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在“宁远大战”中“丢粮弃岛”罪责难逃zt

在许多人看来,“宁远大战”是袁崇焕最辉煌的一个功绩,此战当中袁崇焕大显“英雄气概”,抗拒经略高第撤退的命令,拒绝“逃跑”,以死守城,并以孤城抵挡住了后金十几万大军,可谓奇男子伟丈夫……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此战不仅不是明朝的一个胜仗,反而是因为袁崇焕等人抗命不遵而造成的可悲之失败。


宁远大战之前,Z国整个北方地区都处于“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里的长年旱灾中,1625年灾情加重,受灾范围很大,整个蒙古、建州、宁远、辽阳、朝鲜北部都受了灾。当时与明朝修好的蒙古林丹汗迫于无赖,以发动战争来度过灾年,于是后金和蒙古的战事便拉开序幕了,战事集中在旧都附近。与此同时,明朝方面守辽四年的孙承宗于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被阉党弹劾而下台,此刻蒙古和后金已处于战争状态。


孙承宗下台不久的1625年底,蒙古林丹汗和努儿哈赤的战争到了后期。努儿哈赤迫于蒙古的压力,动员了所有力量回援,林丹汗终于退却,两方都蒙受了巨大损失,漠南蒙古靠近后金的部落被努尔哈赤控制。当时,后金虽然使林丹汗退却,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且已经做了全民动员,努儿哈赤在旧都城下面对绝尘而去的蒙古军显得很无奈,此刻他必须要回损失且要索取过冬的给养。于是,努尔哈赤把目光转向明朝这边,于是就爆发了“宁远大战”。


明朝辽西地区虽然也受灾,但明朝还有富庶温润的南方,北方边镇虽在灾区但通过漕运和海运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辎重输送到前线,因此对于后金来说有劫掠的价值,于是便有了“宁远大战”。后金为索取过冬的粮食,必须发动以劫掠为目的的战争,也只有这样才能转嫁发动全民动员带来的亏空,所以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十三万大军来袭,其中还包括在战争后投靠努尔哈赤的蒙古军队。


孙承宗下台以后,高第接任,面对当时的形势,针对后金有抢犯明朝粮食的企图,高第在获得准确情报的情况下决心“坚壁清野”,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决不是什么慌忙逃跑,而是在据实研判以后形成的果断决策。


高第十月到任之时蒙古和后金因灾荒而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在高第看来无论其战争结果如何,后金都极有可能将灾荒和战争的损失转嫁给明朝,所以到任后马上开始议“撤锦、右”之事宜,《明史》记载如下:“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这是非常负责任的作法,而且后来高第还提供了关于后金来袭击的准确情报,所以高第的撤退决不是盲目和胆怯,而是在研判的基础上审时度事的谨慎决策。


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初六日,辽东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这个情报很准确,《清太祖实录》记载:“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帝率诸王统大军征大明。十六日次于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高第的情报与后金渡河时间只相差一两天,可谓非常准确可靠,由此可见高第的撤退并非是他看到后金大军来袭就慌了神而一味逃跑,而是先有撤退的提议,后有准确的情报,整个过程谨慎而及时。高第在十月提议撤退之时,后金和蒙古正在撕杀,根本没有要攻打明朝的意思,而后来有了准确情报,高第也是提前十余天通知前线的锦、右两地,完全不是因为后金临时来袭击才撤退的,更不是谣传甚广的因为高第撤退后金才来袭击。


高第上奏的时间是“正月初六”,后金军是“十四日”出发,“十七日”渡过辽河,这个“辽河”应该是“大辽河”,因为“十六日次于东昌堡”是说后金大军在渡河的前一天已经到达“东昌堡”,东昌堡再往前就是“大辽河”,“大辽河”离高第所提到的“右屯”约百余里地,距离非常近,时间相当紧迫,若右屯明军在高第于“正月初六”发出:“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的警报后,马上撤退,并疏散百姓、转运粮食,那时间应该来得及。从“正月初六”算起到“十七日”尚有十余天时间,而此刻后金大军离“右屯”尚有百余里地,但遗憾的是“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对高第的撤退命令置若罔闻,不但阳奉阴违,到后来还公然抗命,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明史》记载:“督屯通判金启 上书崇焕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 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 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 ,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 。今但择良 将守之,必无他虑。’”


