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战略评析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中国核战略的决策依据,就中国核战略的性质与主要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对有关中国核战略走向等问题提出个人看法。作者认为,在过去的40 余年里,中国的核力量发展是在一个十分明确而又连贯一致的核战略指导下进行的,这个战略是建立在对核武器客观的性质与作用的清醒的认识基础之上;在新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将会继续保持以不首先使用政策为特征的自卫核威慑战略。

作者单位: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所军控室

近些年来,部分西方学者在中国核战略问题方面做了不少研究,[2] 得出了一些结论,比如,有的学者认为:80年代前,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没有战略指导,其核武器的发展主要是技术因素驱动的;[3]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技术与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中国不得不采取最低威慑态势;[4] 还有学者认为:80年代出现的一批军方文章显示,中国军方战略学家支持从“最低核威慑”走向具有有限打击军事目标能力的“有限核威慑”,因此预计只要经济、政治等条件允许,中国有可能改变核战略性质。[5] 作者认为这些判断是片面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希望通过学者们的继续深入研究和交流,排除这方面的一些片面认识,加深对中国核战略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促进各国在战略领域的相互信任。

本文试探讨中国领导人制定中国核战略的政治与战略决策依据,并就中国核战略的主要特点和性质进行分析,最后就目前有关中国核战略走向等问题提出个人看法。

一、中国核战略的决策基础

决定中国核政策基本框架的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核心的一个顶层决策圈。作者的研究显示,制定中国核战略的领导人对核武器的性质和作用有着非常清晰而又现实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核战略思想,它指导了整个战略核力量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核武器是“纸老虎”,正如他后来自己解释的那样,这只是为了鼓舞人民士气,并不是说核武器真的是纸老虎,他是在强调一个事实,即战争不能靠一两件新式武器决定胜负。[6] 毛泽东同志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是很分明的。他在1970年曾说:“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有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7] 由此看出他对核威慑原理的理解。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了使用核武器在政治道义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 “原子弹哪能乱摔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摔,乱摔就要犯罪。”[8]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核武器的作用及其局限性都有清楚的认识。

决策层对核力量发展规模有相当明确的方针,几位领导人多次提醒这一点。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但不要多。”[9] “多了没有用”。当然要具备有效威慑作用必须保证核武器有一定的生存性和数量,周恩来总理说过:核武器“不在量多,但是我们也要有一定的数量,有一定的质量,有一定的品种。”[10] 总之,拥有可信核威慑的关键是保证有效的核报复打击能力,正如聂荣臻元帅所强调的那样:要“有起码的还击手段”。[11]

这些基本认识和原则,从直接参加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那里也能得到印证。在一些曾经参加过核武器研制的资深科学家和领导人那里,作者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说法:核武器主要是政治性的、战略威慑性的武器。[12]

可以看出,在决策层领导人和研制人员的理解中,核武器只应起战略性威慑作用,它不是一种在战场相互对抗中可以随便使用的一般性武器,不是用于战场决胜(war-fighting)的。核武器威慑作用的有效性不是由核武器的相对数量和战场决胜、对抗能力决定的,只要具备一定的报复打击能力(第二次打击能力),就可以起到威慑作用。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和原则方针,并结合中国的经济、技术、地理条件,中国发展了一支有限的核力量。这支核力量的主要指标要求就是:确保任何情况下威慑的有效性,即能够在敌人的第一次打击下保持一定的生存力,具备起码的报复打击能力。为此,中国核力量在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生存力与可靠性。自从70-80年代以来,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精确打击能力迅猛提高,导弹防御系统有了很大发展,因此,中国核力量也就有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即从液体燃料、固定的井基式的第一代,逐步走向固体燃料、机动的、有一定突防能力的第二代核武器。[13] 目标仍然是确保新环境下核威慑的有效性。

总之,尽管由于保密等原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公开的官方文件详细阐述中国的核战略理论,但事实上,中国有一个连贯一致的核战略理论框架,它是建立在对核武器特殊性质与作用的清醒的认识基础之上,它指导了整个核武器计划的发展过程。尽管经济、技术资源的有限性对中国核力量的发展也构成影响,但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中国核战略的指导方针。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技术条件有了长足的发展,有条件扩充核武库,但中国依然执行非常有限规模的政策,这也说明核战略指导原则是核力量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因素。

