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主席家中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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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文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他是文天祥的二十叁代孙,是毛泽东的表弟。他曾是共产党的高官,又做到了国民党中将。 2001年夏,九十四岁高龄的文强一点一点地对我讲着他的故事。开始的几次是坐着讲,后来,他坐不住了,躺在床上侧着身讲,再后来,他躺在床上开始辗转,显得很不舒服。2001年8月25日星期六,文老对我说:“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你辛苦了,明天再来,欢迎欢迎。”孰料,当天下午,文老不吃不喝,连药也无法吞咽。周一,住进了北京同仁医院。同年10月22日下午4点半,文老乘鹤归去。 我的姑母

文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他是文天祥的二十叁代孙,是毛泽东的表弟。他曾是共产党的高官,又做到了国民党中将。


2001年夏,九十四岁高龄的文强一点一点地对我讲着他的故事。开始的几次是坐着讲,后来,他坐不住了,躺在床上侧着身讲,再后来,他躺在床上开始辗转,显得很不舒服。2001年8月25日星期六,文老对我说:“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你辛苦了,明天再来,欢迎欢迎。”孰料,当天下午,文老不吃不喝,连药也无法吞咽。周一,住进了北京同仁医院。同年10月22日下午4点半,文老乘鹤归去。


我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我的表哥毛泽东家里兄弟姐妹很多,有十个,夭折了七个,只剩下他和毛泽民、毛泽覃。毛泽东比我大九岁,我叫他“毛大哥”,毛泽覃是我的挚友,比我大两岁,我叫他“毛老弟”。1924年,我已经考上了徐特立任校长的湖南艺术专科学校,过了没多久,湖南负责学生运动的夏曦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于是我决定去投考黄埔军校。听说我要去投考黄埔军校,毛泽覃羡慕极了,他对我说:“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没有路费呀。”我说:“问毛大哥要点钱吧。 ”他很丧气:“他一个小学教员,钱也不多。”我一拍胸脯对“毛老弟”说:“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


1925年,我们几个青年组成了一个投考黄埔的小组,溯南第一师范毕业的陈年达是组长(陈年达后来当了国民党酌军长),我是副组长。陈年达听说我要把毛泽覃也带去,不同意:“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他呀:我说:“考黄埔是好事呀,他的路费我负责。”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去投考黄埔军校。


到了上海海关一看,糟糕!海上有风暴,封关了。我们带的路费很少,又赶上个封 关,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大家急得要命。毛泽覃对我讲:“我跟着你,已经花了你很多钱了,现在又封关了,怎么办呢?”


陈年达也急急地对我讲:“老文哪,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现在封关了,我们的伙食钱只够叁天,怎么办呢?”我说:“你是组长,打电报回湖南,向共青团要钱嘛。”湖南的电报来了:“一切费用自理。”原来共青团也没有钱。


这一下,陈年达急得不得了。晚上,我把陈年达偷偷叫来:“哎,你摸摸我这个棉衣,看有个什么东西?”他一摸:“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像个硬的圈圈啊?”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叫我备而不用。我爸娶她叭给了她一对金镯子,这次我考黄埔,她脱下一个镯子给我缝在棉衣里。我妈对我讲,这个金圈子相当于─两黄金。”陈年达高兴坏了!我们拿着金镯子跑到上海金店去问,说是值一-百块响洋钱。我们便卖掉了金镯子,筹齐了到广东的路费,多余的钱作公费、


封关八天,终于开关了。船经过厦门时,我在甲板上远远地望着鼓浪屿,望着天文台,突然,有人在我衣服上一揪,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毛大哥!“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他手抓着我,小声说:“你说话声音小一些,我们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统治的地方。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毛大哥上下打量着我,当时我穿着湖南艺术专科学校的校服,衣领上有两个铜字“艺专”,白色的哔叽帽子上插着─-柄小铜宝剑。毛大哥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帽子上还有什么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意了!你看人家都在注意你,都在看着你。”他说:“你这个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 ”


我觉得毛大哥的意见很有道理,就把帽子摘下来,要往海里扔。毛大哥一下子把帽子抢过来,说:“幼稚的行动!你把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回去放在你箱子里面嘛。”


我笑了:“也对。”那时我才十九岁。


我又问毛大哥:“我在这个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


“我们住在上面的房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他又说,“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化元,也都是代表,他们也在这条船上。我这是打着国民党的牌子,当代表去出席会议。”


我问:“你弟也来了,在下面的统舱,要不要叫他上来?”


