赋税进一步提高了,城市和乡村都发生了抗税事件。赋税负担不均衡地过多落在穷人身上,因为很多有钱或有权势关系的家庭设法将自己的名字从纳税登记册中删除。农民另外还要完成沉重的劳役,包括重修大运河和长城。很多人如此悲观绝望,以至干脆逃到乡下或小镇隐姓埋名,或者做盗匪。


英明的统治者,如洪武皇帝,有能力阻断这类弊端并控制住太监;但昏庸皇帝在位时,太监往往成了真正的掌权者,但他们恰恰又是滥用职权者。洪武曾经警告他的大臣们:“任何想利用太监做耳目的人必将成为聋子和瞎子。”(原文:“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2]永乐之后,出现了一连串平庸皇帝,他们多数都在宫中享乐,把帝国政务交给太监和官僚们。这种模式在权力和责任如此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的制度下是灾难性的。


土匪和海盗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这不但是对日益贫困处境的反应,而且也是对持续兴旺的贸易,尤其是同日本的贸易的反应。日本人往往时而为商人、时而为海盗,即所谓的“私掠船船员”,就像大致与他们同时代的英格兰的德雷克[3]和霍金斯[4]。明政府于1530年取消日本官方贸易代表到宁波(上海以南的海滨)的许可后,海盗及走私活动大大增加。海盗和走私者在中部沿海地区的主要根据地是长江口外离宁波很近的舟山群岛,宁波则是当时人口众多高度商业化的华中地区最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海盗和走私者的其他根据地分散在华南锯齿般海岸边无数小港湾中,当政府搜捕紧急或其他情况需要时,他们可以从一个小港转移到另一个小港。


长江以南的这部分海岸几乎不可能彻底巡逻,那里的海盗渊源久远。该地区的大部分都是连续延伸入海的山脉,意味着发展农业和陆上贸易的可能性不大,但有大片森林可藏身并供给造船木材。就像地中海很大部分海滨、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5]海滨或加勒比海海滨一样,这个地区既有可供海盗藏身的根据地,又有离岸不远的海上商船队带来滚滚财源的难以抗拒的从事海盗活动的诱惑。事实上,中国南部沿海的海盗活动直到1950年以后才被最终消灭,不过那里的走私仍在继续。


20世纪初中国海关的一份报告谈到南部沿海时说,“海盗活动和走私已成为人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如果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搜剿过紧,来自厦门或汕头及以南的海盗和走私者就会穿过边境进入邻近的越南,他们能在那里找到庇护所、供应品和越南同道。岸外不远处隔海相望的海南岛长期以来就是两国亡命徒从事抢劫和走私的臭名昭著根据地,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防止该地大规模走私中也感棘手。华南沿海的居民总归是中国的主要航海者,他们很多人靠打鱼和贸易为生。郑和的船队就是在这一沿海地带港湾中的船厂、用当地的木材建造的,船队的水手也是在那里招募的。随着明朝后期中央政府的权力,包括海上力量和效能的衰落,随着巧世纪以后进一步贫困化,海盗活动和走私再次猖撅以至达到失控的地步。到晚明时,大多数海盗已经不是日本人或朝鲜人,而是中国人了。


