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经济思想

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坐镇重庆,主政西南。在这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运筹帷幄、殚精竭虑,迅速改变了解放初期西南的混乱局面,恢复和发展了西南的经济,改善了西南人民的生活。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在邓小平伟大的革命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在这一时期产生;它为后来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继续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任何经济思想,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实践活动的产物。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西南地区是中国大陆解放最晚的地区,各种政治力量聚集到这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第二,西南地区同时也是全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既有广大贫穷落后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像重庆这样相对先进的现代工商大都市。第三,解放初期的西南地区,从总体上讲是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的经济。就以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为例,解放初期全市共没收的官僚资本工业企业80户,固定资产1.27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9%;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1600余户,固定资产所占份额少,技术水平低。1952年底,随着国营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的建立,重庆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工业方面,国营经济占40%,公私合营经济占25.47%,合作经济占1.35%,私营经济占33.18%;在商业方面,国营经济占53.05%,合作经济占4.68%,私营经济占42.29%。至此,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开始超过资本主义经济成分。 第四,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看,西南一经解放,就立即进行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造,国家迅速掌握金融、财政、税收、价格、工商管理等手段,再辅之以没收官僚资本后所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成分,进行宏观调控,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为建立社会经济新秩序创造了条件。第五,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央的经济政策的指导。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时期的经济活动,既不同于抗战时期太行山区的一个狭小的且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实践,这时的独立性、自主性相对较强;也不同于后来他上调中央后面向全国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的经济实践,这时主要是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实践活动。西南是全国六大行政区之一,有23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的数省地域,7000多万人口,不发达的多层次的生产力。邓小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区,主要的是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制定的社会经济政策,但是邓小平在执行过程中又根据西南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加以创造性地贯彻甚至发展。邓小平一些创新思维和经济思想恰恰体现在创造性地执行和贯彻的实践过程中。这种考察使我们从历史的、逻辑的角度体会到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二者具有直接继承性。


一、妥善处理城乡接管与城乡经济关系


1949年3月,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报告里明确提出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途径与规划。与此同时,全会明确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决策,将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


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地贯彻中央方针,这是邓小平思想和工作方法的一大特点。邓小平不是教条主义地执行这个方针,而是把这个方针的执行视作一个过程、一个必须达到的目标,而不是不顾条件不顾具体情况地机械执行。在进军西南之前的1949年8月,邓小平在一次军队干部的会议上根据二野和三野在华东地区的接管经验,提出:在城乡关系的问题上,在接收城市阶段,由于城市是反动统治的集中点,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将一切主要力量,包括领导重心、大批较强的干部放在城市,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接着就带来了问题。因为没有乡村支援的城市是孤立的,是不行的。到了这一年的10月,邓小平率军进入武汉、长沙之后的城乡接管实践,进一步认识到有些同志片面地理解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以为只要城市不要农村,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就产生了封建的农村包围相对发达的城市的现象,农村不与城市合作,有些还封锁城市,粮食困难,影响各种物价飞涨,票子不下乡,……城市孤立,增加了城市建设的困难,以致站不住脚。"因此,邓小平当时设想接管城市的三阶段工作,即:第一步首先是占领、接管城市。这是第一个时期内的工作重点。第二步是在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后,迅速地将工作重点转入乡村建设。城市中除了留下适当与必要的干部外,大批的干部要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完成土改。这个时期大约要两年到三年。这样做,并不是抛弃城市或轻视城市,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城市。第三步是经过三年或四年以后,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再将工作与建设重点真正转入到城市。