在许多后来的评议中,袁大人坚决不撤退的“豪言壮语”成为了一大亮点,许多文人还以此来反衬高第的怯懦和胆小,并用这些语句把袁大人装点成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可事实并非如此。在了解前面提到的背景下,高第上任后,根据当时后金和蒙古作战的事态判断关外不安全,于是提出退守的策略,并在预先获得准确情报后提前十余天发出警报,并下达“坚壁清野”的决策,且及时通知了宁远、右屯,反而是非常负责任而谨慎的举措。


另外,从锦、右撤退也并非“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说得那么耸人听闻。明朝军队于1625年夏天才派了少量部队进驻松山、杏山小凌河、锦州、大凌河、右屯等城,但这是“虚著”,明军并没有在这些地方驻扎重兵,这里的军队数量非常少,这些地方的驻军在战时也就起个警戒作用而已。根据后金《清太祖实录》记载:“十六日次于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有前锋至西平堡,捉哨探问之,告曰:‘大明兵右屯卫一千,大凌河五百,锦州三千,以外人民,随处而居。’”由此可见,明朝当时在锦州、大凌河、右屯的兵力相当少,这是后金战时的侦察记录,相对比较准确,这说明面对后金倾巢而出的大军,袁大人所谓:“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 ,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 。今但择良 将守之,必无他虑。”的说辞完全不切实际,以锦州、大凌河、右屯三城加起来还不到五千人的兵力,如何能分别抵挡住后金军倾巢而出的进攻?尤其是大凌河城,才五百人,袁大人居然说:“今但择良 将守之,必无他虑。”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辞。


就在后金大军接近右屯之时,锦州、大凌河、右屯的明军加起来才只有四千多人,这点人手非但守城不足,就连修城都不足,按照明朝当时的筑城工程所需要的劳力数量来看,没有上万人连一座小城都不能修筑,袁大人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宁远大战”以后他当上了巡抚,他提出修“松山诸城”这些小城的时候开口就向朝廷索要“四万班军”,《明史》记载如下:“今山海四城既新 ,当更修松山诸城,班军四万人,缺一不可。”袁大人所说的“松山诸城”应当是“松山、杏山、塔山”等城,这些城池跟锦州、大凌河这些城还有相当的差距。


在后金于1626年正月进攻明朝之时,明朝“锦州、大凌河、右屯”三城根本不具备防守的可能,非但没有足够的人手修筑,而且守备也不足,如大凌河这种城才区区五百人,根本不是防守所足备的军队,而从明军“右屯卫一千,大凌河五百,锦州三千”的兵力部署来看,这些城池在1625年夏就没有认真修筑过。若果真如袁大人修“松山诸城”那样,派好几万班军,修完以后决不可能就派区区几百号人去守。


综上所述,“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对高第下令“撤离锦、右”之决策的抗辩完全是不负责任、不切实际的耸人听闻。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袁大人当了巡抚,专门负责关外战事之时不仅向朝廷请求派“四万班军”恢复“松山诸城”,之后又恢复了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地,并扬言:“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可结果“宁锦大战”一打响,后金军就轻取大凌河、右屯卫两城。据《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辛未,上闻明人於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而崇焕无报书,亲率师往攻之。乙亥,至广宁,乘夜进兵。丙子,明大凌河、小凌河兵弃城遁,遂围锦州。明台堡兵二千馀人来降,悉纵之归”。从《清史稿太宗本纪》的记载来看不算“大凌河、小凌河”这些城池,当时明军就是在“台堡”的降军就有“二千馀人”,可见袁大人在“大凌河、小凌河”这些地方花的本钱非是孙承宗于1625年夏驻军时可比的,孙承宗部署在“锦州、大凌河、右屯”的兵力加在一起才四千余人。


另外,或许有人会说,袁大人之所以在“宁锦大战”之时会丢了“大凌河、小凌河”等城,那是因为他还没有修完啊,必须提醒持这种观点之人两点,一是既然在后金攻打过来之前不能保证完成修筑,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本钱去修?而且还以放弃策应朝鲜和东江镇为代价,《明史》记载的袁大人之奏章里他的这个意思很清楚,袁大人奏章里说:“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 ”可结果如何?不但大凌河、小凌河丢了,就连“四万班军”修复的“松山诸城”都没有保住,皇太极在包围“宁远”和“锦州”之时,也占领了“宁锦”之间的这些地方,切断了“宁锦”之间的联系;二是若“大凌河”、“小凌河”这些城还在修建之中,那么光是“班军”就有好几万,加上驻军就更多,可结果却是“明大凌河、小凌河兵弃城遁” 、“明台堡兵二千馀人来降”,从这个结果来看,袁大人当年对“锦、右”的判断也是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他所谓“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完全是错误的判断,从而也证明了高第当时果断决策撤退的正确性。


