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中国模式VS日本模式的-新发展主义VS古典发展主义

中国发展模式在近两年里经历着十分重要的转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经济有了高速度的发展,取得了十分惊人的成绩。去年中国的人均GDP 已经超过1000美元。但是,与此同时,这个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也开始出现,而且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这些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因此,从去年以来,中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这对中国的未来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此,我准备比较一下中国发展模式与日本发展模式的几个基本特征,并分析产生这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历史背景。我认为,中国模式代表的新发展主义与日本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二者对待市场的态度以及与之有关的制度性安排。这两种模式的产生不仅显示出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对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更显示出一国在回应全球化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对今日有巨大的约束力。从全球化长程运动的角度来看,日本模式适应了全球化第一次浪潮逆转以及战后初期第二次浪潮初始阶段限制市场力量保护社会的需要;中国模式的出现则适应了全球化第二次浪潮迅速发展期释放市场力量的需要,它表现出极大的活力。但是,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已经对现存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极大的压力。如果全球化的大趋势发生逆转,中国发展模式要面临比日本模式更为严峻的局面。


一、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




在西方的社会科学文献里,关于东亚发展主义的集中讨论始于1980年代初。通过20多年的研究,学术界对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古典东亚发展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政府以产业政策来保护幼稚产业与国内市场,不鼓励外资进入,同时积极发展本国的战略产业。


第二,在产业层面上,这个古典发展主义模式以产业行会和企业集团等非市场的制度或机制协调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


第三,努力建立内生的创新机制,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创立自主品牌,以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高附加价值产品为基础进行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


第四,在培养企业竞争力时不是依靠政府指定哪个企业是胜利者,而是通过“寡占竞争”的机制来选择。


“寡占”和“垄断”在英文里是意义相对的两个词汇。垄断意味着在一个产品市场里只有一家大企业占统治地位,而寡占则指在一个产品市场里有几家大企业进行实力相近的竞争。


第五,日本从50年代中期就特别重视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平衡。它通过实现经济平等来扩大内需,并促进从所谓的阶级社会向民族社会的过渡。战后初期,日本的劳资矛盾特别激烈,工人运动经常导致大规模的罢工。日本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全力解决劳资的冲突问题。到了60年代初,日本基本上已经确立了所谓的日本企业管理的三大法宝,即终生雇工制、年工序列型工资,以及以企业为单位组织工会。这些制度性安排极大地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矛盾。


第六,日本模式在企业治理的层面上特别重视协调而轻视监控。单个的企业和银行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可以十分有效地进行协调,交易成本很低。但是,与此同时日本企业治理中的代理人成本特别高。由于企业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股东基本上无法监督管理者,银行也基本上无法有效地监督这个企业。第七,日本模式经常以牺牲经济结构升级换代为代价追求政治稳定。日本虽然在汽车和家电等产业特别有国际竞争力,但是也保留着效率极低但能维持大量就业的产业部门。在日本的城市里有很多所谓的家庭企业,他们维持了将近1/3的就业。与美国不同,日本的经济结构不是以旧代新,而是纳新蓄旧以图保证就业(Gao ,1997;高柏,2004b ;Gerlach ,1992;Johnson,1982;Murakami ,1996;Tilton ,1996;Uriu ,1997)。





二、中国的新发展主义




我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东亚新发展主义。之所以称为新发展主义,是因为与日本的发展模式相比,中国模式极为大胆地引进市场力量,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大胆地吸引外资。1993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吸入国。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外资吸入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吸引了5600多亿美元的外资。仅2003年一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就已经与日本在整个战后期间吸引的外资相差无几。


第二,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日本。我们目前是世界上第三大进口国,而日本只是第六大进口国。


第三,中国经济中没有像日本那样多的非市场治理形式。虽然计划经济的惯性导致的行政手段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但是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机制。


第四,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大规模的国际生产分工。直到去年为止,建立自主创新机制不是政府政策的着重点。


第五,中国经济中过度竞争的现象十分严重,企业之间经常进行不惜代价的竞争。与此同时,在个别产业,垄断现象又十分严重。第六,中国在企业治理的层面上与日本有相似之处。尽管各自的制度性安排不同,但是在重视协调轻视监控这一点上很相像。第七,中国模式为了追求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经常不惜承担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如表2显示的那样,中国新发展主义的运作方式与日本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我把中国模式依赖的国际经济秩序称为“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高柏,2004a )。


