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之始








鸦片战争时期,不忘“骑射乃满洲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国联军新式的“连环机枪”面前被打得尸积如山,中国军队在洋枪洋炮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其实,在康熙时期中国仍然有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至少是不会像后来那么悲惨,遗憾的是康雍乾三朝由于重大的政策性失误,使中国丧失了一百多年。康熙时期的著名兵器发明家、火器专家戴梓在连发火器的研制方面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他在明代火统基础上发明的“连火铳”在当时领先于西方国家的火器,并且一度被后人称为清代“机关枪”。可是,这个了不起的发明却没有被康熙采纳。而专家认为,当时的连发火器就是现代机关枪的前身。



戴梓发明的“连火铳”比欧洲人发明的机关枪早200多年,但却未被康熙采纳。



戴梓从军后,充分利用自己在机械和兵器方面的杰出才能和精巧技艺,创造和仿制了一系列先进的机械工具和兵器,解决了不少实践中的难题。他曾将自己发明的“连珠铳”献给康亲王,“连珠铳”又称“连珠火铳”,它的形状很像琵琶,能够连续射击28发子弹。这种武器的设计十分巧妙,不仅解决了旧式火铳用火绳点火,容易遭受风雨潮湿影响的难题,同时也吸收了西方洋火器能够连续射击的优点,使用方便,能够提高战斗力,比欧洲人发明使用机关枪早200多年,威力和优越性超过当时世界强国的同类火器。可惜,这个发明在当时并没有被康熙皇帝采纳,只能“器藏于家”,至清朝乾隆后便逐渐失传,给中国人留下了极大的遗憾。




专家称,中国明代研制的连发火器原理与现代机关枪类似,是现代机关枪的前身 同济大学机械系研究员陆敬严先生是专门从事中国古代战争器械研究的专家,他认为,尽管明代研制的连发火器在原理上与现代的机关枪类似。“连火铳”的构造和射击原理是,先把火药和子弹装进铳枪脊背的琵琶舱里,用机轮控制。机轮有两个,当扳动第一个机轮时,火药和子弹随之落于机膛中,第二个机轮随着开始扣动,撞击火石发火,引燃火药,把子弹送出枪膛。如此循环,连续射击28发子弹后,然后重装。


陆敬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器做武器的国家。北宋时代,中国人就将火器列为正式装备。火器出现不久,人们就谋求提高火器的射速,以增大杀伤效力,于是中国人又发明了具有速射和连发功能的枪械。明神宗万历年间,有位武器革新家叫做赵士桢,他毕生研究军事技术,是最早系统研究西方先进知识的有识之士。他曾参照西方的连发火器制成有5枝枪管的“迅雷铳”,可以轮流发射5颗子弹,随后又在“迅雷铳”的基础上改进研制成了“连铳”,轮流发射的子弹比“迅雷铳”更多了。




思想禁锢阻碍了中国军事火器的发展



到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已经步入初步发展火器的时代。由于清朝深受“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思想禁锢,清军虽然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但是仍然以刀、矛、弓、箭这类冷兵器为主。“清军使用的火器,其实也不是中国发明研制的,而是仍然使用明朝时期引进的‘佛郎机’、‘鸟铳’、‘红夷炮’等西方火器样式制作的,并且只限八旗兵使用,严禁汉人掌握。与英军的火炮相比,清军自制的老式‘洋枪洋炮’在制造工艺和质量上存在很大的差距。”




据《清代人物传稿》中介绍,戴梓,浙江钱塘人。曾侨居扬州,晚年在辽东自号耕烟老人,生于清顺治六年,卒于雍正四年。戴梓博学多能,通晓天文、历法、河渠、诗画、史籍等,是著名的机械、兵器制造家。他出生在官吏之家,自幼聪颖不凡。在父亲的影响下,少年时的戴梓喜欢上了机械制造,曾自己制造出多种火器,其中的一种能击中百步以外的目标。公元1674年(康熙十三年),耿精忠自福建起兵进犯浙江,响应吴三桂叛乱。康熙派遣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清军赴闽浙征讨耿精忠。戴梓欣然弃笔从戎,随军出征。由于戴梓对军事形势条分缕析,因此与康亲王深为契合,很受尊敬。戴梓不仅在研制火器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而且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戴梓晚年仍然保持着耿直的性格,他的诗大多基调悲愤,以纪实、感怀为主,曾著《耕烟草堂诗钞》。戴梓还总结前人的治水经验,写了一本《治河十策》的著作。“磨剑半生虚售世,著书千载枉惊人。”这就是后人对戴梓一生成就的评价。