从1573年至1582年任内阁首辅的杰出大臣张居正,曾进行过一次重大但仅取得短暂成功的改革尝试。万历皇帝1572年即位时还是个孩子,由张居正辅佐一段时期。作为一名卓越儒教学者的张居正,强调经济、公正和责任心的重要。他试图再次改革税制,将那些在旧税制改革后从纳税名单上溜掉的逃税土地和家庭重新找回来,以此增加现已萎缩的国家岁人。他还尝试限制宫廷和皇族特权及过分奢侈的花费,重建监察官检查和报告各种弊病的权柄。但在张居正于1582年死后,万历抛掉所有假装临朝听政的虚伪,沉迷于更加奢侈的享受和玩乐,把朝政交给宫廷太监掌管。他甚至多年避而不见他自己任命的大臣,拒绝任何约见和处理任何事务,对任何弊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不幸的是,万历皇帝活到并统治到1620年,继位者泰昌[6],在位一月便死去了,接着登基的15岁皇帝天启有智力缺陷,他大部分时光都在宫中笨拙地修补木器中度过。他把政府权力交给与他儿时乳母勾结在一起的太监魏忠贤,后者曾经是他母亲的侍膳官,因而几乎肯定是魏忠贤毒死了泰昌,尽管从未得到证实;何况那时人们也不愿与他为敌。魏忠贤组织了一支小小的太监武装来控制皇宫,设立遍布全国的间谍网。魏忠贤原为无赖,欠下大笔赌债,自宫为阉,钻营到宫中当了太监。虽然他目不识丁,虽然他毒杀了小皇帝,但新皇帝却授予他正式职务。通过不择手段的阴谋诡计和武力,他消灭了他的所有敌人——多数是朝廷儒教学者——把他的机会主义支持者安插到他们的位置上,并强征新税来支撑他那奢侈生活方式。知识分子被当成“谋反者”遭到全面迫害,数百人被处死。


大部分学校被关闭。政府官职半数空缺,申请和诉状无人作答。当然,儒教弟子进行了反抗,一群自称东林党(由著名东林书院得名)的学者试图对这些邪恶势力实行道德讨伐,在东林党领袖指控魏忠贤犯下了谋杀、强迫皇后堕胎及其他24条“大罪状”之后,魏忠贤用恐怖手段回击。最后,魏忠贤不择手段的权力获胜,到魏忠贤自己于1628年畏罪自杀时,大多数东林党学者被贬黜、监禁或拷打致死。


改革已经太晚,太监的控制过于强大,难以打破。但正如前文指出,京城的宗派斗争、腐败、心不在焉、不负责任和道德堕落,并不意味着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帝国的其他地方,实际上大部分地方直到王朝最后崩溃前始终按各自的势头前进,虽然其活力和成就在后期逊色不少。宫廷太监权力,削弱并在后来实际上取消了中央监察官的权柄甚至作用,很多敢言之士被杀。到1630年代,全国大多数人对帝国秩序和传统制度的正常运行失去了往日的信心。魏忠贤死后,宫廷太监不管是否干政,仍继续胡作非为;国家财富因为支援朝鲜抗击丰臣秀吉入侵(见第8章)的庞大开支而枯竭,从此再未得到恢复,给整个国家制度的有效运行造成灾难性后果。通货膨胀更大大加重了困难。1627和1628年西北陕西省发生大旱灾和饥荒,起义开始蔓延并很快遍及北方大部分地区。官员及地方行政长官必须处理数量比过去更多、饱受盗匪活动甚或叛乱之苦而心怀不满的人口。他们的薪俸提高了,拨给了特别津贴以免他们挪用公款或受贿,但这些办法都不能弥补通货膨胀或满足他们因必须雇用越来越多协助工作的人员所造成的日益沉重的需求。这些“助手”虽然重要,却并非正式雇员,他们的报酬不能由国家拨付,使得地方行政长官和其他官员只能从自己本来就不丰裕的薪俸和津贴中支付这些开支,其必然结果是腐败和贿赂更趋严重,因为全部传统儒教的最高美德就是要担负起对自己家庭的责任。当个人和家庭还在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候,儒教道德体系的其他方面就逐渐淡化了。


