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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因为按照“两个凡是”,不管毛泽东说的话或作出的决策是对还是错,都应该“维护”或“遵循”,这无疑把毛泽东错误的东西也一同继承下来了。所以,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6〕

三个月后,邓小平在谈到这封信时这样说过: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这封信和他在1976年10月10日写的那封信一起转发了。这实际上是让邓小平复出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邓小平认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57〕

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7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就他的复出问题讲了几句交心的话。他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58〕

邓小平在第三次被打倒后,并没有沉沦下去。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让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历史又一次赋予邓小平机会,“重燃他那不会熄灭的政治生命之火”。在沉寂了一年半之后,邓小平再次出现在中国政坛上。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被追认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会议既肯定了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领袖、好统帅”,也肯定了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得党心、军心、民心”。而且,还肯定华国锋为首的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中央政治局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会议甚至认为,确认华国锋的领导地位,对于我们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是最可靠的保证。”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出现转折,原因是当时主要领导人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多次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实际上是两条道路的选择,是继续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还是开辟一条新路?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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