在整个撤退过程中,决策者高第既负责又谨慎,体现出一个统帅应有的气质,但执行人却相当不得力。关于“撤锦、右”之问题,先有“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相继反对高第的决策,后有在安排撤退的环节上阳奉阴违、公然抗命,最终导致在有准确情报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及时而得力的组织粮草转运,致使部分粮食在右屯被后金所劫掠。


《清太祖实录》记载:“丙寅,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大兵将至右屯卫,守城参将周守廉率军民已遁。帝令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后金从海岸边获得了“右屯”里的部分粮食,这些粮食并不在右屯里面,而是在海边上,说明明军曾用海船转运这些粮食,但当后金来到之时还没有转运完毕,于是部分落到了后金手里。


在遭受灾荒的后金看来,这是非常宝贵的战略资源和物资给养,所以努尔哈赤很重视,派出了八位指挥官率领四万步兵进行搬运,而且妥善的储存进右屯卫。后金此举说明努尔哈赤是很希望获得这些粮食,而不是将其储藏在右屯待以后撤退时归还明军。


根据这个史料,加上《明史》中的一段文字:“(高第)乃撤锦州、右屯、 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许多人认为后金获得了“米粟十余万”的粮食是因为高第撤退的责任,但是刚才讨论已经提到过,高第首先就担心右屯的粮食——“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并一早就下令撤退——“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以上两点说明高第撤退的决策和命令都是负责和及时的,右屯的粮食之所以会部分落入后金手中,完全是如“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这等人从开始的执行不力、阳奉阴违,到后来又公然抗命不遵而耽误时间所导致的。所以《明史》中那段记载只能说明高第下令撤退,但却不能把“右屯丢粮”的责任归咎于高第,“右屯丢粮”的责任应该由前方如“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这等人来承担,正是因为他们的执行不力才会导致“右屯丢粮”的后果。


在明晰了“右屯丢粮”的责任以后,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事实,那就是后金所得“十余万”的粮食,到底从何而来?这一点本来好象很清楚,就《明史》和《清太祖实录》对照来看,后金无疑是从“右屯”获得的粮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清太祖实录》记载:“丙寅,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帝率诸王统大军征大明……大兵将至右屯卫,守城参将周守廉率军民已遁。帝令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大兵前进,锦州游击萧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大惧,焚房谷而走。”


《明史》记载:“……(高第)乃撤锦州、右屯、 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


两相对照,好象这“十余万石”粮食还真是从“右屯”获得的,但必须提出的一个细节是右屯的粮食并没有数量,在《清太祖实录》中只提到了“步兵四万”将粮食运进“右屯卫”,这个举措说明粮食不少,而“步兵四万”足以运送。就“石”这个单位来将,从准确的重量来说以《汉书·律历志》为准:“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即一百二是市斤(60公斤)。到了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记载:“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59200克,即59.2公斤,和汉代差异不大,后来又因为一石粮食恰好是一个人所能挑担的重量,所以一石又叫一担,“石”和“担”经常互用。根据这个数据推算,从后金之所以安排“步兵四万”应该是因为“四万人”恰好能一次将其全部运送完成,按照这个思路估算右屯丢失的粮食差不多为“四万石”,但根据这段史料只能估计丢弃于右屯海岸的粮食约有“四万石”,而并非“十余万石”,这个只是估计和推算,并不准确。不过,后金另外一个举措说明这里的粮食绝对没有“米粟十余万石”。


后金二十三日到宁远,二十六日从宁远撤退,二十七日路过右屯之时焚毁了右屯的粮食。《清太祖实录》记载:“二十七日,帝回至右屯卫,将粮草尽焚之。”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努尔哈赤难道缺心眼儿啊?既然要焚毁粮食,干嘛不在海滩上就烧了,非要用四万人搬到右屯里去烧?