1949年11月1日,刘邓大军发起西南战役,历时50多天,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云、贵、川、康广大地区。因为胜利又使我们面临着要供养大批部队和旧政权人员以及恢复经济的种种困难,邓小平决定调整工作思路。他在1950年3月的川东区党委一次会议上讲:西南局所决定的西南的新任务是两方面,一方面要学会管理城市,另一方面是加强农村工作这个基础。……这次西南局会议是把城市与农村两者并提,而且把学会管理城市提到前面。这个任务的提法,与我们刚进入西南时所提的是不相同的。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全国大陆的统一,改变了整个的形势。过去的办法,是全国大陆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时提出来的,那时城市受交通的影响还孤立着,要靠农村去养活它。像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都是孤立着的,要靠农村,必须把农村搞好,城市才有办法。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交通通达了,物资可以交流了,城市收入大大增加了。而过去我们的收入以农村为主,城市收的很少。根据实际情况证明,城市只要管理得好,不但能够养活自己,而且能够上缴后有富裕。邓小平还以税收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我们在南京时预定西南税收数字是30亿斤大米,城市税收则不到5亿斤大米,城市收入只是农村收入的六分之一,重点是农村。但实际上经过这一、二两个月(指1950年1月、2月),我们核定的预算是农村收40亿斤米,城市收25亿斤米,这就与在南京的估计不同了。此外再加9亿斤的盐税,8亿斤的其他税,总共是43亿斤要在城市收起来。这还是在城市工作没有基础的时候,比例已是四比四,如果工作做得好,城市收入是要超过农村的。他在讲话中把城市税收及财经任务作为"政治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基础不稳,就要垮台"。


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了"面向农村"的口号。他较早地从城乡经济的互动和国家工业化的角度观察农村问题,观察工农问题和城乡问题。他在1950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面向农村。这不单是工商界的出路,也是工商界的任务。一个封建落后的农村是不可能为工业开辟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的。……农业生产发展了,就能够更好地为工业积累资本。农民生活改善了,购买力增加了,工业的出路也就解决了,现在遇到的困难那时也就不会有了。城市为农村服务的道路很多,工业方面应该研究农民的需要,在现实的基础上,考虑自己的生产计划;商业方面无论在收购农产品方面或供给农民以工业品方面,都应讲求给农民以便利,并减轻农民的负担。


由此可见,在城乡接管与城乡关系的思路问题上,邓小平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决定政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精神,从"城市--农村--城市"到"城乡并提,以城市为主但又面向农村"。这不仅仅是工作思路的转化,而是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决策能力,体现了熟练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工作方法。"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可宝贵的思想路线,这也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按市场规律解决经济问题


解放初期,由于国民党长期的通货膨胀政策和恶意破坏,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西南工商界百业萧条,困难重重,不少工厂歇业,工人失业。邓小平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在解放后的一个月之内就摸清了问题的症结。他在1950年1月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到重庆后,工商界说出了自己的困难,大约不外有:(一)资金问题,要求政府给以贷款。(二)原料问题,要求政府给想办法。(三)产品推销问题,要求政府予以收购。(四)劳资问题,要求政府予以调解。(五)动力问题,要求政府予以解决,等等,这些困难是真实的"。


面对困难,不少资本家对人民政府抱有过高的幻想。以重庆为例,他们"认为重庆解放后,比上海、武汉恢复得快,因为全国解放全国支援。对我们要求很高,要我们快修成渝路,建重庆大港,修两江大桥,想不到解放后的一定时期的困难,想不到战时工业转入和平工业的不易。经过多次的商讨解释,还是不能完全体会。邓政委(指邓小平)9次报告中提到政府困难甚多,强调工商界自力更生。以后一个月时间,转为沉默消极,不积极提意见"。 据统计,刚解放时的重庆,工业方面共有29个行业,1764户;商业方面共有97个行业,2.7万余户。全市各行业职工总数24.7万人,连同工人家属有50万人以上,是全国七大工商城市之一。 重庆在西南,在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私人资本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怎样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呢?邓小平认为"私营厂靠政府下命令是不行的","政府只能在政策上予以各方面的一切可能的协助,但主要还要靠工商界自己多想办法。如果希望超出了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则可能产生失望的结果"。 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地指出,搞活经济、搞活企业主要靠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自己,而不是由政府下达行政命令或由政府背上包袱;政府也应有所作为,但主要是在经济政策上、在宏观调控上下功夫,通过这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思想从一开始就完全符合市场规律,实践也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市场需求是搞活企业的前提,否则应关、停、并、转。