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大的两个特征是固定汇率和初期的限制资本自由流动。


中国人民币的汇率一直是固定的。中国官方的说法虽然把它称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种说法却与国际上通用的说法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说法中的浮动汇率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本身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变动的事实;而国际上通用的浮动汇率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汇率的形成机制,浮动汇率指的是由市场需求直接决定的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价值。从国际上通用的这一概念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当年日本面临的很相似。


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短期资本仍然无法合法地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这一点也与日本当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情形相似。在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积极地吸引外资,靠外资来带动出口,并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与日本在经济高度增长期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带动经济增长。这一点在中国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十分明显。另外一个中国特色是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在投资方面进行激烈的竞争。




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大胆地引进市场的力量,而不像日本那样特别注重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稳定性。为了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中国不惜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像大规模的职工下岗这种事在日本是很难实现的。


经济泡沫破灭以后,日本的企业始终没有大量解雇工人,它宁可在经济升级换代方面十分缓慢。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大不一样的另外一点是参加国际分工的基础。中国参加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全球分工,积极进行加工贸易。200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加工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3%左右,这就是说,中国国际贸易的一半以上是在给外国企业加工做零部件,或者进口他们生产的零部件进行组装。


中国在这样一种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承担劳动力密集部分的任务。这与日本模式注重依靠内生的创新机制,发展独立的品牌,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做法有很大不同。在企业治理的问题上,中国与日本倒是有相似的地方。尤其在国有企业里监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结果是三角债发展得很厉害。中国和日本一样也有所谓“过度竞争”的问题。过度竞争在日本的根本原因是银行和企业的关系特别紧密,在中国则既涉及产权的问题,也涉及政府的政策问题,比方说在90年代初期我们有所谓的“安定团结贷款”,为了预防国有企业出事儿,经常提供贷款以保证这些企业能够继续生存而不管这些企业的财政是否健全。中国新发展主义模式的结果是一个世界工厂的出现。




三、两种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




表3显示的是中国的新发展主义与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的利弊。在资本形成方面,日本模式完全依靠内生的资本;而中国模式基本上是内生和外来并取,外资在中国的资本形成方面在2004年大概占17%左右(Huang ,2003:7),而在日本,外资在资本形成方面所占比例连1%都不到。


从这方面来看,日本主要依靠的是本国比较健全的金融体制,把国内的储蓄有效地转化成产业资本进行投资来发展经济;而中国的金融体制则十分脆弱,虽然连年的经济高度增长已经积累大量的财富,却不能有效地转化成产业资本,而必须要依赖外资来进行投资。




在对待国际市场的态度以及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上,日本模式坚决发展本国的品牌,而中国模式则完全是为全球价值链服务,承担劳动密集部分的生产。


在发展新技术的方面,中国更多地依靠引进外资带来的生产技术,而日本注重的则是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为主的研发发明的技术。


在贸易和GDP 的比例方面,日本在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中国在2004年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几,由此可见中国模式中GDP 的增长严重地依赖对外贸易。


在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上,中国与日本都是高低并存。日本作为自然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家,对外部的资源依赖性很大。但是与此同时日本对资源的利用却十分有效。在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大力推行节省能源的政策,日本今天在能源利用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很低,据统计,2004年,中国大概创造了相当于世界GDP 总值的6%,却使用了当年世界钢铁与水泥的1/3.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在重大外部条件变化下的存活率会很不相同。


日本的存活率很高,原因在于它有独立的技术创新能力,即使在8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以后,外部条件对日本的出口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挑战,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日本仍然能靠自己的品牌,在世界上占据着第二出口大国的地位。虽然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经历了十数载的低迷,在21世纪初日本已经依靠制造超薄的大屏幕高分辨率电视、电气混合汽车、再加上数码相机,彻底战胜了这一次发达工业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挑战。


虽然德国在过去也是一个工匠国家,制造业十分强大,但在这次转型中德国人却没有顶住,开始向东欧大量外包它的生产过程。日本至今既能保持自己技术创新的能力,又能依靠把大部分的生产过程留在国内从而支持其规模经济效益(后藤康浩,2005)。


中国模式在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的生存率肯定要比日本低。因为靠廉价劳动力支持的比较优势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条件下会在转眼之间烟消云散。



两种不同模式导致的经济后果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可以从外资在一国经济中的地位看得很清楚。表4显示1984年在日外资企业的销售量无论在全体产业中,还是在制造业或者石油业,都远远高于日本企业。从整体表现来看,外资在日本的盈利表现突出。