二、中国核战略的性质与特点

(一)主要核国家核战略对比

与其他四个主要核武器国家相比,中国的核战略具有独特的性质与特点。

按照一些西方文献的说法,五个核武器国家的战略可以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美苏(俄)型:拥有庞大的核武库,有一定的第一次打击能力(first-strike)和战场决胜(war-fighting)能力。第二类是中英法型,基本属于“最低核威慑” (minimum deterrence)类型,即仅保持第二次打击能力(即核报复能力),不谋求战场对抗、决胜能力。[14]

但是,中国的核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与英法又有区别,特别是在核武器威慑的对象方面,以及在构成不可承受的报复打击所需要的武器数量等方面,中国与英法不同。中国执行不首先使用政策,这表明其核武器仅用于威慑核攻击(英法核武器还用于威慑常规进攻)。在维持第二次打击能力所需要的数量上,由于中国人对“不可承受损失”的理解和标准与西方不同,中国仅维持了一个十分有限的核武库。所以,用西方惯用的术语——“最低核威慑”来界定中国的核战略似有不妥,因为这样无法与英法的核战略区别开来。这里作者暂时用“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为特征的自卫核威慑”来描述中国的核战略。下面,就这个核战略的主要特点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中国核战略的主要特点

中国的核战略具有独特的鲜明特点,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不首先使用政策

一般而言,首先使用核武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第一次打击(first strike),即先发制人式核打击,目的在于消除对方战略核力量潜力。第二种首先使用的情况是指,国家在常规冲突中的危难时刻,首先使用核武器(即将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last resort)。

中国1964年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政策是无条件的,即在上述两种情景下都不首先使用。从当时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外交政策看,这一政策有相当的可信度和积极意义。

首先,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核战争的深刻认识。毛泽东曾说:“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原子弹哪能乱摔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摔,乱摔就要犯罪。”[15] 60年代,美苏正在进行激烈的核军备竞赛,世界人民的“反核运动”如火如荼,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充分强调了纯粹防御性的核战略本质,反应了中国政府反对核战争的政治立场,这是顺应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反对核战争愿望的一种体现,在政治上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其次,不首先使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常规作战方面的自信,以及通过拥有核报复打击能力赢得战略性威慑的自信。在五、六十年代,对于常规威胁,中国有一定的对策。中国的国土战略纵深大,又有长期艰苦作战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即使敌方的常规武器占有优势,也不怕与来犯之敌进行常规作战。因此,当时中国核武器的主要用途就是反对核攻击和核讹诈,在威慑常规威胁方面需求不明显。因而不必宣布首先使用来威慑常规进攻。而反对核攻击也不需要战场决胜能力和第一次打击能力,有起码的核报复打击能力就够了。

因此可以说,中国当年制定的核战略方针是有可信的政治与战略决策依据的。

近些年来,有些学者提出:随着中国沿海经济区的发展,中国对外来先进常规打击方面的承受力下降,因此现在应该放弃不首先使用政策。但从目前看,政府并无意改变这方面政策。作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某个国家对中国发起大规模常规攻击这种假设性情景的现实可能性几乎没有;二,中国近些年大力发展引入高新技术的常规力量,抵御常规进攻的能力有很大提高。因此,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将会继续坚持不首先使用政策。

关于用核武器威慑生化学武器器问题,尽管冷战后国际上生化学武器器的威胁有所增加,但从军事威胁程度、武器毁伤效应看,生化学武器器与核武器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从军事角度看,不应该因为此种威胁而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再者,用核武器对付无核国家的生化学武器器威胁也有违核武器国家对无核国家所作的消极安全保证承诺,这样的政策将与核不扩散政策直接抵触。因此,作者认为中国政府也不会因为生化学武器器威胁而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2.保持有限规模的核力量

从60年代至今,中国核力量规模一直保持在很低水平上,在这方面长期保持了一种克制态度。

关于第二次打击能力所需要的核武器数量问题,国际上有不同说法。60年代,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给出一个确保摧毁(assured destruction)的标准,认为毁灭苏联人口的20-25%,及其工业能力的50-75%就算“不可承受之打击”,为此大概需要400颗核弹头。