邓小平指出:今天救工业,主要是救有销路、仅仅是暂时困难的工业。管理非常不合理的要垮,投机的也要垮。香烛纸钱等迷信产品的生产是没有前途的。有的东西的生产现在要减少,但几十年之后还会有发展的,如化妆品。有些东西生产超过市场需要太多,销不出去就有了问题,要指导转产。邓小平在这里根据新的市场寻求变化对企业进行了分类指导。此外,他还从政府与企业两个方面进行具体指导以缓解困难。他在1950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分析道:"拿资金来说,政府银行应该举办一些贷款,但为数是不会很大的,主要靠工商界自己想办法。例如现在和将来都没有出路的经济事业很可能将他们的资金转到有前途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向外逃走的资金,可以设法鼓励他们转回来;可以宣传某些开明一点的地主把他们的资金投到工商业,主要是工业方面去,这对他们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拿原料来说,过去依靠外国而现在又无来源的,应找寻新的来源或考虑新的出路;过去依靠外区而现在来源困难的,应共同设法消除困难,例如西安的棉花,公私纱厂可以按上海办法组织联合采购。拿产品来说,应设法开辟销路,其关键之一还在于改善管理,减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以利推销。因为在国内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关税壁垒,只有使自己的东西比人家好、价格比人家低才有销路,这对于鼓励提高技术水平也是有好处的。至于政府收购产品问题,这要根据总体情形来决定。如确系临时周转发生困难,而政府又力所能及的,政府应积极帮助其解除暂时的困难;又如这个产品是很难卖出或根本不能卖出的,就不应要求政府来代替私人背上这个包袱。"


利用价格杠杆实现宏观调控。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严重困难之一,是投机资本横行,经济秩序混乱,市场物价不断上涨,严重影响生产和生活。从全国来看,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其中以上海涨风尤炽,从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其批发物价总计上涨20倍。在西南地区的重庆,虽解放较晚,但从1950年2月起,涨风突起,主要商品价格较1月份上涨1.08倍,其中粮食上涨最多,米和面粉都上涨近两倍。这次物价上涨是由于当时战争尚未结束,残破的经济还未恢复和重建,通货膨胀,金融混乱,国家财政收支还不平衡,匪特破坏交通,一部分投机商人兴风作浪所引起的。面对乱局,邓小平指挥若定,与不法商人斗智斗勇。邓小平依靠中央政府从上海组织大批申纱,从川东地区调集大批粮食大量供应市民,从3月1日起物价普遍回落,10日后基本扭转物价猛涨的势头。与邓小平在重庆打赢"大米战争"的同时,贺龙在成都与不法奸商的"棉纱战争"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邓小平通过这次较量,初步尝试了价格杠杆的作用。他总结道:"这次重庆物价上涨,就是贸易工作没做好。固然有客观原因,但是我们在应该抛售货物的时候没有抛,这是不对的。中央规定,以后凡是应该卖的一定要卖出,否则要受市场的惩罚。现在什么是主要政治任务呢?稳定物价。革命如何才有保证呢?也就是稳定物价。"到6月底,当美国发表侵略朝鲜的声明后,投机商人再次兴风作浪,一个月之内,重庆物价平均指数上涨23%。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再次运用价格杠杆向投机商人宣战,8月下旬,西南各地物价止涨回跌,不法商人血本无归,再也掀不起什么大浪了。