他说:“穿得像叫花子样,不要上来:,” ...“哎,他现在跟我穿得一样,不是叫花子样啦。”


毛大哥显得有些吃惊:“钱哪里来的呀?是你拿出来的?”


到了广州,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孙中山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交给了毛泽东。我也以第叁名的成绩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可惜的是,毛泽覃没有考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找毛大哥去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开学的那一天,我们团员集中起来,升为党员,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我们坐在凳子上,陈年达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你认识吧?”我说:“我不认识。”陈年达说:“他是共产党广东的负责人周恩来,就是我们的介绍人和今天的领誓人。”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李大钊的侄子)等编在同班同宿舍。我是班长。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没有按照规定把枪上交,而且,枪里还有一颗子弹。吃完晚饭,大家洗洗澡,上床休息了。我看见林彪翻来覆去地睡不好,接着──看见他的手在枕头下面摸枪!我这个班长要管事呀,可是,我又不敢管,怕同学们说我为什么人家都睡着了你还没睡。猛然间,“啪”一声枪响!枪声在寂静的夜晚格外刺 耳。


执行官拿着手电筒一下子跑进来,急问:“文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枪?”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支吾吾吾地说:“我没有看到谁打枪,我 没有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下面去摸。”执行官很有经验,走到林彪睡的下铺,在枕头下面一摸,有枪!把枪拿起 来一闻,还有火药味呢,再用手电筒往地下一照,子弹壳还在那里!“林彪,枪是你打的?怎么回事?你怎么不说话?”林彪低着头小声说:“我下操的时候,没把枪交回去,我睡不着觉,老记得有这么回事,我一摸枪,就打了这一枪。”“ 你自己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执行官非常生气。


执行官一看,上铺的枕头被打了一个大洞。再一看,上铺的人呢?执行官喊:“这个位置不是林为州的吗?人到哪里去了?”正在喊的时候,林为州拿着一个杯子跑进来了。执行官问:“你干什么去厂?”林为州说:“我喝水去了。”“哎呀── ”执行官松了一口气:“你命大,你要是睡在这里呀,这一枪就把你打死啦!”(解放天津时,林为州是国民党守备天津的军长,中将)执行官说:“好了,大家睡觉,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执行官一走。林彪的火“腾”地就起来了,捏起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我一听,就说:“林彪,不要骂人呀。我怎么落井下石?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枪,我只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石呢?”


林彪说:“你还要说?我揍你!”林彪越说越激动,跑到我的铺前。我说:“林彪啊,你要是跟我打架,我估计你叁个也打不了我一个,来打吧!”林彪一巴掌抡上 来!打得我的火也起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掀到上铺去!大家也起来帮我的忙。


林彪不搭理我了。那时,我们不到二十岁嘛。经过考试整编,林彪考取了步科,我考取了政治科。


后来,我跟着周恩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当时,我是少校连长兼党的组织委员。起义失败了,我问周恩来怎么办?他说,到潮州去,那里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 我们带着部队赶往潮州,路过会昌时,与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场遭遇战,钱大钧部队很快就缩回去了。部队休息时,我坐在路边到处看,心想,上面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追击啊?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到没有?林彪在路边。”


“咦,林彪在这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去见见他。”我跑厂过去。林彪背对着我,不知道我站在他身后。有人对林彪说:“你看你背后是什么人呀?”他回过身来一看──我看他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嘛。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他望着我笑了笑,举起手给我敬了一个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啊,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找说:“不管是什么官阶,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哈哈地笑了起来。


我到潮州看朱德的时候,又遇到了林彪。他说:“老文啊,咱们又见面啦,我招待你吃点东西吧。”我说:“你也不要招待我,我也不招待你,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要通过叁河坝,另有任务。”这次分手后,我和林彪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我做了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负责二十叁个县。1931年,党内出了问题。我约从苏联回来的省委代理书记罗世文到一个茶馆里,我问:“我那二十叁个县许多最优秀的党员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罗世文一拍桌子:“这个事 情不能说,一说我也犯错误。你是二十叁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执行铁的纪律!” 我也一拍桌子:“狗屁!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你是省委书记,我是省委常委,说说话又怎么样啊?”他说:“这是列宁定的铁的纪律。”我说:“什列宁不列宁,搞得党内这样做啥呀?岂有此理嘛!”