中国一向认为,少量核武器就可以给敌人以“不可承受之打击”。中国人把这称作为“最起码的报复打击”。由此看出,中国人所理解的“不可承受之打击”程度比西方标准明显得要低。

当然,核力量规模有限并不是说核武器的数量一成不变,事实上它是一个与核武库生存力相关的动态的量。不难理解,决定中国核力量规模的指导标准应该是:在遭受敌人第一次打击后,生存下来的并能突破导弹防御体系后的核武器数量,可以给予对手以不可承受的报复打击。

3.支持核裁军

中国一向支持全面彻底的核裁军目标。中国政府的立场很明确:只要其他核武器国家全面彻底地放弃核武器,中国也将进行核裁军。在全面彻底的核裁军之前,中国将继续维持非常有限但是有效的自卫核威慑,并在维护核武器国家之间战略稳定关系方面做出努力。

三、中国核战略的走向

目前,国内外都有人在研究和猜测中国核战略的未来走向。有人认为,在新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核武器现代化就是要大规模地扩展核力量,核战略要发生实质性变化。

1995年的《国际安全》杂志上一篇论文评论说:中国自1987年以来出现了大批文章,支持发展有限战场决胜(war-fighting)能力的“有限核威慑”。[16] 其实,该论文所参考的那些文章,只代表一些中方个人意见,并不是官方立场。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在可预见未来不太可能放弃原有的自卫核威慑政策。原因是:首先,核战略的指导原则不会有实质改变。核战略的指导原则是决定中国核战略走向的主导因素,而这个指导原则是建立在对核武器性质与作用的认识之上。目前尽管高新军事技术不断发展,但是核武器的特殊性没有改变。从当前政府的政策宣示以及学术界主流意见看,中国政府以及主流战略学者对核武器的特殊性质和威慑作用的认识没有实质改变,所以核战略的指导原则没有变。其实,美苏冷战时期的核军备竞赛历史已经证明,战场决胜型(war-fighting)战略缺乏说服力。战场决胜能力不仅不能实质性增强核威慑的有效性,相反会增加战略不稳定性,加大核国家之间发生核战争的危险性。况且这种战略在逻辑上必然要求大规模的核武器数量和种类,这将会消耗巨大的经济技术资源,这显然不符合以经济发展为主的中国的长期大战略。其次,当今中国所处的安全环境比50-60年代时期要好得多,中国与主要核大国的关系明显改善,因此政治上无必要改变核战略。另外,国际防止核扩散机制要求核国家不断降低核武器作用,中国政府积极支持核不扩散机制,因而不应改变防御性的核态势。因此,在目前环境下,中国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改变核战略。

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核战略。从目前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看,也看不出中国的核战略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实质性变化。比如2002与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已经清楚地重申了中国坚持防御性核政策、不进行军备竞赛的一贯立场。[17]

总之,作者认为,执行不首先使用政策、保持有限的规模、支持最终的彻底核裁军、在实现彻底核裁军目标之前,确保核威慑的有效性,这几点可以说是中国核战略的基本特点,也是核力量发展的主要指导方针。这些基本原则是建立在对核武器特殊性质与作用的清醒认识基础之上,具有相当的客观性、连续性。中国政府一贯的核政策宣示、以及40余年里坚持核力量的适度规模的基本事实,都证明了上述基本指导原则在核计划发展中的主导性质。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以极大的克制发展了很有限的核力量,却十分有效地抵制了他国的核威胁、核讹诈,保证了中国的基本安全,这显示出中国核战略的明智性。作者相信,在新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将会继续保持以不首先使用政策为特征的自卫核威慑战略。当然,中国核武器还会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但其目标仍将主要是加强核武器系统的整体生存力(包括安全性、可靠性、抗毁性、突防能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核威慑的有效性。