在组织恢复生产调整经济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十分重视利用价格杠杆。他强调:平稳物价并不是压低物价,既不能使物价过高,也不能使物价过低。调整经济主要表现在价格方面,包括税收标准、负担政策。针对重庆一些企业产品质次价高还要政府保护的要求,邓小平说:上海一件纱卖500万元,这里要900万元,谁来买?不能把关税壁垒搬到三峡来,再来个封建割据。在稍后的一次讲话中,他进一步讲:私营工业的发展对国家是有好处的,但如果报价不合适,有什么理由叫公家买你的?现在各家企业确实在精打细算,私营工业计算成本,这对资方,对国家,对工人都有好处。


国家投资大型基建项目,借以拉动内需,促进复苏。


恢复经济除了靠市场这只手外,还必须运用政府这只手,靠政府的宏观调控。由政府直接投资一些重大基本建设项目,从而增加企业的公私订货,再辅之以政府财政金融手段的扶持,从而恢复和发展生产,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在这个思路指导下,1950年初,都江堰水利岁修工程,康藏公路的修建,进藏部队的军需订货,特别是6月15日成渝铁路的开工,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兴修成渝铁路,是邓小平主政西南的大手笔。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西南工作情况时,特别提出"着重于修成渝铁路"。2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邓小平说:"我们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我们只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决不能百废俱兴。……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经济建设,而且还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 事实正是如此,成渝铁路圆了巴蜀儿女几代人的铁路梦,其政治、经济意义不可低估。到1950年8月,曾陷于严重困难的重庆钢铁、机械、水泥等工业,已因成渝铁路的订货而全部或部分复工生产。与此同时,参与采伐和运输枕木的70多个县几十万农民因而增加了收入,十万筑路大军解决了大批失业工人的生活出路。


由成渝铁路的修建,使邓小平更加体会到铁路建设在西南经济这个大棋盘中的地位与作用。他在1952年6月7日指出:"西南的铁路是全国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恐怕今后要争取每年有一条铁路开工。铁是不成问题的,主要是技术问题。过去我们说过要修天成路,现在已经开工了,明年争取川黔路开工,川滇路也开工,甚至争取滇黔路开工。往后的任务是很多的,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了。"邓小平这些话,对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中的基本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便捷的物流和人流,至今仍是现代经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不从根本上解决"蜀道难",四川、重庆的经济难以腾飞。


发展地方工商业,活跃地方经济,满足人民需要。


解放初期的大西南,现代工业极少,生产力落后。加快地方经济发展,如果只靠国家投资的少量大工业是不行的,必须多管齐下,充分发挥国家和地方、国营和私营、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优势。邓小平提出:要"发展小型工业和手工业。目前我们的大工业只有这么多,而且这些大工业的生产是用于全国或国防的,大多和农民无关。要解决这个问题,满足农民需要,必须加强对地方工业的指导,这主要是各省区的工作。地方工业的经营方针,首先是要研究能在本区内解决原料与销路的,然后由近及远;其次必须是有利可图能吹糠见米的,至于那些虽然有前途,但目前无利润的工业,只能等过些时日再办。各地应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小型工业。地主的一些资金也可诱导到这方面去。"关于西南区的商业工作,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加大国营贸易的力量。国营专业公司的分支机构要加大,自己带头下乡。重庆现在要注意,有二亿亿减租退押的票子,下乡后如何办?资本家的着眼点是如何去从从农民身上收回来,但我们却必须注意如何活跃农村经济。二是大量组织私商下乡。要有意识地组织和指导私商下去,让他们获得适当的利润和发展,我们不要害怕这样会发展了私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目前一定限度内的发展还是有利的,而且我们可以从税收、从价格上加以限制。"这些论述既体现了在恢复时期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在工商业发展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各方面力量采用多种方式活跃地方经济,同时又不放任自流,国家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引导和"节制",从而做道"放而不乱,活而不死",使地方经济始终在有利于国计民生和国家宏观调控下运行。


