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朱元璋的大屠杀主要在于一种蛇蝎性格


明政府统一中国,中国人自然地升起一种愿望,认为蒙古统治的黑暗时代已经过去,汉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应该跟历史上若干伟大的王朝一样,至少在开创初期,呈现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荣气氛。这种愿望并不奢侈,然而,中国人的命运太坏,他们所遇到的政治领袖,不是刘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现实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发动有计划的合法屠杀,完全采用七世纪来俊臣的冤狱手段,但残酷的程度,却使来俊臣所作的看起来好像儿戏。最重要的两次行动,一是胡惟庸冤狱,一是蓝玉冤狱。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极有才干。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干部不能并存。八十年代一三八○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参考来俊臣的《罗织经》,就可了解,当权人物决心除去某人时,自会“有人”告发此人谋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灭三族。过了漫长的十年,到了九十年代一三九○年,朱元璋的兽性再度发作,宣称,他又发现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七十七岁的宰相(太师)李善长,都包括在内,共处决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编撰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三年后,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立即逮捕下狱。然后发表蓝玉的供词,蓝玉在供词中承认准备发动兵变。于是蓝玉被磔死,灭族。根据口供牵引,被灭族的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孙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编撰一本书,名《逆臣录》,昭告全国。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效命,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遭到朱元璋的毒手。然而,这两次大屠杀不过只是整批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像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贬谪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终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称是胡惟庸毒死的,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广洋询问是否知道。汪广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说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汪广洋贬谪,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绞死。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被赐死。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被鞭死。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是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命武士摔死阶下。在所有共患难的老友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生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早早地就病死。徐达事实上死于处决,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督着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逝世。所以事实上只有汤和一个人活得最久而且善终。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庆祝。本世纪(十四)最后三十年,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首都应天(江苏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据统计,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南直隶(江苏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做苦工的,每年都有数万人。而严厉的追缴赃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几乎全部破产。严惩贪污使人歌颂,但问题在于诉讼法,即被指控贪污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坦承不讳,更何况仅杀一身的贪污。不过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赃。死刑一死即了,追赃则遗祸无穷。死囚的财产不足以赔偿赃款时,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毁。如果仍不能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转存到另一家若干。辗转牵引,千里外素不相识之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




朱元璋无止境的屠杀,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后来皇太子又很早死去。为了保持政权,不得不如此。但仅此现象不一定非产生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来应对。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情形相同,但刘邦只对少数的将领惩处。七世纪南周王朝开国皇帝武的处境更为严重,但也只是个别打击。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这是人类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种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普通人,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都能造出最大灾害。身为皇帝而具有这种品质,更使这种灾害扩大,无法加以控制。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捉弄,选择或拥护朱元璋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不幸。然而,仅只屠杀,带给中国人的痛苦,仍是暂时的。朱元璋对中国人最严重的伤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十四),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就在这里。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无与伦比的罪恶。我们分下列三项,叙述这罪恶的内容。一 人权的蹂躏二 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三 文化酱缸的加深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有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为耻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他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颤栗的“诏狱”与“廷杖”。刑部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布,管辖全国各地司法机构,有权提审它认为不恰当的案件。都察院负责对不法事件纠察检举,并派遣官员(御史)分赴各地,担任“巡抚”官职,接受人民对官吏的控诉,它也可以审理,也可以判决。大理寺类似国家最高法院,负责对前二机构的审判作最后裁定。它们被称为“三法司”,是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当然地是在皇帝绝对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认为它们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设立他直接指挥的“锦衣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锦衣卫内设“镇抚司”,即军法处。锦衣卫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镇抚司判刑处决。如臂使指,快捷了当,没有任何顾忌。胡惟庸、蓝玉等五万人的两大冤狱,就是锦衣卫完成的使命。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认为锦衣卫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灭,于是,下世纪(十五)时再创立“东厂”,又创立“西厂”。下下世纪(十六)时,更创立“内厂”,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本已布满全国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错,密如蛛网,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争吵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诏狱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无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还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厂”、“卫”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对罪犯拷掠(打问)。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赃的工具,也是刑罚的一种。一个人如果被处罚廷杖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极端痛苦羞辱的死刑。在廷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对高级官员(部长副部长以上)执行廷杖时,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则陪坐两旁,左边站小宦官三十人,右边站锦衣卫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狱吏百余人,都穿短裤,手执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读皇帝的诏书(判决书)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狱吏扑上来,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从肩膀以下绑住,使他不能转动。再把他双足用绳索绑住,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全被磨脱。这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摧残人权的图画,朱元璋用它来对付中国人民。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毙命。不死时,也要割去腐肉数十碗,医治半年以上。锦衣卫行刑狱吏,都受过特别训练。如果得到满意的贿赂,他们打下的木棍,看起来很重,甚至血肉横飞,但受伤较轻,痛苦也较轻。如果家庭贫苦,无钱行贿,他们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痛彻心腑,只三四十杖,静脉血管就会寸寸断裂,全部肌肉组织溃散,不久即死,无药可救。 ──英国于一百年前的上世纪(十三),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出现诏狱和廷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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