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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实践?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据孙长江回忆,他和吴江当时都认为,两个标准的说法是一种误解,是糊涂观念,应该澄清。他们打算写一篇文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孙长江在命题的时候就强调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因为,“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两个标准会带来思想混乱的问题”,所以,他们把文章的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他们又取掉了其中的几个字,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一个常识问题,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种常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常识问题,在30年前的中国,竟然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


可以肯定地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这是当时参与者的一致看法。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专刊主编的王强华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开始拨乱反正,但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阻碍着这一运动的深入,大家都在冷静地思索这个问题,后来才明白,这个“东西”就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如果不破除“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一观念,那么,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许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于是,从根本上驳倒“两个凡是”,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制造舆论,就成了现实的必然要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在谈到写作这篇文章的经过时也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后,正在全国开展的拨乱反正降温了。当时我就意识到要批判“两个凡是”,开始酝酿写文章。“我写实践标准这篇文章,目的很明确,就是推翻‘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


胡福明写这篇文章是应王强华之约。两人后来对文章的写作均有回忆,但在写作时间上有出入。据王强华回忆,他约胡福明写这篇文章“真是很偶然的”。1977年8月,南京召开拨乱反正理论研讨会,邀请《光明日报》派人参加。考虑到王强华是南京人,而且《光明日报》理论部也在为拨乱反正作舆论准备,于是,王强华就去了南京。在研讨会上,胡福明发言,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错误的。王强华觉得胡福明的思想比较解放。所以,在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主动找到胡福明,想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文章,内容是关于批判“四人帮”、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但没有确定具体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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