明朝军队在朝鲜的战事并不出色,他们迫使日本人后退,但随即在朝鲜首都汉城附近遭伏击。余下的战斗形成僵局,直到老天爷让丰臣秀吉死去,日军立时撤回日本。几年以后,利玛窦讲出了他对明军的不佳印象:“所有这些现役军人带着一种可鄙的生活态度,他们从事这一职业不是出于对他们国家的爱或对荣誉的爱,他们倒像是在为他们的雇主服务。”[7]利玛窦又补充道,军队的马匹是筋疲力尽的瘦弱家伙,一听到敌方干草原战马的嘶鸣就惊慌逃跑。这里用得上中国一句流行谚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那时,明军很大一部分兵员是前犯人、流浪汉、前土匪和游手好闲者,军队人数从明初以来增加了一倍,但战斗力远不如前。从军合同成为公开的日渐膨大的贪污腐化舞台,军事装备和其他供应品的质量严重恶化,军队士气和领导能力大大降低。把日本人赶出朝鲜的目的未能达到的原因之一,是已经处于劣势中国武器,包括刀、剑、矛和枪炮。日本人很快注意到并且仿造了葡萄牙人改良的大炮和早期研制的步枪,又叫火绳枪,即一种用法麻烦的前装式武器,太笨重,不易抓握,不易射准,因而要支撑在某种架子上,但近距离战斗中杀伤力极强。不过明军的大炮占优势,在战斗中起了大作用。


在荒淫堕落的万历皇帝统治下,先是在首都,然后逐步扩及帝国其他地方,出现了类似的效率和信念的下降。尽管张居正进行了短暂的改革,腐败行为却重新把大量土地和其他财产从纳税名单中删除;魏忠贤及其后继者新征的税种,加上人口的不断增长,造成了广泛的经济困难以及土地租佃、不法行为和地区饥荒的猛增。盗匪活动、地方起义和起义者秘密会社——这些标志王朝即将崩溃的万能晴雨表——也大量出现,人们在公开谈论明朝已经失去了上天的授权。


现在,无能、混乱而且几乎无人带头负责的政府,必须对付两大起义。1628年,西北陕西省的饥荒,反而导致随心所欲的政府开支而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救济。驿卒李自成被解雇,便与已在山中为寇的叔父会合。李自成部队在三四个邻接省份四出袭击,吸收了更多拥护者,成立政府,给饥民分发食物,任命官员,宣布建立新王朝。1644年初期,李自成率部向北京进发,仅遇轻微抵抗。明朝最后一代皇帝被他的大臣们抛弃,听到城破消息后,绝望中自缢于他轻松而不负责任度过一生的皇宫后面的煤山,死前曾想用剑杀死自己的长女未果。


张献忠领导的另一支声势同样浩大的起义军此时也在华北广大地区进行袭击和抢劫,他采取打了就跑的战略,使明军疲于应付。1644年,他率部侵入四川,成立政府并称帝。他加入权力角逐,但他的恐怖政策使他失去了被他视为权力竞争者的上流阶级的支持,缺少这些人的协助,他的事业走向了失败。但是,明王朝统治者实际上是被自己打败的,因为他们忽视了任何政府都应该履行的职能,即管理并服务于它的臣民。


中华文明传统遗产组成部分之一的压制妇女,在明代继续存在,这方面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例外。宋代小规模开始的缠足恶习,在明代流行更广,给少女造成极大痛苦,因为她们的足部被紧紧裹住,致使足弓折断。这样做是要造成所谓的“三寸金莲”,给男人们以色情刺激,并保证女孩可以找到好丈夫。在明代,这一陋习基本上局限于上层阶级,尽管后来扩及北方大部分居民,南方部分地方则未受波及。然而,明代小说《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文学作品,却公开暴露性乱和色情。




满人的征服


另一个非汉族中国人的干草原民族,即曾经征服北宋的女真人的后裔满族,尽管明初曾极力将他们分而治之或加以征服,还是在长城以外的满洲强大起来并夺取了政权。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努尔哈赤(1559-1626)统一了好几个原先独立的部落,建立了一个中国式国家,自称皇帝。他倡导并采用全套儒教体系及其哲学,将首都建在满洲南部的穆克登(今沈阳),他的两个能干儿子在那里继承他的事业,并继续致力于满族国家和文化的汉化。


到1644年,满人在政治和文化上,除他们的口语外,已与汉人没有区别。他们控制了整个满洲,南部疆界直抵山海关。他们的文官政府和军队中有大量汉人,后者看准了满人将很快夺取政权,相信满人的国家将比当时的明王朝更有作为。满人经过两次征讨,战胜了内蒙古的蒙古人和朝鲜人,并把他们收为附庸。他们有意识地积蓄力量准备征服全中国,1644年他们终于等来了机会。