第五次中美军控、裁军与防扩散研讨会情况综述

由中国军备控制与裁军协会与美国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五次中美关于军控、裁军与不扩散双边研讨会于2004年7月20—21日在北京举行。虽然此次会议属于非官方性质的1.5轨讨论,它是在朝核六方会谈磋商机制正在进行当中、美国提出的防扩散机制逐步升级、美国向台湾大规模出售武器的复杂大背景中进行的。美方颇为重视且小心谨慎,美相关领域的官员、学者20余人应邀出席,美方代表团团长是负责防扩散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苏珊•博克(Susan Burk)。中方由外交部张业遂副部长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重要发言;开幕式由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会长李道豫大使致辞;军控司刘结一司长从宏观角度阐述了国际防扩散新动向;美大司何亚非司长论述了构建中美战略框架等问题。中国相关领域官员、学者和专家约35人与会。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建构中美战略框架、国际不扩散机制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方法、中美在不扩散领域的合作以及多边军控的未来趋势。与会双方开诚布公,各抒己见,明确表达了各自在不同立场上的立场和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到台海问题尤其是美对台军售,美方发言偏少且较谨慎,与中方较为激烈情绪形成对比,带有敏感时期避免过分刺激中方的考虑。会议在友好坦率气氛中进行,热烈而又理性。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在军控领域的相互了解和合作,建立更多的长期稳定的对话渠道奠定了基础。现将会谈主要内容,特别是美方主要观点综合如下:

作为会议基调,美方认为目前对核扩散问题重视依然不够,裂变材料储存量很大,依然是一个严重问题,恐怖分子可以获得核裂变材料制成手提箱核弹。中美应该合作消除这种问题。1,国家政府应该负责核交易,剥夺违反者在国际社会做生意的能力;2,高浓缩铀交易是国际犯罪,应该把控制它作为防扩散主要手段,并将其设施减少;3,针对国际核能发展,加强不扩散条约的守约、履约工作。要通过讨论发现问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经验表明,大多数国家要解决其面临的挑战,如不能改变现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将会毫无用处。先可在有核国家之间达成共识,在2005年审议会议上得到支持,即把教育作为军控和反扩散手段。这是针对无知所造成的核扩散,甚至在高中和大学都可以学习。在职培训、远程教育在中国都有发展。

一、关于构筑中美战略框架

(一)、中美关系新稳定性的前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Taylor教授认为,由于“911”后双方帮助对方实现其关键的目标,“911”增强了美中两国关系中以前所缺少的战略互信,虽然战略互信在本质上说很难得到快速加强,但是牢固的不断增长的贸易和经济联系为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利益会合点。现在两国也许比20世纪90年代的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保持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但必须认识到,“911”仅仅创造了美中关系战略重合期----双方的利益是交织的,而不是战略一致期----双方的利益是重合的。由于苏联存在所构成的全球和地区威胁下的美中战略利益一致期已经不复存在。

(二)、关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并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美国国防大学桑德森博士指出:1,中方说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美方不予尊重。但是,中国没有对台湾人民进行劝说,利用和平解决方法,说服他们统一是好的,这是他们想要的好事情。美国政府并不反对和平统一,但中国在这一点是非常薄弱的。中国从来没有同台湾谈判,这是关键问题所在。中国不能让台人民相信统一对他们有利,来说服台湾老百姓,说服台湾人民和平统一。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希望对话,这使得统一成为可能。谈不上美国不尊重中国核心利益。2,美对台军售是维持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组成部分。中国导弹部署是对台海稳定的动摇,美国在通过军售维系平衡。美国没有秘密支持台湾独立,但也不会按照中国期望的那样去做。不能将台湾与其他问题脱离,但也不能将所有问题都与台湾联系起来。中国同美国合作越多,中国让美国考虑台湾问题上的大陆立场可能性更大,而不是遵从中国提出的台海要求。3,中国的核武器与台湾。将核武器规模与美国对台政策联系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核武器应该是威慑性的、防御性的,而不是用于作战的或者当作政治武器。

