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探密

军队的强悍依赖于纪律的严明,以及士兵们在命令下达后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在这方面,日本军队可谓军纪严明。问题是这一军纪是通过什么来维持的。一言以蔽之,日军维持它的是诉诸暴力手段。


暴力手段充斥着日本军队的方方面面。例如“帽子戴歪了”、“有一个扣子忘记扣了”这样的着装不整,以及从“不注意保管武器”、“房间没有打扫干净”、“没有牢记典范(军队的规则集,类似教科书)”,到“整队慢”、“回答慢”、“声音小”、“动作迟钝”、“态度生硬(不服、傲慢)”等等、任何东西都会成为施加暴力的对象。


欲施加暴力,借口莫须有。即便是扫除刚刚结束,要从旧兵营的角落里找出一片垃圾并不困难;不管怎么大声回答,都可以说“声音还太小”;态度生硬这一判断是主观作出的,所以无论何时,不管对象是谁,都可以这么说。


在军队用语之中,暴力被称为“个人制裁”。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打耳光——抽嘴巴,用的不是手掌,而是拳头。打的一方先弯下腰,尽可能将手收到身后,摆好架式后打去。被打者大多立刻倒地。但这时,他们必须立即站起来做好接受下一个耳光的准备。当被“左右开弓”——左右来回被打耳光时,身体会左右强烈晃动。如果躲避方式不当,制裁将会加倍进行。


耳光不仅限于用拳头,也有用皮带和皮拖鞋打的。还有被称为对打耳光、即强迫战友之间互相对打的方法。如果因想到对方是战友而手软的话,下士官便会吼叫着“耳光要这样打”来作示范。这样,对方战友会遭到更加凶残的殴打,伤害会更加严重。所以即便是战友之间对打,也须用尽全力。


除打耳光之外,还有用橡树棒打屁股的处罚。这种棒子在海军中被称为“精神棒”,使用得最多。被打者两腿分开,双手按住脚尖,挺出屁股,摆好姿势。动手的一方以便呼吸喘着粗气,一边挥舞起棒子全力打去。无论怎么做好准备,棒子打上屁股的瞬间,被打者必倒无疑。但他必须立即爬起,摆好原先的姿势,接受第二下。与打耳光一样,打屁股也有三两下,有时还会连续打10下甚至15下。


要是被打上二三十次耳光,面颊便会肿起,几天之内无法嚼东西。而要挨了棒打,屁股则会因内出血而发青,导致四五天之内腐着腿没法走路。当然也有失去知觉的,鲜血从鼻中喷出、四处飞溅的也不在少数。


此外,还有猛击心窝处的,在演习中伏在地上时被狠踢头部的。这些都是家常便饭。若是真的进行制裁,则是几个人一涌而上,拳脚相加。那可是不折不扣的群殴了。


我现在耳背的程度超过了我的年龄。尤其是左耳,从年轻时起就听不清楚。这是因为我曾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多次遭到连续几天的殴打的缘故。那时由于内出血,我的眼睛一直红肿不消。这样的滋味尽管程度有别,但多数当过兵的人肯定是尝到过的。


除去直接性的暴力之外,个人制裁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说,认为你枪支没保管好,就让你以举枪劈刺的姿势,将重约4公斤的步枪端上几十分钟;认为你鞋不干净,要么让你舔鞋底,要么让你口衔鞋带,将鞋挂在嘴两边,匍匐着在各班爬一遍。


在个人制裁之中,有连续几个小时让你跑步、匍匐、或是练习拼刺刀的手段。更有一种用心尤为险恶的手段,即在冬天,特别是严寒的夜间,只让你系上一条兜裆布跳进大水桶,用柄勺把水一点一点地给你浇上二三十分钟。作为稍为“文雅”的手段,有一种让你将长达2694字的军人敕语“用毛笔誊写三遍,第二天一早交来”的制裁。士兵们每天从起床到就寝,除了上厕所之外,都得像白家鼠一样来回奔跑,被追来追去。对他们来说,即便多睡一分钟都是好的。但碰到这种情况,他们可能一夜都无法休息。若是没来得及写完,则又要吃耳光。这一来,整个兵营便成为了一座怒斥、叫骂、殴打之声四起,毫无反抗的奴隶颤抖着东奔西窜的地狱。


一开赴战场,则军队内部的生活规范,进而个人制裁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解,因此新兵中甚至有人希望出去作战。因为与面临生命危险的战场相比,兵营内的状况更加难以忍受。有一份日记这么写道:“对于第一年的新兵来说,不是对敌人的作战,而是对日本兵作战……新兵的敌人,不是自己面前的外国兵,而是自己身旁的四年兵、五年兵、下士官,还有军官。”(桑岛节郎:《华北战记》,图书出版社,1978。)


作为总管军队教育的教育总监部和各团长,都曾下过“禁止个人制裁”的命令。但是这种制裁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陆军灭亡之日为止。海军的情况大体与此相似。


直接向新兵施加暴力的是下士官和老兵,但军官从未试图制止过下士官以下人员的暴行,有时还会唆使他们“给我狠狠地教训”。军官亲自施加暴力也不足为奇。暴力是日本军队的本质。军队内部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个人制裁是缔造吃苦耐劳的强悍军队所必需的手段。面对个人制裁显得胆怯的士兵,在艰险不断的战场上是没有用的。


如此恐怖的军营生活隐隐约约也会为社会所知。于是,这也成为青年们逃避兵役的主要原因。比起到昭和初期为止日本下层农民艰辛困苦的劳动和粗茶淡饭的生活来,很多情况下军队训练本身并非苦不堪言,但流传中的个人制裁却让他们不寒而栗。


逃避兵役在近代日本秘史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详情虽因未公布而不明,但据菊池邦作统计,自1882年至1886年,应召适龄青年的逃亡失踪数达75000余人。即便是“军国日本”被大肆吹捧的1936年,也达到了20000人。


逃亡失踪之外,还有故意自伤和故意生病的。其具体的做法,从诈称视力或听力残废,到残忍地切掉手指、戳瞎眼睛,或在征兵体检前喝下酱油,使心脏暂时出现毛病,以及通过吃泻药或节食以慌称生病等等,无所不有。据说在一座工棚里,100个人当中有五六名逃避兵役者。(菊池邦作:《逃避征兵的研究》,立风书房,1977)因为在工棚里是不问个人简历和户口的。甚至还有通过故意犯罪去服刑来躲避兵役的。也有人入伍后后悔道:“真不如干坏事去蹲监狱呀!”(渡边宪央:《逃兵-珊瑚礁上的墓碑》,国内未出版)


据说在中国唐代,疲于连年对外征战的农民,为了逃避兵役,采取过自伤手脚的办法,还将之称为“福手福脚”。(布目潮风、粟原益男:《中国历史四-隋唐帝国》,讲谈社,1974)被逼上绝路的老百姓,他们的想法往往超越时空和场所而相通。


在前往海外移民、留学的人当中,抱者同样目的出去的肯定不在少数。我自己就直接认识几个这样的人。有人是体验了军队生活后决心移居海外的。因为在经历了日本野蛮的军队生活后,他们变得彻底厌恶缺乏人道主义的日本了。


“兵役、牢役,一字之差”。正如这句话所说,军队如监狱。不也许在中国战场征战了5年的森金千秋写的更为准确:兵营似乎介乎监狱与地狱之间,而更接近于“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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