康熙为什么要迫害武器天才




康熙时期发明连发火器的天才名叫戴梓(字文开,杭州人),是位相当全面的奇才。康熙第一次接见他时,令他作《春日早朝诗》,受到赏识,授以翰林院侍讲官职;他的诗在他被迫害流放到东北后,写的更好一些;他在绘画、书法上都有一定的造诣;他还通晓音律,曾参加编修《律吕正义》;他也通晓天文算法;他还写过《治河十策》,有过不小的影响;他有极高的研究制造技术才能,康熙有次问他是否明白外国产的法琅的道理,戴梓就很快地研制出来了。



其最可称奇的是他发明制造火药武器的才能。戴梓曾制造连珠鸟铳,献给清政府,这种鸟铳是一种能连射击二十八发的火器。据纪昀记载,他由戴梓的子侄那里了解到,这种鸟铳形状象琵琶,火药和铅弹存在铳的上部称作铳脊的地方,有两个机轮,扳一机火药和铅弹自动落入筒中,第二机就随之动作,火石激发鸟铳发射,如此重复,二十八发射击结束后,才需要重新装火药和铅弹。这是一种早期的自动射击武器,但是在康熙这位被吹捧为英明君主的朝代,这种先进武器不但未得到推广,而且连实用的机会都没有,其实物只能锈于家中。




康熙年间,曾有西洋人以一种称为蟠肠鸟枪的火器夸耀于康熙,按康熙的命令,戴梓很快就制造出了多把这样的枪。所谓蟠肠鸟枪应是指枪管内有镗线(即来复线)的枪,在当时工艺条件下,戴梓能很快地制造出有镗线的枪管,是个很不简单的事。戴梓曾“自制火器,能击百步之外”。而据纪昀记载,在乾隆三十年(即七八十年后),在新疆作战的清军的鸟统射程只有三十多步。可见戴梓制作水平之精和清军火器的落后。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制造子母炮。在康熙十九年,他奉命制造子母炮,其特点是发射出的不是普通铁弹或铅弹,而是可爆炸的炮弹,康熙亲自去观看其演试,并命名为“威远将军”。康熙在亲征噶尔丹时的昭莫多战役中子母炮曾大显神威。记载说“以三炮堕其营,遂大捷。” 这样说不知是否有些夸张,但是,可以合理地推断,和发射攻击一点的铁弹或铅弹的火炮相比,这种炮弹爆炸后攻击覆盖面较大的火器在对付游牧民族的骑兵时,会有奇效。准格尔汗部有一种骆驼阵,在草原作战中颇为有效,而正好成为子母炮有效攻击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位奇才,却被康熙发配到东北铁岭,乃一大冤案。



冤案的起因在于西洋人南怀仁出于忌妒的诬告。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让南怀仁忌恨。一是在戴梓制造冲天炮之前,康熙先是命令南怀仁造,但“造之一年而不成”,这才让戴 梓制造的,而戴梓仅用八天就造出来了。这使南怀仁“惭且愤”。另一是在编纂《吕律正义》时,南怀仁和戴梓意见分歧,且南怀仁又辩论不过戴梓。于是南怀仁就串通曾敲诈戴梓而未得逞的一些人,诬他私通东洋(即日本)。结果戴梓被流放。这里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外国传教士会这样卑劣吗?回答是肯定的。南怀仁对自己的对手进行诬陷是有先例的:在康熙初年,有位叫杨光先的人反对南怀仁及西洋历法,南怀仁对其恨之入骨;在康熙拘禁鳌拜后,南怀仁就向皇帝诬告杨光先是鳌拜死党,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但是康熙没有受骗,只是把不明白天文历法、思想顽固的书呆子杨光先撵回家去,未判什么刑。




明末清初来中国的传教士中,由耶稣会派来的占相当大的比例,南怀仁也是耶稣会派来的。耶稣会是欧洲天主教中的一个小组织,在欧洲宗教改革后,新教迅速崛起,天主教内一些人为了对付新教而组织成立的。耶稣会在行动中,为了天主教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暗杀手段也可使用,所以耶稣会在欧洲声名狼藉。象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为了去掉一个可能威胁自己在皇帝前地位的异教徒,采用卑鄙的手法,是正常的。