前面提到后金军于十七日渡过大辽河,挺进到右屯后在海滩上发现了粮食,于是“帝令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可到了撤军的时候又烧了右屯之粮,“二十七日,帝回至右屯卫,将粮草尽焚之。”后金军这个古怪的举动实在令人费解,若瞧不上右屯的粮食那就别搬,但努尔哈赤却专门安排了“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这说明后金还是很想要这批粮食的,将粮食搬进右屯那是为了妥善保管,将其暂存储于右屯待撤退时一并带走,并非是不拿明朝一针一线,拣到的东西要物归原主,可后来后金在归途上又烧了这批粮食,这完全就自相矛盾了……


我们只要再注意一个细节就能洞悉整个事件的原委了。《明史》中提到“委弃米粟十余万”,其中“米粟”这个细节很重要,明朝对储藏的粮食有个统称叫“粮料”,这“粮”是指可供兵民食用的“大米”、“谷物”或“米粟”,而“料”则是指喂养牲口的“饲料”或“马料”,《明史》中提到的“米粟十余万”应是“粮”而非“料”。


后金在海边获得的粮食决非“米粟”,高第于正月初六奏报曰:“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说明右屯确实有相当数量的粮食,此时若及时撤退则会有充足的时间将“右屯”的“粮料”安全转运进山海关,可如“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这等人却非要阳奉阴违、抗命不遵,这直接导致了“粮料”没有时间及时转运,等后金军果真如高第所言“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时又慌了神,于是在右屯海岸丢弃部分粮食。这是右屯海岸上粮食的由来,但值得注意的是既然粮食有“粮”、“料”之分,那么在撤退时也必然有先后的,作为“粮”的“米粟”自然是先撤,剩在右屯海岸上的必然多是“料”而非“粮”。


剩一些“饲料”、“马料”在海岸上没有转运走,相比把“米粟”剩下给后金那责任就小多,况且一大堆骡马吃的“饲料”后金还未必看得上。不过这后金是遭了灾荒啊,还真是饿疯了,看到海岸上一大堆“饲料”如获至宝“帝令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后金当时遭灾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啊,也讲究不了那么多了,即便是“饲料”也可以将就了,那可比没得吃强啊。大概后金当时还真准备将这些“饲料”搬回去美美的吃上一个冬天,所以专门安排了四万人义务劳动,将其妥善储存在右屯了生怕再丢了。不过,后来努尔哈赤获得了“米粟十余万”,后金有了“大米白面”当然就看不上这些“饲料”了,于是“二十七日,帝回至右屯卫,将粮草尽焚之。”


综上所述,通过对后金古怪的举措和“粮料”的细节分析,整个事件的过程基本清晰了,唯一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努尔哈赤后来获得的这“米粟十余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还能从哪里来?当然是“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那里来的……


高第早在天启六年(1625年)十月到任以后就拟撤关外军民粮草,以“坚壁清野”的方式应对后金可能的来犯,断然不给后金劫掠粮食的机会,活活饿它一个冬天。这个策略虽然被“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等人阻扰,但在撤退锦州、大凌河、右屯军民的时候还是贯彻得比较好,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大兵将至右屯卫,守城参将周守廉率军民已遁……大兵前进,锦州游击萧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大惧,焚房谷而走。”由此可见,军民撤退的时候都是“焚房谷而走”,即将粮食和房屋都烧毁,坚决执行了“坚壁清野”的策略,此处所谓“七城”是包括了“宁远”之前的所有城池,即右屯、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这“七城”。总体来看,后金只在右屯的海边捞到了点马料,并没有获得“米粟十余万”。既然后金未能从右屯、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这“七城”的百姓手中获得“米粟十余万”,那自然是从官仓中获得。当时在关外,除右屯有较大的官仓外,最大的官仓在宁远附近的“觉华岛”上,在右屯外努尔哈赤获得了点马料,并没有获得“米粟十余万”,但在觉华岛上的收获则不同,那里储存着可供渤海湾周遍地区使用的粮食,光船只就有两千多艘,可见其储存规模之大。


“觉华岛”虽然在海上,但离海岸线很近,直线距离只有8里,即4000米,在北国冰天雪地的正月,海河皆有封冻的可能,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中有这样的记载:“……无人不虑冰坚可渡之时,恐奴入寇,而今果然矣!”可见,海河冰封在当时已经是常识了,这觉华岛离海岸线仅有4000米,不能说万无一失,所以高第也有意将宁远和前屯都撤下来,但却遭到了如“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等人的极力反对而作罢。


《明史》记载如下:“督屯通判金启 上书崇焕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 ,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 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


