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光辉历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2人,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泰、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另外,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憎。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大会通过的党的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成立时就不是单单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且十分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它的一个重大优点。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等3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党的诞生。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自从有了共产党,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195名党员。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联合全国的一切革命党派,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的政治的独立国家。大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工会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和《关于少年运动的决议案》等。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十年代初,两个突出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一是欧美列强在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严重危机以后,在远东又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的掠夺。二是在列强操纵下,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成为国内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现象。因此,一场变革现状的大革命,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广泛阶层的强烈的共同需要。

但是,要实现这种愿望是异常艰难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势力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少数人的孤军奋斗或分散的各自为战都难以把它们打倒。正是从这种情况出发,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在几经挫折后,那时并没有多少实力,并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点:一是这个党在中国社会上还是有威信的。二是这个党已经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块可贵的革命根据地。三是孙中山几经挫折,深感国民党已日趋腐败,真诚欢迎共产党同他合作,欢迎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考虑同国民党合作,是很自然的。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

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当时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形式。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前进,都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做,使中共有可能更有力地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的革新,推动在它影响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革命;这样做还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从而使国民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新的生命;也有利于共产党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的天地中接受锻炼,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随着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对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以回答。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它有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在于:一是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历史经验后,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这表明,党在这时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四大的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举行。这时,党员人数比北伐战争前有了很大增长,已近5.8万人。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党期待着这次大会能清醒地判断当前局势,回答人们最焦虑的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问题。可是,这次大会没有能满足全党的期望。它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这些在当时都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它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已叛变,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在以后导致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行动。它又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政府看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好像这是很可靠的联盟,这就导致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采取右的迁就主义政策,并且对他们可能的背叛丧失警觉,不先作相应的准备。大会提出“土地革命”的要求是正确的,但由于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是先取得汪清卫等的同意,又使这个主张成为一句无法实行的空话。对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大会连谈也没有谈。在局势如此危迫、全党正期待着采取挽救革命的紧急措施时,谈论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更是空泛而不切实际的。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可是拿不出纠正这样错误的任何办法,并且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却徒然丧失时机,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苏联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它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针对当时不少党员认为资产阶级既然已经退出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大会指出:应该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判断在当时是解答了党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大会作了正确的结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并且指明: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大会的决议在全党传达贯彻后,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作用。

六大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推举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把向忠发选为党的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受到当时共产国际选拔干部时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事实上,向忠发没有能力在中央起主导作用,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大会的缺点主要是对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的领导作用”;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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