与此同时,像表5显示的那样,外资企业在日本生产的产品要在日本国内市场销售92.4%,只有7.3%销售到国际市场。与此相比,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在2004年将大量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均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7%左右。这意味着外资去日本的目的主要是占据日本的国内市场,而外资来中国,除了占领中国的国内市场之外,更大部分是参加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部件也好,组装也好,目的是最后再卖回到国际市场。




与日本模式相比,中国模式的优势是什么呢?图1显示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外资发展情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从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来,中国实行了大胆的外资自由化,其结果是外资在中国有了一个十分迅速的发展。这个势头在中国加入WTO 以后更为明显。与外资的发展相对应,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外资企业对中国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57%都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GDP 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在2004年已达70%以上。这些事实显示,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是依靠外资推动的外贸的增长来支持的。




表6显示,中国的新发展主义模式已经将中国经济变成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这反映在中国的贸易GDP 依存度在2004年高达72%,而日本在2002年却只有18.9%。仅就进口而言,2002年日本的进口GDP 依存度只有8.9%,而中国则有33.8%,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比日本经济开放得多。同时,虽然中国是排在日本之后的第四大出口国,却同时是仅次于美国、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进口国。而日本只排在第六。


此表也表明,日本经济的运行是依靠其巨大的内需支持。而中国的内需在刺激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则比日本要小得多。




资料来源:GNI 和外贸/GDP比率的数据来自World Bank Group,2004;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数据来自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04;中国的进口/GDP比率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http://www.mofcom.gov.on ;日本的根据日本财务省网站分布的统计数据计算,http://www.mof.gov.jp


说明:进出口数据来自世贸组织。进口/GDP比率来自中国商务部和日本大藏省。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刚刚完成的一个大型调查,无论是对研究外资的专家而言,还是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都是在2005-2006年期间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并且中国作为第一名要高出第二名至少20个百分点以上。这表明中国模式在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外资、促进生产要素与外国资本相结合方面做得相当成功。更多的外资要来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将继续存在。


即使从产业升级换代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的开放性也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图3、图4显示的是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年度世界投资报告的调查结果。它表明中国现在已经成为跨国公司选择研发全球化的第三首选地,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再看将来的发展趋势,61.8%的跨国公司表明他们将把中国作为研发全球化的首选地。中国将超过美国和英国。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又经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从事研发工作;


第二,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跨国公司的研发全球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把已经在本国市场研发出来的产品根据当地市场的情况进行调整,这部分的研发只能到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来做,现在已经有近700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研发部门。




在全球化的大趋向中,生产的全球化早已经深入进行,而研发的全球化也已经开始。同时另一大趋势是物流的全球化,即全球采购。从2002年起,以上海为首,中国大概已有十几个城市制定了建立全球采购物流中心城市的大型规划。目前中国在全球跨国公司采购总额里只占不到1%,很多专家认为既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中心,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采购中的份额至少要占5%;换言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还有更大的潜力。


以上这些事实表明,与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相比,中国的新发展主义模式在适应全球化这一新环境中体现出极大的优势。它依靠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迅速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加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模式的软肋主要体现在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和对创造出来的财富的分配方面。以2003年中国汽车市场占有率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外国汽车品牌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加起来要超过90%,这还是根据不完全统计。这意味着中国汽车的自有品牌在本国市场的占有率还不足一成(参见表8)。



中国模式的另一大弱点是财富的分配。由于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基础是生产要素,即廉价劳动力,而跨国公司则拥有品牌的知识产权,所以他们拿走利润的大部分。据统计,2004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资本大概占中国的资本总额的30%,他们以30%的资本却占有了50%的股份,并拿走了70%的利润(高辉清,2005)。


如表9显示的那样,商业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2005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指出,自从1992年我们全面地开始自由化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开始出现严重的差距,国内生产总值包括所有在中国境内进行的生产活动的价值,包括跨国公司,包括中国公司,而国民收入却只包括中国公司。


这意味着在90年代中,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发展的主要部分都被跨国公司拿走了,因为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