另一个问题:这是康熙有意制造的一起冤案。原因在于,如果真正是里通外国罪,必死无疑,而不是流放罪。不处死,就说明康熙明知他没有里通日本,所以是冤案。何况康熙绝非那种乱干糊涂事的人。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康熙要这么整戴梓?原因对于满族骑兵来说,这个人是个可怕的潜在危险。既然他制造的武器可以轻易地打败蒙古骑兵,那么打败满洲骑兵也不会有什么困难,而满洲骑兵却是康熙的命根子。康熙对于这种子母炮十分重视,在康熙五十四年,他明令说子母炮是八旗武器,各省绿营,也就是以汉族人为主的部队是严禁使用的(这时戴梓仍在流放中)。



从戴梓和康熙的红人南怀仁辩论等事可以推测,他应该是个缺乏奴才相的人,甚至可能有些桀骜不驯(许多天才都是这样)。合理的解释是康熙不喜欢这个缺乏奴才相、而在制造火器上又过于能干的汉族人,虽不相信他里通日本,但正好借这个由头处理一下。虽然戴梓是忠于满清的,他是在清军攻打三藩耿精忠时投效至军中的,且立过大功,这才得到康熙的接见和提升。即使这样,康熙仍迫害这样有潜在危险的汉人。 这样一位有多方面才能的专家的结局是可悲的,他在铁岭三十多年,连他儿子的籍贯都变成了东北。七十八岁时遇赦,在回家路上病死。人们多为此而惋惜。昭槤在他《啸亭杂录》中明确地写"人共惜之",这样对康熙的批评,即使很委婉,对于一个满洲贵族来说,也是极不容易的。这样的奇才太难得了,如果他的天才都发挥出来,也许就是东方的达芬奇。康熙太精神敏感了,为了一己的利益,因为一个可能的潜在危险,不惜扼杀天才,而且使中国武器的发展停滞不前。





康熙博学真相



赫鲁晓夫有句名言::“我当矿工那会儿不懂什么。我当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逐步升迁的每一台阶上我都不懂什么。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有什么不懂吗?”




而清朝的康熙这样万能的圣人。据说一位“贝勒”说康熙懂八国语言,把“平方根”等春秋以来的数学名词重新发明勒,上通天文,下通地理。



看下真实的历史你会发现,其实康熙懂的和赫鲁晓夫一样的多。



李光地受捉弄



1689年康熙至南京曾登观象台,李光地当时随侍,后来李光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既登,余与京江(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余:“你认得星?”余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抄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上指参星问云:“这是什么星?”答以参星。上云:“你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的实在不认得。”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余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上问淡人(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曰:“不相与,不知。”



李光地本来是想讨好康熙,结果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这年五月康熙回到北京以后,就将他降级使用,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李光地记得这么详细。



从李光地的记载看,康熙俨然精通天象,信手拈来了,但是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



原来二月康熙到南京后,先派侍卫赵昌向天主堂远西学士法国人洪若翰(Jean de Fotaney,1643一1710)、意大利人毕嘉(G.Gabiani,1623一1694)询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南京)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毕、洪等一一计算,又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呈文送上,康熙一一看明,熟记于心后,才在一班大臣的前护后拥下登上观象台,并有了与李光地有趣的对话。但两个外国人大约是对中文理解不够,可能将南极星与老人星当作一颗星了(南极老人星),所以只计算了老人星,而康熙竟也未加注意,他说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看见,又反映出他的天文知识不够深入。事实上,在福建、广东一带,南极星是看不见的。



南京观象台上的这场天文对话,完全是个预谋,由此就可以看出他学习天文的目的是什么了,并不是发展科学,而是一种“利用”,用来焙耀自己,批评别人,树立自己无所不知的形象,以便增加臣民神话他的依据而已。如果他真有深厚的学识,沾沾自喜至多算是人之常情,可是这样精心的设局,以科学知识作为施展其封建权谋的工具,科学在当时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这样利用科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在封建社会,一个皇帝对科学发生兴趣,就等于宣布科学的死刑,宣布同时代科学家的死刑,因为不可能再有超过皇帝见识的科学知识,也不可能再有超过皇帝水平的科学家!