三、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西南区解放伊始,各种困难很多,各项亟需解决的重要任务也很多。从大的方面讲,有四项重大任务,"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工人"。但所以这些工作,"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树立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这个指导思想,必须正确处理好发展生产与各项工作的关系,否则其他工作一来往往冲掉了这个中心。这就需要"学会弹钢琴",辨证地处理好当前工作和中心工作的关系。邓小平1951年5月给云南省委的指示中强调:"凡属党内不纯的地区,无论镇反或土改,均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混乱,你们对于这种地区暂停杀人、捕人和群众运动,集中力量去调整组织和进行生产,这种处置是必要的正确的";1951年7月西南一些地区旱灾严重,邓小平给西南各地并报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凡属灾区就应以战胜灾荒为中心,其他工作均应围绕这个中心并结合这个中心去进行,甚至可以暂时停止其他工作(如土改),专力进行对灾害作斗争。"西南区的"三反"、"五反",消除了党政机关内的贪污腐败分子,严厉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但在运动后期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是工商业出现萧条,停工歇业严重。对此,邓小平在1952年5月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指出:"我们在 '五反'中的最大毛病,是对大工商户的处理拖得太久,对工商业的恢复影响较大。全西南不过5000工商大户,他们在工商业及国计民生中起重要作用,他们结不了案,即使百分之九十几的中小户结了案也不能使经济生活恢复正常,我们在这点上是吃了些亏的。" 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再次提出:正确调整"五反"后呈现出的新的公私关系。这方面目前主要是防"左"。在加工订货上,要纠正计算过苛、工缴过低、规格过严的毛病。在银行贷放押汇上,失之太紧,不能配合当前恢复经济生活的任务,这在西南是较普遍的毛病,必须纠正。邓小平冷静而清醒地把握大局,排除各种干扰,既保证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正常发展,又始终抓住发展发展生产力不放松,使西南区的经济形势逐步好转。


改善和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革命和发展生产的最终目标。建国之初,有的同志以为革命成功了,该享福了,种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出现了。邓小平抓住这个苗头,尖锐地指出:目前我们有两条路,一条是苦,另一条是垮。如果要享福就得垮,二者只能取其一。如果共产党脱离了人民,人民为什么还要拥护共产党呢?为什么不可以打倒他呢?为什么不可以把共产党变作革命的对象呢?台湾并不要紧,蒋介石上不了大陆。但如果大陆上的人民反对我们,那蒋介石就会再上大陆来。如果共产党让人民失望,经济影响了政治,我们如果不能很快把经济搞好,那是要失败的。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建立了盖世功勋、主政一方之后,头脑如此清醒,看问题如此尖锐,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毛泽东一再提醒全党"不当李自成"的生动体现。邓小平把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提高到巩固政权、巩固执政基础的头等大事来看待,宵衣旰食,呕心沥血,时时处处关心人民生活。当大批城市失业、半失业工人在贫困线上挣扎时,他日夜不安。1950年4月29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联名向西南地区机关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发出书面号召,节约开支,捐款救济,全区党政机关先后捐款15.4亿多元,粮食168万多斤,救济失业工人。当1950年广大农村出现严重夏荒时,邓小平痛心疾首地自责说:"最近出现了严重的夏荒,已经开始饿死人。我们过去对此犯了麻痹的错误,现已采取迅速有效的步骤进行生产救灾工作。各地必须重视这个问题,保证不再饿死一个人,否则我们就没有对人民负起责任,将使我们丧失人心和社会的支持。"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任何政权的巩固的基础在于经济的稳定","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几十年过去了,邓小平这个思想始终没变,最终发展为邓小平理论大厦的基础性理论之一。


四、依靠工人群众管理企业


解放之初,在企业内部,大都存在封建把头制度,资本家依靠把头管治工厂,大小把头层层盘剥工人。党接管城市后,立即着手恢复城市经济,而城市经济中组织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民主改革则首当其冲。