这段史料显示,高第并非是没有预料到海河冰封后会对觉华岛形成威胁,所以坚决奉行“坚壁清野”的策略“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可“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二人,一个管粮,一个管兵,二人都抗命不遵,所以高第拧不过他们,只有作罢“第无以难”,最后“宁远”和“觉华岛”就都没有撤退,这就给后来努尔哈赤获得“米粟十余万”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后金发动“宁远大战”是为了抢犯粮草而来,后金攻打宁远城当然是想破城而劫掠里面的辎重粮草,可后来他们发现了觉华岛上的粮草辎重居然没有撤进宁远城,于是转而攻打觉华岛去了,觉华岛上粮食一得手,那还不撤退吗?所以,后金在“宁远”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攻打宁远的时间实际仅有两天,二十三日到宁远,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攻宁远,二十六日早上发现了觉华岛上的粮食竟然没有撤走,于是转而攻觉华岛。


《清太祖实录》记载:“帝即令军中备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战车覆城下进攻……次日复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二十六日,闻大明关军所需粮草俱屯于觉华岛离宁远南十六里,遂命兀内革率八固山蒙古,又益兵八百往取之……焚其船二千余,及粮草千余堆,复回大营。二十七日,帝回至右屯卫,将粮草尽焚之。”


这里有两个细节需要关注,一是“闻大明关军所需粮草俱屯于觉华岛”并“遂命兀内革率八固山蒙古,又益兵八百往取之”,二是“焚其船二千余,及粮草千余堆”,这里讲努尔哈赤先下令去取明朝囤积于觉华岛上的粮食,后来又烧了粮草千余堆,这两处粗略来看似乎有矛盾的地方,但细看则完全符合逻辑,后金军占领觉华岛后获得了岛上全部粮食,能搬走的全部搬走,不能搬走的自然全部烧掉,这说明后金在觉华岛上获得了足够多的粮食,而且数量巨大,以至于十三万大军都不能再搬了,于是剩下的就破坏性的全部焚毁。


后来提到,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回到右屯,将原来他派四万人义务劳动从海边搬回右屯的粮草也全部烧掉,其原因和焚毁觉华岛上搬不走的粮食是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努尔哈赤并不缺心眼儿,他从觉华岛上能搬走的粮食绝对比右屯储存的好,否则他决不会从觉华岛上扛着“饲料”,而路过右屯时却烧毁了“大米白面”。


综上所述,后金获得的“米粟十余万”并非是在右屯获得的,而是在觉华岛上获得的。所以,这丢弃粮食之责任完全应该由“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来负责,而非一早就让他们撤退的高第。根据明朝李輔等人纂修《全遼志》下卷中专门提到“督併分理錢糧”为“知州”或“通判”之职责,右屯撤退中百姓家中搬不走的粮食皆焚毁,而官仓中的粮食则由专门分管粮食的官员负责转运,所以未能全部撤走“粮料”则是督屯管粮之官员的责任。在《明史》中更是明确了这个“督屯通判”金启的责任:“启 起小吏,官经历,主赏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为通判,核兵马钱粮,督城工”由此可见,“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是“宁远大战”中“丢粮弃岛”的直接责任人,若他们将遵从高第撤退的命令,将宁远和觉华岛的军民和粮草都撤往关内,就不会发生“丢粮弃岛”的重大过错,若他们将觉华岛上的军民和粮食都撤退进宁远城,也不至于造成觉华岛上那么惨痛的损失。


《明史》记载:“我大清初解围(宁远),分兵数万略觉华岛,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也有资料说:“虏骑既至,逢人立碎,可怜七千之将卒,七八千之商民……囤积粮料,实已尽焚。”,战后当时的蓟辽总督王之臣统计损失之奏章里说:“……兵将俱死以殉国,粮料八万二千余,及营房、民房俱被焚毁”,总之够损失之重,被杀戮之凄惨。


“宁远大战”中后金损失仅数百人,而明朝“宁远”、“觉华”的军民总共则有数万之众,后金劫掠了觉华岛上粮食十余万石,并焚毁了觉华岛和右屯的不能带走的粮草,其中右屯约数万石,觉华岛八万二千石,这几乎是关外明朝政F官仓里所有的粮料储备了,损失和死伤都可谓巨大,后金则完全达成了劫掠的目的,并满载而归。此战很难算成明朝的胜利,而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同时也说明高第下令撤退的正确性,更充分证明了“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等人抗命不遵是错误的,并且他们是此次失败的直接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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