中国为什么采取了这样一种新发展主义的模式呢?我想从国际根源与国内根源两个方面来做一下解释。




四、产生古典发展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的全球化时空条件




从国际因素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对中国代表的新发展主义和日本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图5反映的是一个全球化的长程运动,图中的曲线反映全球GDP和全球贸易量之比。西方文献一致认为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发生在1870年到1913年,它于1914年金本位垮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开始逆转,从此以后一路下走,中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二战胜利后,美国和英国意识到,如果没有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就无法促进经济发展。在他们的主导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贸易关税总协定诞生。在以这两个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保障下,全球GDP 和全球贸易量的比例开始上升。到了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浮动汇率并开始实现金融自由化,使资本可以大举跨国流动,对外投资迅速增加(高柏,2004b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期形成的古典发展主义是在全球化第一次浪潮发生逆转、在第二次浪潮刚刚兴起时出现的。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新发展主义则是在全球化第二次大潮迅速发展时期形成的。




这两种时空条件的区别对两种不同模式的形成有极为重大的影响。像表10显示的那样,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面临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30年代至60年代的日本流行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德国总体战争理论、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Gao ,1997)。这些社会科学理论变得十分流行这一事实反映的是在全球化大潮发生逆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困境的条件下,人们对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持有的普遍怀疑。而到了70年代末期,适应全球化迅速上升期释放市场力量的需要,强调资源配置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显学,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变成有极大影响力的主流话语(Badb,200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理论与经济意识形态的兴衰和全球化的周期有着十分重要的相关性。在全球化大潮的下降期有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因此市场力量被认为是魔鬼,社会科学的理论注重的是如何约束它,而不是把它释放出来。到了战后的第二次全球化大潮的初始上升期,各国仍然处于限制市场力量的努力的惯性中,它们为此建立了种种的制度和机制。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反映出来的不是如何依靠市场力量和释放市场力量,而是如何依靠非市场的制度和机制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协调。而中国的新发展主义的模式产生于全球化大潮的迅速上升期。在这个时期大家普遍关注的焦点就是如何释放市场力量。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




要理解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区别,我们必须分析在过去的30年中国际贸易中分工的基础发生的巨大变化。当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最终产品。如果一国的企业无法造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最终产品,该国则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当时日本人明确地认识到,离开国际贸易,日本经济将无法迅速增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日本人不遗余力地打造本国的创新体系。日本模式中的各种制度性安排都是为了加强在创新过程中的协调而演化出来的。


到了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代,面临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同。如今国际贸易中分工的基础已经以生产要素为主,这种分工的基础极大地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时的发展本国创新体系的要求,它们可以以廉价劳动力来参加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只负担劳动力密集部分的任务就可以了。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导致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量的迅速发展。据估计,在90年代末期,企业内部贸易,即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分公司之间的贸易,已经占了全球贸易的50%以上。正是因为有了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才可以只凭廉价劳动力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这在20世纪50、60年代日本模式形成时是根本不可能的。


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的出现是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推动力的变化连在一起的。在50、60年代,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受产品周期的影响。任何一种产品的演进过程都是有周期的,有创新能力的跨国公司在最初发展出新产品时根本不想对外投资,它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赚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但是等到生产这种产品的技术到了标准化的时代,很多国家的企业就都可以生产这种产品了。技术一旦进入标准化时代就很成熟了,掌握起来很容易。这样一来,有廉价劳动力或者相对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的企业就可以开始生产这种产品,并对原来发明这个产品的公司形成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下,该公司如果在国外进行投资,就地生产该产品以占据当地市场,就可以防止国际竞争者的出现(Vernon,1971)。


在20世纪50、6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还有大量以攫取资源为主要目的的投资,这就是依附理论产生在拉美的根本原因。当跨国公司到拉丁美洲攫取那里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时,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也被“被动锁定”,即被锁定在一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附加价值部分,赚不了任何钱。


但是到了中国模式形成的时期,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追求生产效率、分工经济和价值链成为投资的主要目的(Porter,1998/1985)。对中国来说,通过引进外资,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在没有建成有效的内生的创新机制之前,就可以推动出口和刺激经济增长。这就是中国模式产生的重要而深刻的历史背景。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也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也是导致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很不相同的重要原因。在日本模式形成的时代,外资与外贸是互相替代的,有了外资就没有贸易。因为一旦外资进来,就地生产,就地贩卖,也就没有进行贸易的必要了。在中国模式形成的时代,二者的关系则是互相促进。因为当外资进来以后,它只是要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让你生产一个部件,或者让你组装,剩下的零部件跨国公司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这样一来,外资就促进了国际贸易。