如下是欧洲传教士对康熙的一些评论:



康熙的道德:



这位君主,要想成为一切人的品德上的楷范,还有待于更好地信仰***,别无他法,可惜,他有耽溺享乐的倾向。——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鞑靼旅行记》



康熙的文章:


下列诸书是以爱新觉罗.玄烨的名义刊行的,但有些肯定是朝臣们写的:………。玄烨被说成是一位书法家,但最近看到的被确认为是他的真迹的复制品并不说明的他的书法非常高明。


———恒慕义(A.W.Hummel)《清代名人传》



康熙的科学知识:


这位皇帝自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它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


——马国贤(Matteo Ripa)《马国贤神父回忆录》





康熙“盛世”是中国近代科学衰落之始




席泽宗教授八秩在望。今年本有可能同他在柏林见面,因MG11大会邀请他做超新星1006千年回顾的报告。泽宗兄以他的“古超新星新表”(1955)在学界驰名半世。可惜,泽宗兄患眼疾,不能成行。八月,他来美治疗,住在Colorado州 Denver市, 距Tucson一小时飞程。我给他安排了两场在亚利桑那大学的讲学活动。但我不敢一个人接待他,一定要他的子女陪伴(八十不留饭之谓也!)。他子女太忙。讲学只得作罢,又不能见。好在,泽宗兄耳尚聪,不见面亦可纵论古今。以下就是三个月间,席教授有关时事和往事的点评,只记席教授的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的精论。



F(FANGLIZHI):我看了你关于康熙的文章,你的结论是中国的科学直到清初康熙一朝才真正开始衰落。


X(席泽宗):对。


F:那就是说,直到明末中国的科学并不明显地落后于西方(欧州)。


X:对。


F:有什麽证据?



X:实证方法论的发展是一个标志。西方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1)倡导“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论之后,开始发展出基于实证方法的现代科学。明末的中国,也有了实证方法的萌芽。明代徐光启(1562-1633)就是一个代表,他的主张: “深伦理,明著教,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可比培根。当时中国也的确出了一批世界水平的成果,如朱戴(土)育的《律学新说》,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



F:培根之后,西方的科学,即现代科学有飞速发展。你是不是认为,如果照明末的状况维持下去,中国的科学有可能不会落后而是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浪潮??



X:是可能。实际上,当时的西来的科学文献已很多,现在还有上千册存在北京的北堂里。当时的一个困难是,中国学者大都不懂拉丁文(现在懂拉丁文的也不多),限制了交流。不过语言限制是一时的,不是决定性的。



F:我记得,明末学者方以智,字密之在“物理小识”中已经谈到伽利略。可见,尽管有文字壁垒,西方科学还是传了进来。


X:是。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引用了《尚书纬.考灵曜》中的一段话:“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于舟中,闭窗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这说明方以智很懂得伽利略对相对性(今天的教科书中称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论证。不过,方以智反对基督神学,他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也不支持。明末有一批学者同方以智一样,反对传教士的科学。但是,只要秉持“随时测验,追合于天”的方法,伽利略等开创的现代科学应会逐渐被接受。其实,在十七世纪欧洲,也有大量学者(并非都是神学家)不接受伽利略的科学。伽利略写《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就是为了赢得这场辩论。所以,明末方以智等对西方科学的反对态度,同康熙的“窒塞民智”不一样。



F:如此说来,如果方以智等也有机会加入那场对话和辩论,中国的科学可能早就同“世界接轨”了。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明王朝能容忍“科学接轨”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一般说,专制体制可与腐化造假共存,但容不得自由交流,哪怕只是科学思想的自由交流。你说的康熙,就是一例。在清帝中,康熙似乎是最爱好自然科学的。他请传教士教他西方科学。他对算学和天学都有相当的了解。你说他是“窒塞民智”,何以为据?



X:康熙“窒塞民智”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后来邵力子也论证过。确实,康熙学过算学和天学。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倡导科学,相反是为了堵塞现代科学在民间,特别是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证据之一就是他请传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学者可以同西方传教士自发地交流,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基本不管。而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钦天监一直由西来的传教士担任监正或监副,从没有汉人和蒙人。康熙请传教士监理钦天监,目的不是开启中西交流,相反是为了“窒塞” 中西 交流。



F:据我所知,就在康熙年代,伦敦有了皇家学会,巴黎有了皇家科学院,柏林也有了科学院。它们对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一大推力。



X:是的。康熙同法王路易十四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处在同一时代。传教士也向康熙介绍过路易十四创建的“格物穷理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和“天文宫”(Observatoire de Paris)。



F:创建科学院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帝王的一个时髦。据传康熙在上朝的时候还发表过他的数学论文,康熙是不是也有意要创建满清科学院?