(三)、中美战略互动、中国军事现代化与导弹防御。桑德森指出:1,现在共同战略基础主要是由恐怖主义带来的。另外,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是美国的关切,这对维护和推动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跨国犯罪、海盗都带来了现实威胁。朝核问题,中国发挥作用比93、94年大多了,必须指出,中美两国利益不是重合,中国只是要求朝鲜半岛不对抗,而不是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这使美国担忧。如果得不到良好结果,长期的地区威胁会发生波及影响,会出现进一步扩散,对安全产生影响。中美在反恐方面进行了合作,加强了信息交换,阻断了恐怖组织财政流动。在伊拉克、阿富汗,进行了卓有成效合作。在防扩散领域,中国出台一系列措施阻止扩散发生。如化学两用品、建立完整出口条例和管理体制。这些都为安全合作带来了基础。目前问题是能不能得到现实的落实,如最终用途和用户保证机制。2,致力于两国战略对话。中国关切秋季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导弹防御不是针对中国,但是的确对中国有影响。中国正在进行军事现代化,例如东风31。美国关切中国战略核能力现代化和对台导弹,中国可以公开建造核能力的现代化。两国应该进行战略对话。中国应该在对话中解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可以防止不加控制的军备竞赛,消除彼此的关切。信任措施消除战略紧张态势。建议保持和扩大战略对话。不应该寻求保持一致,而找出共同利益。

(四)、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战略框架。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所袁劲东博士认为:中美从来没有形成战略框架,只是在寻求战略机会和解决战略问题,以及不切实际的误解和战略期待。中美达成一致需要长期互相合作,但是,美国是否能够接受中国的崛起?但是最终从国际关系理论来看,有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关系体制产生挑战。中国对此作出的反应容易使人发生误解。中国可以做到和平崛起,可以和国际社会和机制进行融合,即崛起而不会打破现行国际体制。但是,美国是否也如此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台湾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对美方只是比较重要的问题。美国国会政府军方都要求在对华政策上体现声音,这样就造成了不同声音,甚至相互矛盾。但无论如何,总是把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扯在一起、还有美国要求的避免使用武力和导弹问题、最后美国还可能在台海问题上实行军事干预。总之,散发出这些种种不确定和混合信号,对海峡两岸形势发展相当不利。

对于上述议题,Susan做出小结:在过去20—25年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的立场和核心利益,今天的讨论是积极和战略性的,我们的对话取得了进展,会随着时间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方式。重要的是找到共同关心问题,例如台湾问题的共同点进行讨论,以形成共识。

二、关于国际不扩散机制面临的挑战

(一)、关于现行出口管制制度。美国能源部Adam Scheinman认为:现有出口管制制度是完整的,在未来几年中会保持这一形式。尽管有人认为它没能够防止伊朗、利比亚或北朝鲜获取敏感性和设备和核原料,说明需要一个新的国际出口管制制度。但是档案记录却说明了不同欧共观点。这些国家只是在多年以来在不被公众注意情况下获取核能力。但是,只有找到新的扩散途径(如通过海上公司生产和运输违禁物项)或网络提供的技术和设备,他们的计划才能达到具有危险性的尖端水平。所以,我们的工作是找出出口管制制度的“空子”来应付扩散行为。

美国乔治亚大学Scott Jones对此有不同看法。20年前,只有几个国家能够提供两用品,而今天已经达到几十个国家。现在还有“二级扩散”问题。轻松建立和维持一个非法跨国网络说明现行的出口管制体制的不足。核部件可以在一国设计,在另一国制造,经由第三国运送(该国家很可能是合法使用者),在第四国组装,而最终在第五国一切完备投入使用。这说明现行核出口管理体制存在明显缺陷。不仅如此,它对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有类别都是适用的。显而易见,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战略性贸易控制。

(二)、地区核控制。美方指出中国增加了参与国际机制的兴趣,反映了这些目标和目的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非常欢迎。中国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之后,美国是核供应国集团第一个欢迎中国的国家,也说明中国做出了努力。美国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约的看法是众所周知。中国表示支持PSI非常有助于两国合作。PSI是一种行动,不是制度。中国对此的关切也是合理的,美国要和中国接触,希望中国能够介入进来。美国重视双边和多边合作,我们也感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肩负的责任,这种承诺将会进行下去。

以此形成对比的是南亚困境。美国发展同印巴的关系,主要是考虑到战略关系。如何为印巴核定位?Susan 认为:不扩散条约规定了什么是有核国家。印巴是事实上的有核国家,如果事先退出再以核武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样的做法就破坏我们做出的努力,不能损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原则。如果认可其地位,不扩散条约将解体。印巴是一个挑战,如何鼓励其采取措施加强出口管制,鼓励其行动,削减威胁,减少核竞赛,防止其技术流入其他国家或者行为体是必须的,美国应发现其他办法解决印巴核问题。现在的不扩散机制不能接受印巴当前状态,印巴必须考虑实施出口管制。