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日本模式形成的时代,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在搞进口替代,保护国内市场。所以,日本模式中的非市场机制一点也不稀奇。在中国模式形成的这过去20年间,发展中国家则是在争相鼓励出口,实行投资自由化。正如表11显示的那样,自从90年代初期以来,鼓励外资的政策性变化的数目远远超过限制外资的政策性变化的数目。换言之,吸引外资是过去十几年里的一个全球性大趋势。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在未来数年中,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对外投资的专家们,以及各国吸引外资的机构,都认为对外投资在国际上的份额要进一步增加。不仅如此,2005-2006年和2004年相比,世界上更多的政府表示要做更大的努力来吸引外资。这表明靠吸引外资来推动外贸和推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通用的一个政策范式,大多数国家在努力争取进一步取得外资。中国到目前为止取得的外资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多,而且在未来也要取得不少。但是,像前面的数据显示的那样,中国模式在国内市场外资的占有率,以及外资介绍进来后创造的财富的分配方面,有严重的弱点,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





五、中国新发展主义的本国历史渊源




与国际根源紧密相连,中国的新发展主义模式的兴起也有着深刻的国内根源。我曾经指出,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与全球化浪潮的起伏有极强的历史同时代性(高柏,2005)。在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文革结束为止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涨落,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形成了两大主要的传统。


一个是在19世纪后半期,在第一次全球化大潮兴起时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对外开放的传统,另外一个则是在第一次全球化大潮于20世纪30年代逆转后,中国以选择社会主义来回应大萧条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失败,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毛泽东时代为代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在此,我想指出,我们在讨论这两个传统时不应该简单地以非黑即白的道德观去看问题。我想分析的是在操作的层面上这两大传统有何不同。




在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一般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洋务运动代表的是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开放的传统,尽管这种开放是在以列强代表的外力压迫下开始和实现的。而到了毛泽东时代,除了香港留下一个小小的贸易窗口与资本主义保留了十分有限的贸易之外,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面向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则是基本封闭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改革开放继承的是洋务运动代表的开放传统。有意思的是中国学术界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自从1978年以来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此之前,总的来说,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而从改革开放以来,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在总体上是肯定的(姜铎,2004/1997)。


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也与洋务运动时代开始的趋势相似。外国资本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进入中国。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以后,外资进入中国正式合法化。以前也有许多外资,但是清朝在法律上从来不承认。《马关条约》正式承认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一直在不断提高。据1936年的一个统计,外资在当时中国几个重要的产业里,如航运、煤矿和铁矿石等,所占的比例从66%到99%不等(Hou ,1965:128)。


到了毛泽东时代,外资从中国销声匿迹。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开放是与当年洋务时代那个开放的传统相连的。当然,在这里我想指出,现在的外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和当年无法相比,而且中国现在是一个强盛的主权国家,这一点和20世纪3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有质的不同。但是,单就中国对待外国资本的态度而言,改革开放时代与洋务运动时代更为接近,而不是与毛泽东时代更为接近。


在对待技术的态度上,洋务运动时代讲的是买洋枪洋炮。当时所谓的现代化,尤其是军事现代化,基本上是靠买来实现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则是依靠独立自主的研发,两弹一星就是当时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创新体系开发出来的典型产品。在改革开放时代,洋品牌一直在中国市场上占主导地位。我们又似乎在向洋务运动时代的传统回归。


然而,从去年以来,尤其是自从关于汽车产业自主品牌的大辩论以来,中国现在关于自主品牌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在2005年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已经明确地通过了创立自主的国家创新体系这个基本原则。前些时,13个部委联合工作组去深圳、广东调查与自主品牌创新有关的问题。从这些事实来看,中国正在从洋务运动代表的传统向毛泽东时代代表的传统转变,自主创新将成为中国未来产业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核心组成部分。


在政府对待各类企业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洋务运动时代,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地位一直高于民族资本。


到了毛泽东时代,我们实行国有化,私人民族资本仍然受到歧视。官本位的理念从洋务运动时代开始一直持续下来,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受到的政策上的歧视仍然十分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国内近年来一直在讨论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和民营企业经常面临的非国民待遇。然而,正如华为、中兴,以及吉利等一批企业所显示的那样,民营企业在中国恰恰经常是进行独立自主研发的重要力量。可悲的是由于民营企业经常得不到应有的权利,很多选择先变成在外国注册的公司,然后再变成在中国经商的外资。


