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原创]“我的家乡在河南”辛亥革命先烈张登云


“我的家乡在河南”,我们都是河南人,我们也来自河南,我们希望可以利用这个系列的文章向大家展示一个真实的河南,崭新的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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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登云,字跻青,清光绪五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公历1879年8月31日)生于河南省汜水县祠堂沟村,今属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1947年1月13日去世。汜水县是个盛产柿子的地方,特别是祠堂沟,满山满谷尽是柿树,故张登云又号柿谷道人。

张登云一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历尽坎坷,誓死不当汉奸,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可思可慕的逸事。张登云的日记、信件、诗文手稿以及收藏的书画、文物,除部分捐献给有关单位外,大部分都散失了。

张登云幼时家贫,但有志于学。他18岁入学(中秀才),光绪二十八年(公历1902年)中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光绪三十一年(公历1905年)被清政府保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法系学习。

在日期间,张登云与廖仲恺、于右任、李济深、张钫等人过从甚密。廖仲恺先生送给张登云的一张亲笔题名照片,他一直将其悬挂在书房的柱子上。直到弥留之际,他还断断续续地说:“仲恺来接我啦!”张登云与于右任先生的合影,散见于纪念于先生的书刊中,因此方有幸得以见到并保存。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历1908年),张登云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偕日本妻子樱田菊子(中国名字张田希九)回国,在河南省会开封担任河南省法政学堂教授、教务长。1909年,张登云当选为河南省谘议局议员。

辛亥革命时期,河南省法政学堂是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张登云是该学堂革命党的代表人物之一。河南辛亥革命起义前,张锺端从日本回国,经武昌回到河南,联络、筹备河南起义事宜,曾多次在法政学堂集会议事。张锺端被公推为河南辛亥革命军总司令,张登云负责联络工作。

在发动起义的最后关头,由于内奸的告密,起义失败,张锺端等11人慷慨就义。张登云因当时未在议事厅内,方得以幸免于难。清廷遂密令逮捕他。幸好有一位姓白的警察送来一张字条,上书“束之兆之”四字。张登云一看就明白这是“速逃”之意,乃化装成一少妇,乘坐同盟会员王少湘家之马车,由王亲自驾车从北陶胡同出开封城北门,绕道西郊到王的老家——离城3.5公里的毛寨。在毛寨稍作休息,他又由人护送至杏花营西的韩庄镇。困沿途都是偏僻的农村,他们事先商定,途中如有人盘问,就说是去“上坟”的。他们从那里登上火车,经武汉转道上海,再由上海乘船前往日本长崎市,住在樱田菊子的娘家。

清帝退位后,张登云回到开封,仍在法政学堂教书,并担任国民党河南支部副部长,部长是曾昭文。

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妄图称帝。张登云说,他因为练习书法曾和袁世凯有过交往,并且称袁世凯为老师。当他得知袁世凯梦想当皇帝的消息后,曾经上书袁世凯,委婉地劝他不要违背民意。但袁世凯一意孤行,不顾人民的反对,坚持上演了洪宪帝制的丑剧。

此前,张登云的好友段此山(同盟会员)来到张家,就袁世凯要召见自己的事征求张登云的意见。张登云劝他千万不要去北京,但段未听从张登云的劝阻,结果被袁杀害在北京菜市口。此后,袁下令通缉张登云,并派军警到开封及汜水老家进行搜查。张登云只得再度流亡日本。

张登云这次在日居留期间,经留日同学张国戚(字仿吾,开封人,同盟会员)介绍,在千叶县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李大钊。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后,张登云又回到开封,仍在河南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民国成立后河南省法政学堂更名为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担任教务长。第二年,该校校长病故,他继任校长。

1925年7月初李大钊由于右任陪同来汴时,曾到张家与张登云晤谈。于右任还给张父张文会(字康候)写了一副寿联。可惜的是,这副寿联在后来落了。

1926年3月至6月,张登云任河南省政府政务厅厅长。4月5日,省长靳云鹗率部北上与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作战,张登云代理河南省政府省长。6月至11月,他任河南省政府实业厅厅长。

张登云在河南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及其前身河南省法政学堂执教的18年中,培养了一批法政人才。当时,河南政法界人士多出自其门下。友人王智君曾有一联赞他:“能文章,能政事,主讲法学十八年,耗尽苦心,桃李几遍大河南北;是英雄,是名土,视歼敌寇甫两载,那堪瞑目,党争犹残中国兄弟。”这副对联可以说是对张登云一生的写照。