美国对以色列的立场。Susan坚持认为:美国支持普遍对不扩散条约的支持、支持中东无核区。巴拉迪访问以色列,以色列表示支持无核区。以色列是个主权国家,可以根据其利益做出决定。并且出口控制是由主权国家来决定的。

三、关于中美在防扩散领域的合作

Susan提出:防扩散仍是美国对外政策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运载系统的扩散威胁着每一个世界成员,并且对中美安全都构成了挑战。所以,防扩散问题是中美双边的一个重要问题,关系到双方的共同利益。需要采取共同步骤达到共同目标。确保在政策和行动中进行合作,而不是相互斗争。它包括四个重要领域:地区问题、国际条约和制度、禁止出口、出口管制。正如鲍威尔说,美国和中国都为实现阻止朝鲜进一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其拉回到遵守国际义务的国家中来的基本目标做出了贡献。中国的至关重要作用就是帮助将朝鲜拉进到六方会谈中来,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中国改变主意承担起她对朝鲜施加重大影响而产生的全部负担,以用一种永久的、可证实方式结束朝鲜的所有核计划。

Susan指出双方在防扩散中的分歧。1,美国持续关注中国实体出口涉及扩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项目,或与之合作。这些出口、合作的主要对象是伊朗和巴基斯坦。2,中国实体援助伊朗的化学和导弹项目,以及援助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导弹项目。3,美国还对中国没有完全履行她在2000年11月所作的不援助他国发展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的承诺深表关注。她认为,中国近期才走上建立规章框架的艰难道路,并且随着企业的私人化和分散化,监督更加困难。并且加强法律法规和打击腐败也是必要的。

美方认为中国商务部很好介绍了2002-2003年出口管制做法,并批评了美国行动的后续性不够,如没有通知情况下就制裁中国公司。认为该对话非常有效,增加了行动的建设性,希望提供详细情况。美国的某些制裁行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其目的只是要制止某些中国公司、实体的行动,而不是针对中国国家的,这在全球没有区别。美国国内法案有《伊朗不扩散法》,美国曾劝说俄罗斯放弃同伊朗的合作,但俄罗斯退却了,所以美国对俄罗斯也有一些制裁,而不是选择性制裁。在不扩散敏感问题上,中美共享情报,双方合作范围很大。美方中方在不扩散活动中更多是强调合作,中国一些大公司不断违反美国法律进行扩散生意,中国应该调查并阻止这些公司的扩散活动。

四、关于多边军控的未来趋势

(一)、美国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军备控制局Peter Almquist就该问题指出:

1,美国仍然信守和致力于多边军控和不扩散机制:美国特别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BWC, CWC,以及桑戈委员会等。美国支持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IAEA,支持资源对IAEA提供经费支持,将继续削减核力量,支持附加议定书的生效。美国认真对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美国继续支持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公约,支持议定书谈判。使之有效实施,支持各国惩罚相关扩散,包括支持多边措施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国登记制度,以及武器及其技术的扩散、常规武器的扩散。

2,各国应该履行其承诺。过去几年,守约更加重要,有些国家出现违约行为,不履约的问题可能危机机制的生存。履约应该是集体的责任,保证各方都履行各自义务。朝鲜、伊朗存在履约问题并不是唯一例子。我们支持将涉及伊朗朝鲜问题提交IAEA,支持核查朝鲜违约项目。让不履约的国家履约不仅仅是美国和这些国家的问题,违反承诺国家是针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约所有国家的。欢迎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与支持。

3,应该对当前问题迅速做出回应。多边防扩散机制存在着缺陷,也不是普世的规则,个别国家可能无法控制扩散问题。需要各国增加合作,使之更加有效。有时不需要增加机制,而是增加活动就可以合作减少危机。