在产业政策和政府采购的关系上,在洋务运动时代,清朝政府的政策一直是造不如买,洋枪洋炮都是买来的。


到了毛泽东时代这一点彻底地发生了变化。然而,最近几大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显示出,许多政府部门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从政府作为消费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对待政府采购。比如与京沪高铁相关的高速机车,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出中华之星,最后硬是被放弃不要,或要买德国的磁悬浮,或要买日本的新干线。这种高速机车的制造是一个能够带动几个产业同时发展的重要项目,如果换在日本或者韩国,很难想像它们的政府在本国企业能够生产的条件下会非要买外国产品。运十是另外一个例子。


当年尼克松访华时坐的波音707被中国人看见了,毛泽东下令中国也一定要搞大型商用飞机,当时中国上马的运十只比欧洲上马的空中客车晚两年,到1979年中国已经做出了样机并成功地六次飞到拉萨。1986年也是因为区区3000万人民币的试验用的预算,硬是给拉下了马。当时选择与美国的麦道公司合作,因为它许诺帮助中国在20年内能够独立制造自我品牌。时至今日,中国只能给人家作极为有限的零部件,同时要花大量的外汇去买外国产品。这种事情在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中根本不会有出现的可能。


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的新发展主义模式中有大量洋务运动传统的因素在发挥影响。


我想在此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两难境地。洋务运动代表的开放传统绝不是一无是处的。我们在讨论建立自主创新体系的时候要避免将它变成一种泛道德论的说教。中国的新发展主义固然有很多缺点,但是,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一,外资带来了工作机会与生产技术。第二,与其他大国利益交织在一起,减少了对抗的风险。第三,在没有完善的内生制度之前,就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优异成绩。




六、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转型挑战




无论是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还是中国的新发展主义模式,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当历史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它们都会遇到挑战并面临转型的问题。日本模式产生于全球化第一次浪潮的下降期和第二次浪潮的初始上升期。在这种环境中,它的适应力很强。然而,当全球化的浪潮进入迅速上升期,日本模式则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并经历了十分痛苦地转型。这个转型过程至今尚未结束。


中国模式产生于全球化第二次浪潮的迅速上升期。在至今尚未结束的这个上升期里,中国模式表现出极大的竞争力。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全球化的迅速上升期在各国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下可能正在不断地接近它的拐点:发达国家在就业与工资水平方面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压力,很多国家同时出现房地产市场泡沫,并有要破灭的迹象,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地抬头,右翼势力在一些国家的政治中影响不断上升,国际经济出现明显的日益严重的失衡。




如果把中国模式在今天与日本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国际环境加以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今天面临的国际环境要比当年日本面临的环境更为严峻。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两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关系。


日本经济也好,中国经济也好,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美巨额贸易顺差,这必然导致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与美国有严重的摩擦,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日本虽然在80年代拥有对美贸易的巨额顺差,但是日本在冷战中始终是美国的盟友。就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在1990年跨台时,日本的经济泡沫也破灭了。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日本从来没有经历过冷战以后美国在全世界到处找对手的局面,而中国赶上了。虽然这两个发展模式都对美国形成了很大的挑战,美国在回应时的程度却完全不一样,日本是美国在冷战时的盟友,而且是民主国家与市场经济。


因此,美国的鹰派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说服美国人对日本采取强硬手段。而对中国而言,由于政治制度不同,这种潜在冲突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当然,中国模式也有一个优势在平衡这个缺点,即市场高度开放,同时参加国际生产分工时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在分配时一直是拿小头,美国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经常被绑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鹰派起了牵制的作用。


一国模式在贸易中的资源能源与附加价值的性价比对该国经济在外部环境出现重大变化时的适应能力有重大影响,日本模式注重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原创性开发,能用比较少的资源和能源创造出比较高的附加价值。


而中国模式则是用很多的资源和能源才制造出很低的附加价值。比如在2004年中国用了世界上1/3左右的水泥和钢铁只生产出了6%的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汇率发生较大变化的时候对国内的影响是什么呢?在80年代后半期,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但是在泡沫破灭之后,日本依靠在创新方面的比较优势,仍然保持不败之地。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到一比五,一比四,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那种条件下,很多跨国公司恐怕都要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印度政府已经把在制造业方面与中国竞争变成他们的国策,印度的工资水平要比中国低很多。因此,在遭遇相同的挑战的情况下,中国模式可能要面临远比日本更加严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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