在城市、在企业,我们党的依靠力量在哪里呢?邓小平在重庆解放后召开的第一次接管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依靠工人群众揭发贪污分子、特务。没有工人群众,我们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如果我们不去依靠工人阶级,那是一个根本思想问题。"工人阶级是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建设新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力量。邓小平依靠工人阶级管理企业、管理城市的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这个"根本思想",他在多种场合反复加以说明。1950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上又进一步强调:"我们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工厂'的口号这是管好工厂的关键。我们不少的军事代表、工作组乃至工会干部,至今还不懂得这个口号。他们不去启发工人和职员的积极性,甚至对工人职员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有些同志还喜欢对于自己不懂的技术问题或管理问题,使用'最后决定权'。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经过整风之后虽然好了一些,但至今仍然是干部中的最大的毛病。" 由此可见,邓小平从进入城市的第一天起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依靠群众管理企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从而把握住企业管理的正确方向。


依靠工人管理企业,不能盲目蛮干,不能固守管理农村或管理军队的老办法,必须要懂得科学。因此,邓小平要求党的干部要"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而我们城市工作今天最薄弱的环节,则是最中心的生产管理问题。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努力。因为不搞好生产事业,特别是不搞好工厂管理,就不可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 具体地讲,要管好工厂,中央的方针是必须实行"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业化",邓小平的理解是:"所谓管理民主化,必须具体体现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之中,尤其是具体体现到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这三种组织形式中,否则就说不上民主化、就没有民主的内容。……所谓经营企业化,也只有在管理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工业部确定从合理化建议及订立集体合同两件事做起是正确的。经过了这些步骤,启发了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才有可能计算成本。当着一个工厂连成本都无法计算的时候,就谈不上上了轨道,也谈不上经营企业化。" 管理民主化,也就是如何调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即人的积极性问题;经营企业化,则是将企业生产力诸要素如何合理组织并发挥潜能的问题。抓住了这两个方面,也就抓住了管理企业的牛鼻子,其他问题则迎刃而解了。


在使用和启用企业人才方面,邓小平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他反对论资排辈,他说:把"资"作为提拔干部的原则就错了。马列主义和中央的文件中只有"德、才"二字,如果讲资格,就会阻碍我们提拔新干部。一个区级干部搞一个厂比地级干部搞得好,我们就要这个区级干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对技术人员的处理上做到网开一面,他说:"对技术人员中之贪污行为必须坚决搞出,在处理时可以分别对待。如对真有本事而又无其他政治问题的从宽处理,可以酌情予以戴罪立功机会;对没有真本事的照一般贪污分子处理;对没有本事又有政治问题的,则从严处理。"这种区别对待,有利于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有利于经济建设。


如何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则是搞好企业的另一重大问题。工人是劳动者、社会财富创造者,党要保护其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资本家则是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经营的管理者,同样不能忽视。因此,中央颁布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邓小平面对棘手的劳资矛盾,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他指出:"政府站在劳方压资方,是错误的;站在资方,把劳方压下去,也是错误的。要防止任何方面的偏向。政府要以两利为原则,组织劳资协商会议,采取协商办法解决问题。一旦劳资双方说不通,应由政府出面调解,劳动部要站在劳资两利的立场来仲裁。"当时,有的地方出现了违背两利原则的现象,邓小平及时予以纠正,他说:"在劳资方面,主要是保护工人的积极性,同时纠正一些'左'的现象,如老板吃一餐饭不准开支,资本家的儿子读书不准开支,要资本家劳动,而自己休息等。这些都不能怪工人,主要是我们的工作未做好。"邓小平当年这些话,既入情入理,又坚持原则,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辩证法,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好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劳资矛盾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邓小平在这里特别提出了应引起注意的两种"偏向",而这些偏向在多种所有制并存作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今天将会是长期存在的,我们政府必须保持一个正确的立场和方法才能处理好劳资关系,才能有利于保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和调动双方的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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