4,未来两个趋势:(1),地区和本地解决方案。普世的原则需要也可以和地区方法相互补充。我们应该认识到最突出的安全关切是地区的,需要地区解决。只有地区机制才能消除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动机。又如建立地区防御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机制。(2),更多透明、更多(机制内外)情报交流非常必要。分享情报使行动具有可预测性,防止滥用机制。例如导弹防御问题。美国考虑同中国交流,对中国更加透明。我们了解中国的兴趣,也向中国通报情况。2001年中国曾经询问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导弹防御问题。布什总统讲话之后派出使团解释导弹问题和反导条约。美国希望中国军事现代化更加透明,减少误解,增加信任。美国会致力于多边军控和守约,还有弥补漏洞。需要不断强调地区方法的作用,中国可以在此发挥作用。

(二)、东北亚多边军控的前景

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所Daniel Pinkston认为:尽管布什政府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与克林顿政府有所差异,但是布什政府在处理北朝鲜核问题上仍然采取了多边主义的形式。东北也国家包括朝鲜都认识到保持与外界经济联系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放开经济,因此必须要有安全的地区及全球环境,促使东北亚国家在经济领域奉行多边主义,并且由于胡新程度加深而渗透到安全领域。在能源需求问题上,东北亚是世界上和反应堆不断增长的地区。该地区国家包括朝鲜都有核能和核技术的合法利益,但也是安全问题。正是多边机制和互信为防止核材料被用于军事创造了机会。希望正在进行的六方会谈能最终建立一个地区系统来防止本地区的核竞赛。另外,台湾问题和北朝鲜发展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对地区稳定威胁和对多边军控的最大威胁,并可能导致导弹扩散和导弹防御。

先发制人不一定意味着动用军事手段。虽然美国考虑过1994年对朝鲜的“预防性攻击”。美国先发制人的努力涉及到多边国际合作和多边组织,帮助多边组织来解决该问题。其实也不仅是军事手段,还有外交手段。空袭和军事手段只是最后的手段。

美方认为,中美关系现状当前在不扩散领域非常好。美国希望中国加入多边机制,但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对待。美国一些做法是对多边机制的补充而不是取代。经济对中美达成各自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出口管制方面中美合作可以导致中国获取更多高新科技。展望未来不扩散的新进展。我们仍然在多边领域面临很多挑战。不扩散条约评估委员会即将进行。应该确认一些可以具体做的事情,在其中,非政府组织可以做什么?

有关PSI的前景。Susan认为:中国政府表示关切,中美正在磋商。1,PSI应该符合国际法和有关条约,这不是正式机制,这是自愿体制,没有义务迫使各国参加拦截行动,大约60多个国家支持这个倡议,任何国家都可以拒绝。2,西方国家多数支持这个倡议,一些亚洲和中东国家支持这个倡议。登船协议正在谈判,同多个国家即将达成协议。一些国家没有能力拦截,但同意登船就是很大贡献。核心国家大约不到20个,一些国家正在参加培训和拦截演习。3,布什总统5月的讲话要切断核扩散源头,冻结资产,防止洗钱。美国将缩小核扩散的机会和可能。中美将继续讨论、对话,解决中国的法律关切,来接受美国的立场。

PSI中的情报工作。Susan认为:由于情报出错造成的中美“银河号”事件是个不好的例子。PSI只有在情报很好条件下才能成功,我们是尽自己的努力使它更为可靠,尽最大努力获得更好信息,可能犯错误不能作为我们无所作为的借口。美国可以妥善处理情报问题,我们会做得更好。

会议总结阶段,美方认为:各方都认可这种论坛的价值。以前比较棘手的问题现在可以交换看法,不仅在学者之间也在政府官员之间。现在双边关系比多年以前都要好,足以经受我们之间的分歧讨论,双边关系良好使得对话顺利。两国共识加强,我们的立场不断接近,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加强不扩散机制。美国依然支持多边机制,也支持大部分条约和不扩散机制。我们的支持是毫不减弱的。不扩散目标我们一致,但我们的方法不同。我们一致合作的领域未来将是出口管制,可以进行更多对话,不仅仅是政府之间而且是民间之间的交流。我们也做好了准备讨论我们的分歧,我们期待着政府间的、非政府各界的意见。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讨论PSI,处理不好它可能会对双边关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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