张登云步入政坛以后,虽当过厅长、代理省长,但出身贫寒的他为政清廉。他对旧衙门的腐败和官僚作风深恶痛绝,但又无力改变,惟有洁身自好而已。他经常告诫下属,特别是那些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担任县长的学生,要他们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为民主持公道,不要贪赃枉法。同时,对那些找他谋事的亲属,他一概予以拒绝,从没有安排过一个亲属来省城做事。他还谆淳告诫他的二弟、三弟,要他们在家安心务农。他在给二弟、三弟的一封信中说:“如果乡亲们仍然叫你们老二、老三,说明你们俩没有变,大家仍是好乡亲。如果称呼你们二老爷、三老爷,那就是辱骂你们,你们要拒绝大家对你们这样的称呼。”

1927年6月,冯玉祥第二次主豫,整顿吏治,严惩贪污腐败。这时,张登云虽已卸职,在家赋闲,但有人诬告他有贪污嫌疑。他的学生刘亮臣得到消息后立即来报信,劝他暂时离开开封。张登云很坦然地告诉刘“我做事以来,一不贪赃,二不卖法,我怕什么?我不走!”几天后,果然有人来,以冯总司令请张登云去谈话为由,将他带走,软禁起来。经过多次讯问和多方面调查了解,他们未发现张登云有任何贪赃卖法之事,遂于100天后将他无罪释放。

通过这次被软禁,张登云深感仕途艰险。张登云被软禁期间,父母先后病故。张登云获释后,即携眷回老家丁忧。在此期间,他参与了《汜水县志》的重修工作,并撰写了序言。

1930年,张登云由老家回到开封。为了减少麻烦,他在家门口挂起了律师的招牌,但并不真正接案子。遇到有来找他打官司的人,他就将其介绍给老朋友赵国彦(字叔平)大律师。有学生问他为什么只挂牌子而不做实事,他说:“我这个牌子只是对付官场的免战牌。我决心不再涉足官场了。”

当时,他每天在家以诗文自娱。他的旧学底子深厚,能诗能文,又喜爱书法,临颜真卿,每天必写日记和几张大字,从不间断。可惜这些多在后来失了。与他常来常往的有胡石青、王幼侨、赵叔平、张国威、胡伯平、王少湘、熊伯履、王智君、马佛樵、马云衢和在开封经商的张霁川(云桂芳经理)、王静波(晋阳豫掌柜)、雒汉三(义源永店东家)等汜水老乡。

1931年,国民党政府通知张登云去南京,据说是让他作为河南的代表之一,出席5月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月薪300块银元。张登云在南京期间,蒋介石曾两次召见他。他向蒋提出执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建议,蒋不予支持。于是,张登云就借口有病需要休养,又回到了开封。此后的三年中,阎锡山每年都要给张登云来函拜年,并邀请他去山西任职,均被张登云婉言谢绝。

当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拟任命张登云为河南省第六行政督察区(驻南阳)专员。他坚辞不就。后来,省政府委派他的好友王幼侨担任该职。王幼侨来找他,要他与自己一同去南阳。王说:“你要是不去,我就当不好这个专员!”在推脱不掉的情况下,张登云只得去南阳给王幼侨当了一年(1933年6月——1934年5月)秘书。由于同样的原因,张登云又在刘镇华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期间当了两年多(1934年12月——1937年4月)安徽省法制室主任。1937年5月,张登云又回到开封。放着专员不干,却去给专员当秘书,这样的事情在当时也是很少见而且让人无法理解的。然而,人们从中可以看出张登云对待仕途和友情的态度。

1938年,开封于6月6日沦陷。在开封沦陷的七年中,张登云坚持每天早、晚两次登上龙亭,锻炼身体。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他平时很少外出,装做在家养病的样子。白天,他坐在家里读书、看报、写诗文、记日记,中午则要睡午觉。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张登云就独自坐在收音机前,把音量调到最低限度,聚精会神地收听大后方和延安的广播。

1941年,张登云腿上长了一个疮,高烧持续不退。开封西门大街***堂的两个意大利籍传教士每天来为他打针、换药。病中的张登云仍坚持每天收听广播,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张登云病愈后,仍经常赋诗填词,抒发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可惜的是,他的这些诗词在几次家庭变故中全都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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