X:你指的康熙的数学论文可能是《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不过,没有记录显示康熙对建立科学院感兴趣。路易十四访问过他的“格物穷理院”,没有发表论文。他建“格物穷理院”目的是倡导法兰西的科学研究精神,培养人才。康熙的政策则是巩固“御制”,遏制科学研究精神。在清初,还有“南王(锡阐)北薛(凤祚)”等精通数学,天文的非“御制”人材。那是明朝学界的残留。后来,就彻底没有了。



F:没有人材。似乎也没有“审造器”。如果去参观过北京的古观象台和南京收藏的古天文仪器。就会发现,清朝的观象台竟然还没有一架天文望远镜。清朝的天文学家竟然还不知道天文望远镜?



X:当然知道。明代徐光启在1629年就建议制造天文望远镜,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远镜之后二十年,这是很快的了。康熙也知道望远镜。北京的故宫中就有上百架望远镜,多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备望远镜的扩散。康熙命令传教士不要去做望远镜。望远镜只能是御用,所以,观象台上反而没有望远镜。清宫中的御用的天文仪器比天文观象台上的仪器多得多。整个清朝发表星表都是没有望远镜的实测数据为根据的。那还能不落后?康熙是怕仪器一经拿出宫外,就会有人复制,改进,他就不能垄断了。




F:还有没有其他的垄断证据?



X:代数。不像算术,代数要靠一套符号。符号就是代数的语言。1712年耶稣会士傅圣泽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不懂,他说此新法“可笑”。他下令不准代数新法传播。所以,直到1859年代数符号法才开始在中国流传,那已是150年之后的事了,早已不再是新法。



F:“可笑”一说,是典型的不懂装懂的心理表现。这不奇怪。1949年初,在北京,我初三,被叫去给一个文化补习班上初中代数(当时有很多文化补习班)。一当我用符号讲a=-(-a)时, 班上年龄大的人都不明白,年轻的则易于接受。1712年康熙已经58岁,弄不懂代数符号法,情有可原。不过,我记得康熙还很爱说别人不懂科学。



X:1689年,康熙在南京要捉弄(贬低)大臣李光地。康熙事先问耶稣会士南极老人星出地平几度。见到李光地上朝后,康熙考问他:“可识老人星?” 李光地无以对。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见,在南京就看得见。到了你的老家闽广,连南极星也看得见。” 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闽广,南极星是看不见的。梁任公说,康熙的科学是用来打击他人(李光地随后被降级)的一个工具,一点不错。



F:从代数符号到南极星,证明康熙对近代科学所知也有限,是不是同传教士有关系?



X:有关系。康熙只向传教士学西来的科学,并没有真正开启中西学术交流的大门。中西交流在当时已经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亚欧水陆交通已很发达。前面说过,西方科学文献在明末就能及时地送到中国。当时有些欧洲学者还很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响应。开普勒的Tabulae Rudolphinae于1627年一出版,他立即寄到中国一本。传教士对西学东渐有很大贡献。有些耶稣会士的确是一流的学者。尽管如此,他们也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譬如,他们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一直态度暧昧,可能并不只是学术上的原因。



F:我看到史书上说,直到1760年,耶稣会士才将哥白尼日心说原本地介绍到中国。当然,他们也不会介绍“我的研究不需要上帝”的科学思潮。



X:这个问题可以用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遭遇来说明。现代数理科学的一大特点是有理论体系,任何有价值的论断都应当是可以被证明,或被证伪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体系是证明和证伪方法的一个原型。中国传统科学中没有类似欧式几何的体系。欧州从古代发端到中世纪,也没有这种体系原型。《几何原本》于300 BC在希腊成书,但希腊原本后来失传了。直到1260年,意大利人Campano 才从 《几何原本》的 阿拉伯文译本再翻译到拉丁文。此后,该书对欧洲的科学,宗 教和社会的影响极大。在西方,《几何原本》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几何原本》体系中是没有“上帝”的位置的。中国的第一个《几何原本》译本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在1609年完成的。比欧洲晚了350年。不过,1609也大体是欧洲开始建立科学体系的年代。那时出版中文《几何原本》,尚属及时。可惜,利玛窦和徐光启的版本并没有在中国流传。康熙时代流传的《几何原本》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传教士把其中的公理演绎体系已全被破坏了。即把《几何原本》的精华,对现代科学最有用的启示,都去掉了。



F:有道理。不过,有人说中国传统不喜欢公理演绎体系这一套,可能是《几何原本》的精华在中国不流行的主因。似乎也不尽然。我的许多物理界的老师和朋友都有过对平面几何着迷的经历。严济慈先生告诉我,他的第一本书是《几何证题法》,写于二十岁之前,就因为对几何证明着了迷。我自己也是。直到初二,我的数学只能得60分。初二到初三的暑假,我一看平面几何,似乎一下子就开了窍。一个暑假不但把平面几何教科书中一个学期的题都做完了,而且找了许多其他题来做。按你对《几何原本》的分析,或许可以说,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社会标志,是看欧几里德几何是否像《圣经》(或中国的类似可比的出版物)一样普及了。



说得太远了。回到本题。你在文章一开始引用胡适的话说,明末还是可以的,但清代以降,中西“双方(科学)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你能不能更定量地说一说,康熙一朝,中国的科学到底衰落了多少“道里”?