我们两个人在茶馆吵了起来。怕茶客们听到了暴露身份,我起身去付了茶钱,回来对罗世文说:“罗世文啊,我把茶钱付了,我们到城墙上去谈。”


我拉着罗世文上了城墙,罗世文心里怀疑我要对付他,说:“你是黄埔学生,是搞军事工作的,你想对我怎么样呢?”我说:“你搞错了,你是省委书记,是最高领导,我把事情搞清楚,我就回去,没有什么意思要对付你。”


他说:“这样吧,我老实告诉你,要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党内有个张国焘,他执行王明路线,好多地方都把党员搞掉了。像你我这样的,也很危险.你的家庭 是大地主大官僚,迟早要被清洗。你要小心哪,我告诉你,我们党是铁的纪律”


他一说铁的纪律,我就火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什么家庭出身?马克思 的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呢。”我骂他“你连共产党起码的一点知识都没有。”


那时,我们的领导机关设在重庆,我的妻子是四川省委妇女部部长,住在重庆机关。当晚,我赶到重庆找到妻子,她看我脸色不对,就问:“你跟罗世文谈什么了?”我说:“谈得很不好.现在党要执行铁的纪律,我忧心忡忡。”


妻子说:“我看你找罗世文,是自己找麻烦。据我了解,我们还没有被列入黑名单,过两天再说吧。”


我哪里睡得下啊,坐在那里想。我对妻子说:“再过几天哪,就把我变成鬼了,把你也变成鬼了,要赶快走!”我决定当天晚上就离开重庆,妻子同意了,说:“ 如果不走,没有好结果。”


我说:“那就这样吧,我们到上海找周恩来,向周恩来说明我们这里的情况。”妻子说:“你找周恩来,我去找杨尚昆。”“你跟杨尚昆有什么关系啊?”我问。


她说:“杨尚昆中学没有毕业,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了,是我帮的他。”


我说:“我们走得光明磊落。找到周恩来,找到杨尚昆,向他们申诉,可能还有挽救的余地。”临走前,我给罗世文留下一封信:“罗世文,我们离开四川了,去找周恩来,去找杨尚昆。罗世文,Good─by。”


我们一路坎坷,来到上海,按照联系地点,找到了周恩来的住处。我们隔着门听到里面说话的声音,可是一敲门,不但不开门,就连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了。我们叁番五次地去敲门,去在门外喊,可是,大门依旧紧闭。终于,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中,从门缝中塞出一个字条,上面写有一个字“苏”。“是让我们到苏联!”我说。


妻子接过字条,沉默好久说:“还有一个解释,到苏区去。”


苏联?苏区?到底到哪里去?我们如何申诉四川二十叁个县的情况?捏着字条,我们失望了。妻子说:“慢慢再找吧。”我和妻子抱头痛哭。


看着急得不行的妻子,我说:“这样吧,我们回湖南老家!”


文强带着妻子在万般无奈之中回到了湖南老家,从此,结束了在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在老家,他做了六七年的记者,办起了湖南最大的新闻中心,因为执笔一篇抗日社论,被国民党省主席何键逼出了湖南。他在西子湖上巧遇国民党总参谋长程潜,程潜力约他到国民党做上校参谋。他对程潜说:先到黄埔同学家去看看,再去报到不迟。到了黄埔同学家,


同学介绍他认识了一个人──戴笠。敌不过戴笠的诱迫,开始了他在戴笠手下任职的生涯。后来,文强官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抗日有功。胡宗南上书蒋介石,力荐文强为中将,四十岁那年,他成为年轻的中将。解放战争期间,他任杜聿明的副总参谋长。淮海大战中,杜聿明委任他做代总参谋长后便逃之夭夭,当整个参谋部只剩九个人时,他被解放军的小战士俘虏。


作为战犯,他被关了二十六年,出来时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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