明朝总兵吴三桂面对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的局势,请求陈兵山海关边境的满人军队帮助他打败了义军。顺利完成这一步后,满人留下不走并建立了清王朝,以土地赐予一批中国合作者作为奖赏。这些合作者中,有一些后来叛变,但均被武力镇压下去。最后,1683年,新的王朝征服了一直忠于前明的海外台湾岛(福摩萨),这与20世纪的局势很相似。因此,从1644年起,又经过了将近40年,中国人对新征服者的一切抵抗才被一个原先的干草原民族消灭。但与蒙古人的统治不同的是,满人开创了一个漫长的国内和平和空前繁荣的时代。


满人称他们的新王朝为清,这个称号乃努尔哈赤的儿子选定,并由他的孙子康熙(1661-1722在位)传承。康熙1661年即位时年仅八岁,故通过摄政大臣进行“统治”直到1669年亲政。清的意思是“纯洁”,这个名称意在给异族、即使是蛮族的统治增添合法性。但是,满人的中国功课学习得很好,他们尊敬并延续了明代传统,因而也就延续了中华帝国传统,所以他们能够正当地声称他们是恢复中国光荣过去的解放者。而当这一传统后来将他们变成保守的管家人而非创造者,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他们进一步变成反对一切改革的顽固派时,他们也像明王朝那样,已经在王朝的头两百年统辖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光辉时代。清王朝是西方人第一次深刻认识的中国,虽然清王朝在19世纪进人衰退,西方人依然对这个建立在它之前奠定在伟大帝国基础上的王朝产生了难忘的印象。


明王朝在无能和耻辱中结束,但其成就的积极方面仍被看重并由它的后继者保留。明初的巨大活力和成功,使他们在两百年或更长时期内有效营造了新一轮的繁荣、文化兴盛、商业和城市发展,以及高雅品位的进一步提升。通俗文化在廉价印刷术支托下迅速兴旺起来;大城市中的富商赞助并参与上流文化活动。虽然激动人心的郑和海上远征被放弃,中国人与东南亚的私营贸易额却成倍增加,而且国内贸易也茁壮成长。农业生产力在国家部分指导下有了提高,人口显著增加。明代的北京依然作为王朝财富和力量的纪念傲然屹立。但洪武开创的高度集权政府体制,在后代软弱皇帝在位时期则逐渐侵蚀了行政效能,权力日益转移到宫廷太监手中,造成灾难性后果。明朝开始无力为臣民服务,国家因起义而分裂,终于成为组织更完善、将明人忘记了的儒教教导学到手的满人轻易捕获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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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文出处:C. O. Hueker, China to1850(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39


[2]明黄光昇撰《昭代典则》。


[3]德雷克(Sir Francis Drake,1540/1543-1596),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著名航海家。他多次奉女王之命率船队出海,被授劫掠西班牙的船只和土地的权力,从西班牙人手中掳获大量财富,行同海盗。后又担任英国舰队副司令,把西班牙无敌舰队打得落花流水,成为英国的英雄人物。——译者


[4]霍金斯(Sir John Hawkins,1532-1595),英格兰海军行政官和司令官。早年经营非洲贸易,不久成为英格兰第一个奴隶贩子,他的贩奴活动与海盗无异。后在英国海军中位居要津,对设计更快速、武装更强的船只做出贡献。西班牙无敌舰队人侵时,他是第三号指挥官。——译者


[5]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一个区,范围包括中部沿海地带和岸外一系列亚得里亚海岛屿。沿海多海湾。——译者


[6]原文错误地说接替万历登基的是15岁皇帝天启,而忽略了泰昌。译者做了改正。——译者


[7]英文出处:J. Gemet,A Histi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ns. J. R. Foster(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ersity Press,1985),p.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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