X:康熙在晚年(1713-1722)主编了100卷的《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53卷,他自认为是,也曾被誉为是当年的数学百科全书。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数学进展主要有,代数符号(1580),对数(1614),计算尺(1620),解析几何(1620),加法机(1642),微积分(1665)。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无此二者,很难明白和应用牛顿力学。然而,“数学百科全书” 《数理精蕴》中竟然完全没有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编撰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两门新发展的数学。明末1630的“大明崇祯历书”虽也落后西方。但还远没有落后到全然不知欧洲最新重要发展的地步。



F:我离开中国快十七年,对“最新重要发展”也陌生。到是常听说有什麽什麽“大帝”,之类显灵于视频之中。好像也有“康熙大帝”。你对这位视频“康熙大帝”,有何评价?



X:哈哈…哈哈…不值一谈,不值一谈。



从康熙的 “窒塞民智”到 “窒塞民智”的再显灵,呜呼!



后记:席泽宗教授的更详尽的论证可见他的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等论文(《古新星新表和科学史探索》,2002)。




闭关自守,不与西方交流,中断了明末高层中央官员与西方科技的交流。




明朝的天启皇帝一直被骂“木匠皇帝”,但是他却开创了中国与西方科技交流的局面,恰恰是他重用利马窦,《几何原本》的翻译都是那时侯进行的。天启皇帝还差点信了***,他在宫中还搞一些小发明。明朝后期的军队2/3的部分都装备了火器,明朝的军队处于和西方军队同步的”冷兵器“向”热兵器“时代发展的转型期。



清朝的康熙皇帝,被后世吹捧的多么的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或许作为他个人娱乐是有的,但他没有像天启皇帝那样应用于国家。估计他还以为那是明朝灭亡的原因呢!



西方发明二进制的科学家莱尼次,在看到西方传教士寄给他的太极八卦图后认为二进制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就发明了(不知斥《周易》误国的杨振宁见此何想),他写信给中国的皇帝康熙,建议中国建立科学院!



不知被后世吹嘘的多么喜好西学的康熙,见此信何态?还会耻笑这个西夷没见识吧?(要是换了天启皇帝或许中国有望那时建立科学院)



康熙年间有个汉人发明了可以连发弹药的火器(可视做现代机关枪的雏形)被地方官员推荐给康熙。结果―― 康熙认为这有悖“弓弩国家根本”之道。这个汉人被流放,这个官员被处分。



新事物的刚刚出现的时候总是不是很强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道理),中国的明朝军队虽然2/3装备了火器,但对于发展的已十分强大冷兵器条件下的八旗军队优势并不明显,加之明朝的军队过于腐败,明朝军队对于这种新式武器缺乏训练(如皇太极绕过袁崇焕防线攻打北京城的时候,据说城上的明军居然不会操作红夷大炮的情况,袁崇焕的军队倒是很精通,可惜被皇太极使了反间计)。清王朝趁着明朝内乱得了天下,居然把自己擅长弓弩骑射看成是得天下的根本原因!



而同时代的西方则处于思想解放,社会大变革,科技文化全面进步的时代,中国明代后期还和他们接轨,同步甚至一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明代有不少思想家,提出过取消国君世袭制,解放妇女的思想.如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


明代有资本主义的萌芽。


明代有发达的海外贸易。


明代的中国海盗经常在东海和南海与西方殖民军队"火并",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海盗让明朝政府招安的。


明朝的余部军队在台湾打败了荷兰军队——郑成功收复台湾。


可见直到明朝末年中国整体还是跟世界同步甚至超前的.



中国的落后在清代。



总之,中国文明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在于清代的扼杀民族想象力,这个责任出在前期的政策失误,而康熙统治六十年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1840年到1949年这一百年里贫穷落后,遭人欺凌。早已没有明朝时尚存的上国威仪,原因何在?可想而知!




本文内容于 2008-8-20 17:29:22 被匈奴大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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